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意大利共和國是一個由亞平寧半島、西西里島和撒丁島共同組成的國家，不過這個國家誕生的歷史卻並不久遠，直到1861年，意大利王國才初現雛形。“意大利”(Italia)一詞來源於上古時代，在當時，今天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利亞地區被人們稱爲“威大利亞”(Vitalia)，意爲“小牛犢成長的樂園”。後來這個詞的詞頭字母“V”在傳播過程中逐漸被省略，於是就形成了“Italia”這個詞，翻譯成中文就是“意大利亞”。到了公元前6世紀的時候，新興的羅馬共和國用“意大利”爲整個亞平寧半島命名，自此，“意大利”逐漸成爲世人所熟知的地理概念。
由於教會權力過於強大(羅馬是教廷的所在地)，意大利地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都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世俗權力核心，這就從根本上阻礙了意大利本土走向統一的歷史進程。另外，因爲意大利位於“四戰之地”，經常成爲歐陸各派強權爭奪角逐的戰場，這使得意大利缺乏實現統一的外在環境，從而也在客觀上造就了意大利的分裂局面。在內外原因的共同作用之下，意大利在中世紀的漫長歲月裏，一直處在四分五裂的“碎片化”狀態之中。
18世紀以來，隨着啓蒙思想的廣泛傳播，特別是拿破崙戰爭所帶來的民族主義思潮的滌盪與衝擊，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識開始廣泛甦醒，追求統一與富強成爲意大利人共同的民族訴求和心靈期盼。但彼時意大利的統一之路可謂困難重重、遙遙無期。一方面，意大利境內邦國林立，教權強大;另一方面，法國和奧地利這兩大強鄰都對分裂的意大利虎視眈眈、垂涎欲滴。但這種看似無解的困局卻因千里之外的一場國際戰爭而打開了局面，這場戰爭就是英、法、土與沙俄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它爲意大利的統一提供了極爲難得的外部環境機遇。
1853年，爲爭奪多瑙河下游的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這兩個公國的控制權，土耳其與沙皇俄國之間爆發了戰爭。開戰初期，由於雙方在軍事實力上存在着差距，處於弱勢的土耳其一方在交戰中連戰連敗，特別是在錫諾普之戰中，土耳其海軍遭到了沙俄黑海艦隊的毀滅性打擊。
眼見土耳其旦夕難保，英、法兩國出於遏制沙俄勢力擴張的共同目的，決定聯手加入戰團。1854年初，沙俄與英、法正式彼此宣戰，至此，沙俄與土耳其之間的區域性戰爭正式演變爲一場大規模的國際戰爭。由於交戰雙方爭奪的主要是沙俄在克里米亞半島的重要軍港塞瓦斯托波爾，所以這場也被稱爲克里米亞戰爭。由於塞瓦斯托波爾城高壘堅，加之守軍作戰極爲頑強，英、法聯軍一時難以取得實質性突破，戰爭隨之陷入僵持狀態。
爲了早日打破僵局，同時也爲了擴大己方陣營的實力，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在徵得英國同意之後，派出特使赴都靈，力勸撒丁王國(當時意大利最強大的邦國)參戰。撒丁首相加富爾認識到，參加此戰將給撒丁王國統一意大利帶來重大的外交機遇，遂決定正式參與到英、法、土耳其一方共同對沙俄作戰。
1855年1月26日，15000名撒丁軍人從國內出發，奔赴克里米亞前線參加對俄軍事行動。較之於其他參戰國，身爲蕞爾小邦的撒丁王國雖然出兵甚少，但卻通過此戰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國際地位，並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其與英、法這兩個歐洲大國的邦交。1855年9月，英、法、土耳其、撒丁聯軍在付出重大代價之後攻佔了塞瓦斯托波爾，至此沙俄的失敗已成定局。在此之後，交戰雙方間的戰事漸趨平息，各國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了外交戰場上的爭鬥中。
作爲當時最有實力統一意大利的邦國，撒丁王國在戰後和會上的訴求是孤立宿敵奧地利，並爭取其他大國對意大利統一的同情和支持。由於判斷失誤和認知偏差，加富爾在戰時和戰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一直奉行“營壘外交”路線，即將歐洲各主要大國劃分爲“自由陣營”和“專制陣營”兩個涇渭分明的集團：前者主要由英、法組成;後者則由俄、奧組成。根據這一判斷，既然意大利統一的最主要障礙來自於“專制陣營”的奧地利，那麼撒丁王國就應該依託“自由陣營”的英、法兩國支持，達成將奧地利的勢力從意大利驅逐出去的目標。在加富爾看來，奧、俄兩國都屬於“專制陣營”，如能重創沙俄，則奧地利必然會在俄國動盪的波及下而受到影響，爲意大利的統一除去一大勁敵。
這種以“意識形態”論親疏、定輸贏的想法，雖然在今天看來顯得頗爲幼稚，但在當時卻是加富爾外交理念的重要立足點。因此，當英國鼓吹在攻取塞瓦斯托波爾的基礎上繼續深入俄境作戰時，加富爾立即表現出了積極支持的態度，大有一副緊隨英、法同沙俄打到底的架勢。但是無情的現實很快便粉碎了他的迷夢。由於深入俄國境內作戰需要法國陸軍的參與，而英國又拒絕了法國在北意大利擴張勢力的要求，於是英法兩國之間產生了裂痕。
戰敗的沙俄見到英法之間出現嫌隙，馬上見縫插針，先是同法國進行祕密外交接觸，以求進一步離間英、法，隨後又做出了向盟國正式求和的決定，以求在未來的和會中通過與法國的合作將戰爭損失降到最低。加富爾起初曾不相信“自由陣營”與“專制陣營”之間會達成妥協，並通過外交渠道力勸法國繼續參加對俄戰爭。但形勢比人強，由於各主要參戰國均表示願意參加停戰談判，因此戰爭已不可能再繼續進行下去。1856年2月1日，克里米亞戰爭的各主要交戰國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簽署議定書，並決定於2月25日在巴黎召開戰後和平會議。這樣一來，由於加富爾先前一直在鼓吹繼續進行對俄戰爭，撒丁王國在戰後外交中一度處於被動和尷尬的境地之中。
不過加富爾畢竟是一位機智精明的政治家，看到基於“意識形態”的“營壘外交”破產之後，他馬上決定改弦更張，同歐洲列強展開新一輪的外交博弈。由於害怕沙俄在多瑙河下游地區的強勢擴張損害自身利益，奧地利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曾積極反俄，從而使自1815年維也納會議以來的俄奧同盟關係徹底破裂。在戰後舉行的巴黎和平會議中，沙俄出於維護國家利益和反擊奧地利背盟行爲的目的，遂採取了拉攏法國，適度滿足英國要求，同時堅決打擊奧地利的外交舉措。在這個過程中，撒丁王國也成爲了沙俄的拉攏目標，因爲沙俄可以通過支持撒丁王國來削弱奧地利的勢力。與此同時，爲了將奧地利的勢力從北意大利驅逐出去，法國也採取了親近撒丁王國的政策，在拿破崙三世看來，在與奧地利爭奪北意大利控制權的鬥爭中，撒丁王國是一個可資利用的夥伴。另外，通過在波蘭和意大利問題上的利益交換，俄、法兩國在和會中進一步達成了默契，這就爲接下來撒丁王國與俄、法間的新合作鋪平了道路。
1856年2月26日，加富爾與沙俄外交代表奧加洛夫進行了首輪磋商，後者在加富爾面前對奧地利進行了激烈抨擊，併爲過去因照顧奧地利而未與撒丁王國建交深表悔恨。這次會談使加富爾收穫良多，此後撒丁王國與沙俄的關係迅速升溫，1856年夏，撒丁與沙俄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另一方面，由於奧地利這個共同敵人的存在，撒丁與法國的關係也在加富爾的運籌下得到了快速發展。1856年4月8日，加富爾在巴黎和平會議上針對奧地利發表了言辭激烈的講話，和會主席、法國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不僅對加富爾的講話持默許態度，並且還將這篇講話列入了會議記錄之中。該舉動表明，此時的法國已對撒丁王國的反奧訴求採取了公開支持的態度。
當然，在與法、俄兩國建立良好關係的同時，加富爾也十分渴望拉近與傳統友邦英國的關係。但由於對法、俄接近持警惕態度，英國決定站在奧地利一邊，以防止法、俄接近破壞歐洲大陸的均勢格局。因此英國不希望撒丁王國驅逐奧地利的在意勢力，時任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甚至規勸加富爾改善與奧地利的邦交關係。英國的親奧態度讓加富爾感到既無奈又失望，他在給撒丁王國駐英大使的信中指出：“英國背棄了自由主義的事業，成了奧地利私慾的工具。”雖然如此，在先前“營壘外交”的挫折中日漸成熟起來的加富爾並未採取與英國爲敵的政策，他依舊與英國維持着友善的關係，以求英國能在未來撒丁王國與奧地利衝突時保持中立。此後的事態發展證明，加富爾的這一努力基本達到了目的。
克里米亞戰爭是19世紀中期改變歐洲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爲意大利實現國家統一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助力。在這場戰爭中，最有實力統一意大利的撒丁王國將法、俄爭取到了反奧陣營之中，從而使奧地利這個意大利統一之路上最大的絆腳石處在空前孤立的狀態之中，這就爲日後撒丁王國統一整個意大利創造了良好的開局。
此後，在1859年的反奧戰爭中，撒丁與法國聯軍力挫奧地利軍隊，撒丁王國乘勝收復了除威尼斯以外的北意大利地區。1860年，意大利傳奇英雄加里波第率領“紅衫軍”南下攻滅了兩西西里王國，隨後南意大利地區也併入撒丁王國。撒丁王國隨即於1861年正式改名爲意大利王國。1866年，意大利與普魯士結盟，利用普魯士擊敗奧地利的機會，收復了威尼斯。1870年，意大利又利用法國被普魯士打敗的機會拿下了羅馬，教皇被迫退居梵蒂岡。一個統一的意大利王國自此正式形成。
今天再來回溯這段歷史可以發現，克里米亞戰爭的起因雖與意大利毫不相干，但卻在不經意間爲意大利的統一創造了重要的歷史機遇，這或許也可以被看作是“蝴蝶效應”在國際政治中起作用的一個典型的例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