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加緊侵略華北，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態度激起了中國國內許多人士的不滿，這給正遭到圍剿而長征的中國共產黨帶來了擴大影響力的機會。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共產黨的宣傳領導下，針對日本即將設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展開了大遊行。上萬名學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號，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一二九運動的大部分骨幹後來成爲中共和解放軍的新生力量，包括黃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
同年底中共中央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決定按照共產國際在西班牙的活動，以建立統一戰線爲方式抵禦法西斯國家的侵襲。中共開始拋棄左傾的關門主義，主動和合圍陝北根據地的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楊虎城部磋商結成抗日反蔣的軍事同盟。並藉助各種渠道與國民黨中央試探妥協的可能性。
但蔣中正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並調遣撤回關內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繼續圍攻共產黨在陝北的革命根據地，在此情況下，張學良及西北軍將領楊虎城決定接受共產黨的聯合抗日反蔣主張。1936年12月，蔣中正親自來到西安“督戰”，12月12日，張、楊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對蔣中正實施“兵諫”。共產黨聞訊後欣喜若狂，誓言將能一舉清償上海反共清黨的血債;不料張學良在看了蔣介石日記後深感愧疚無意殺蔣，斯大林亦發來電報，強硬要求釋放蔣介石，最後中國共產黨不得不依蘇俄指示，與國民黨間和平協商解決問題，共產黨後來也轉變了看法，國共兩黨也達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協定，成爲日後影響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關鍵因素之一。
西安事變後，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的三位一體聯盟自願被蔣中正收編瓦解。張學良被扣押，楊虎城被迫出國，東北軍被調往蘭州、河南、安徽等處，被完全拆散。紅軍從陝北南下，佔領了西安附近地區。周恩來、葉劍英、博古代表共產黨開始和國民黨展開關於合作的談判。大批在十年內戰期間被關押的共產黨政治犯被釋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鑄。中共中央派遣劉少奇到天津指導中共北方局工作，劉少奇很快打開了華北地區的統戰局面，號召平津學生支持宋哲元抗日。
聲勢浩大的羣衆性抗日救亡運動高潮，衝擊着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引起國民黨內各派系之間矛盾的激化。中國開始了局部抗戰。一二九運動促進了民衆的覺醒掀起了全國抗日的救亡運動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