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亞戰爭》是英國歷史學家、俄羅斯歷史專家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的第六部作品，出版於《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之後。在這部作品中，費吉斯將目光轉向了這場似乎已被人遺忘的戰爭。在公衆記憶中，這場發生在19世紀中葉的戰爭，早已被兩場世界大戰所掩蓋了。然而，克里米亞戰爭無論是對英國社會和歐洲格局，或是對俄羅斯和土耳其的現代化進程，都有着深遠的影響，甚至在當今發生在歐亞地區的許多衝突中，都可以看到這場160多年前戰爭的影子。
克里米亞戰爭，在當時的政治宗教環境中，可以說是一場相當奇怪的戰爭。費吉斯在本書中指出，許多歷史學家在研究這場戰爭時，集中關注地緣政治、帝國紛爭、民族主義興起等方面，卻往往忽略了衝突過程中宗教因素所起的作用。19世紀時，歐洲的基督教國家與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已經打了幾百年的仗，是不共戴天的仇敵。然而在這場戰爭中，天主教國家法國和奧地利，聯合新教國家英國，與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攜手，共同對抗東正教國家俄羅斯，這在過去是難以想象的。俄羅斯一直以東正教領袖自居，認爲自己擁有上天賦予的神聖宗教使命，要把巴爾幹地區同樣信奉東正教的斯拉夫人從奧斯曼帝國手中“解放”出來。而在歐洲列強看來，雖然同屬基督教家庭，一個野蠻、不開化、具有擴張性的俄羅斯所帶來的威脅，甚至超過了已是奄奄一息的奧斯曼帝國。
2014年發生在克里米亞的衝突，顯示出160多年前克里米亞戰爭中的一些關鍵因素，在當今依然在起作用。在歐洲和美國看來，21世紀的俄羅斯是一個具有擴張性的民族，還未擺脫其“野蠻“和不可理喻的特性，必須對其進行遏制，這一觀點和克里米亞戰爭時期歐洲對俄羅斯的認識驚人地相似。對於俄羅斯來說，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讓他們覺得被同屬基督教大家庭的西方列強背叛，這其中深深的傷害和敵意，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和蘇聯解體之後，依然存在。雖然東正教已不再擁有無上的權威，但是，在列強環伺下重現帝國昔日光輝的願景，對一些俄羅斯人來說依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克里米亞半島本身，除了其戰略位置外，還與俄羅斯的歷史息息相關。費吉斯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強調，對俄羅斯人來說，克里米亞是一塊聖地。根據俄羅斯編年史記載，古代羅斯人的領袖、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Vladimir)就是在公元988年在克里米亞南岸的赫爾鬆涅索斯(Khersonesos)、也就是現代的塞瓦斯托波爾(Sebastopol)城外接受洗禮，從而帶領基輔羅斯人接受了東正教的。而塞瓦斯托波爾正是克里米亞戰爭的焦點，在經過了長達一年的圍困之後，英法聯軍終於攻陷了這座城市。然而俄羅斯對此戰的詮釋卻截然不同，塞瓦斯托波爾的堅守和失陷被塑造成不屈不撓的俄羅斯精神的體現，在俄羅斯國家身份認同上有着重要意義。前蘇聯解體之後烏克蘭轉向西方，在一些俄羅斯人看來，這就是西方國家再次奪走塞瓦斯托波爾，遏制俄羅斯的圖謀。對他們來說，奪回克里米亞，不僅是爲了軍事利益，更有強烈的政治和宗教動機。
《克里米亞戰爭》作者費吉斯的文筆出色，在本書序言的短短几頁間，作者就描繪了出這場戰爭在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留下的印跡以及對後世的巨大影響，同時還勾勒出克里米亞戰爭本身的獨特之處：這是最後一場依然遵從“騎士精神”、交戰雙方會在戰鬥間隙停火以便各自處理死傷者的大型戰爭;這又是一場真正意義的現代戰爭，各種新技術例如新型來福槍、電報、蒸汽機船、火車等紛紛投入用於軍事用途，改變了戰爭格局;對英法兩國來說，這還是第一場官方政策被公衆輿論左右的大戰，在出版自由的英國，第一次出現了戰地記者這一職業，記者在前方用電報發回的戰場報道，大大影響了公衆對戰爭的看法。費吉斯憑藉清晰流暢的文筆，把複雜的情況講得簡明生動，書中引用大量參與各方的敘述，大部分來自當事人的回憶錄、書信、記者報道等第一手材料，與作者的敘事編織起來，給予讀者身臨其境之感，卻並沒有因此影響敘述的流暢。
同樣令人佩服的是作者致力採取的中立立場和對各方史料的尊重。作爲一本由一位英國曆史學家創作的英文作品，書中不免會引用較多的英語史料、英國方面的視點。但是費吉斯非常注重資料的全面，蒐集了大量法國、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方面的文獻，他本人也以這一點爲自豪。在本書序言中，他特別提到作爲一名作家，沒有其他人比托爾斯泰更能提供俄羅斯人的視角了，其《塞瓦斯托波爾速寫》和從前線寄回的家信，既有對戰場實況栩栩如生的描述，又爲讀者瞭解俄羅斯知識分子對這場戰爭的思考打開了一扇窗口。
在尊重各方史料的基礎上，費吉斯在分析闡述時局發展、公衆心態、各方動機、決策過程時，儘量做到平衡。按照他的分析，克里米亞戰爭緣起於巴勒斯坦。19世紀時這裏是奧斯曼帝國的屬地，但是兩座被基督教徒視爲聖地的教堂：伯利恆的聖誕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和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都是由基督教教士控制的。問題在於教士們分爲兩派：由法國支持的拉丁人和由俄羅斯支持的希臘人教士，雙方各以自己爲正統，長期以來爲誰是聖地的真正守護者這一問題爭得不可開交，最終導致兩派的後臺捲入了一場直接對抗。而交戰的每一方在上戰場時，都認爲自己別無選擇，只能發動這場捍衛信仰的正義之戰，而上帝在自己一邊。費吉斯把各方世界觀的差別、看問題的侷限性、自以爲是的天賦使命感梳理得非常清楚，對各方行爲動機進行剖析、做出指責時亦毫不留情。
從一些細節上能夠看出作者是如何努力站在一個全面客觀的位置上的。《克里米亞戰爭》中有相當篇幅提到在這場戰爭中一舉成名的南丁格爾，講述她在改善軍隊醫院管理和衛生條件上做出的重要貢獻。雖然她推行的護理原則並非她的發明，許多已經在法軍醫院貫徹實行，但是她個性強烈，手中又掌握着資金，能夠克服阻力並堅定有效地推廣醫院管理改革。不過她的改革成果被誇大，成了一套脫離事實的神話。而且儘管她做出了很多努力，英軍醫院的死亡率依然急劇上升，原因是醫院修建在一座污水池上，飲用水因下水道滲漏受到嚴重污染，然而南丁格爾卻沒有意識到這一危險，她一直以爲感染是由受污染的霧氣造成的。對於另一位近幾年來被一些人推崇爲“現代護士先驅”的瑪麗·西科爾(Mary Seacole)，《克里米亞戰爭》也有提及，但是把她的參與歸類於戰爭期間具有冒險精神和創意的商業行爲，同時還指出她的主要客戶是英軍軍官，所以在改善英軍普通士兵飲食質量上，西科爾和其他商販的貢獻，遠遠比不上著名廚師亞歷克西斯·索耶(Alexis Soyer)。索耶在克里米亞英軍中建立了戰地食堂集中供餐制度，併爲軍隊設計了野戰爐，這種設備直到20世紀下半葉還在使用。
南丁格爾
在費吉斯看來，爲戰地救護做出最大貢獻的人士並非來自英法兩國，而是俄羅斯醫生尼古拉·皮羅戈夫(Nikolai Pirogov)。他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就採用了一套有效的戰地醫院手術管理系統，而其他國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纔有類似舉措。與英法聯軍相比，俄羅斯軍隊遭受的損失更大，醫療條件更爲落後，戰地醫院根本無法應付大批傷員。皮羅戈夫爲此創建了一個傷員分流系統，最大程度地救治仍有希望救活的傷員，同時積極使用麻醉術，大大提高了外科手術的效率。他還採取措施防止手術後感染，並且對護士的作用也極爲重視。在他領導下，俄軍醫院內傷員存活率遠遠高於英軍和法軍醫院。儘管如此，他的名字在俄羅斯以外卻很少有人知道。
作爲一部軍事歷史題材作品，《克里米亞戰爭》中有着大量戰爭場面描寫，但同時非常注重衝突爆發的前因後果。本書一開篇作者就聲明將會花上許多篇幅講述這場戰爭的起源、俄羅斯與西方列強在奧斯曼帝國問題上的衝突、英法兩國國內政治和公衆輿論對決策的影響等等，因此要到第5章戰鬥才真正打響。克里米亞戰爭中有不少著名戰役，在本書中都得以展現：阿爾馬(Alma)戰役是英法聯軍與俄羅斯軍隊之間的第一場大戰，因爲聯軍士兵自發找到了發揮來福槍威力的辦法而改變了作戰方式;在巴拉克拉瓦(Balaklava)戰役期間，發生了著名的英軍“輕騎兵衝鋒”和蘇格蘭高地師“一條細紅線”(a thin red line)阻擋俄羅斯騎兵衝鋒的故事;在對塞瓦斯托波爾進行了近8個月的圍困後，英法聯軍終於開始強攻城堡，犧牲了大量士兵——那句著名的“雄獅卻被驢子指揮”(lions led by donkeys)的話就是源自此役，而不是普遍認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些戰役過程相當複雜，而且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流行着不少錯誤的說法，例如大部分人對“輕騎兵衝鋒”的理解，是來自於英國詩人丁尼生(Tennyson)的同名詩歌，然而這首詩其實是出於詩人對戰場情況的想象，而且缺乏對前因後果的解釋分析。費吉斯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試圖做到儘量還原歷史的真實，糾正過去出版物中的錯誤、誇張、片面和孤立的理解，其中對俄羅斯方面文獻的引用，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
費吉斯生動的文筆在描寫戰爭場面時得到了充分體現。通過他的描述，讀者首先能夠獲得對戰場全景的清楚認識。然後，對於每一個重要軍事行動，他都採用了第三者角度敘事和親歷者回憶交織的寫法，令讀者身如其境，感受戰事的緊張激烈以及雙方鏖戰的慘烈。書中還爲一些關鍵戰役提供了戰場形勢配圖，在閱讀時非常有用。對於一些歷史疑團，例如關於英軍“輕騎兵衝鋒”的責任與後果，作者還特別分析各種說法的可信度，引導讀者做出自己的判斷。
難得的是，作者並非將戰鬥當作一個機械的過程來解釋，時刻強調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每一個戰士，不管爲哪方而戰，同時也都是兒子、兄弟或父親。他花了許多筆墨描述大戰前夕戰士們的緊張、期待和惶恐，以及硝煙過後雙方死傷者面臨的悲慘處境。在他的筆下，克里米亞戰爭的傷亡人數，不再是一個個冰冷的數字。
《克里米亞戰爭》史料豐富，作者的文筆清晰流暢，閱讀本書是一種享受。歷史不是簡單的重複，但是瞭解歷史，無疑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今天。《克里米亞戰爭》就是這麼一部可以幫助我們做到這一點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