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主義和普拉斯概述
女性主義是20世紀廣泛興起的在政治、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反抗男權、爭取女性自由的運動。長期受壓抑的狀態使廣大女性在這場運動中奮力尋找自己的聲音和身份，逐漸改變性別弱勢的狀況。這一運動的興起，相伴着女性文學的興起和繁盛。一大批文學巨擘先後涌現，一方面波伏娃，弗裏丹等文學理論家已在文學史冊上永綻光輝，另一方面，大量的女性作家和她們的文學作品也讓人們更深刻地認識、理解甚至改變女性的生存狀態。
普拉斯的詩屬自白詩一列，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的一種後現代主義詩歌流派。當普拉斯於1960年出版的第一部詩集《巨像及其他》時，讀者和評論界反響並非十分熱烈。到了1965年即她自殺後的第三年出版的詩集《愛麗爾》纔開始爲她贏得聲譽。爾後由其丈夫英國桂冠詩人特德·休斯整理並出版了她的兩卷詩集《渡湖》和《冬天的樹》，把普拉斯作爲自白派詩人的聲譽推向了最高點。至今，她依舊聲名不衰，尤其是1998年休斯的遺作《生日賀信》又再次勾起了人們對普拉斯深深的懷念之情。她的詩藝與人生悲劇無法分開。普拉斯不僅成爲後現代主義自白派的代表，而且也因其作爲女性作家爲創作所做的努力和其詩歌中對男權社會的反叛精神成爲女性主義文學的碑石。
二、死亡作爲抗爭
西爾維婭·普拉斯在詩歌形式上繼承了惠特曼的傳統：簡潔、大方、自由，沒有雕琢的痕跡，好像是自然流淌出來的，但內容上別開生面，很少顧忌，殘缺的肢體、骯髒的角落、恐怖的病房，都能借來人詩，又因爲詩人是女性，其視角就更爲獨特，所選擇的意象更爲敏銳。尤其是普拉斯與丈夫分手後，內心一片茫然，“光明不復存在”，寫出的詩越發刻薄，也越發深刻。
在普拉斯一生的諸多惡夢中，父親像一座巨大的雕像投下了沉重的陰影，使她一生都爲之負罪累累，痛苦不堪。普拉斯爲逃避孤獨曾經將父親當作自己的偶像，但後來這個偶像反而變成了對她個人生活最大的威脅，全部人生信念從此崩潰。女性主義認爲父權爲中心的社會機制是女性受壓抑的根源，因此，抗爭父權或男權成爲其不懈的動力和目標。在衆多女性作家筆下，尋回話語權，找回女性意識，重置迷失的身份都是抗爭的手段。普拉斯在其狂暴內心的指引下，描述了大量以死亡爲意象的詩歌。雖然一方面評論家們一致將她個人的生活經歷作爲解釋她筆下黑色藝術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否認女詩人從其女性角度出發對父權社會作出的反抗。
《爹爹》這首詩歌充斥着濃重的壓抑氣氛，她寫到：“你是隻黑皮鞋/我曾像只腳住在這裏三十年/窮困和悲悽/只敢呼吸和抽泣。”詩人將她的父親比作法西斯、魔鬼等，而詩人自己卻以猶太人自喻，深刻的揭示了其成長環境的壓抑狀態。女性主義者認爲人類進入父權社會後，女性在社會、家庭關係裏一直處於從屬地位，在性別權勢中低於男性，長期受到男權社會的束縛。在普拉斯的詩作中，這類受壓制、受束縛的狀態透過其女性的獨特體驗，如分娩，對身份的轉變感到惶恐不安，對新生兒的親近與排斥，對父親的複雜感情，對丈夫的愛恨交織等等。
然而，在詩中除了凝重的壓抑感，讀者仍能體味到詩人對父親的愛和依戀。普拉斯將父親比做法西斯，但卻寫到，“每個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那人(指其父)，把我可愛的紅心一咬兩半//我十歲時他們埋葬了你//二十歲時我有死的意圖/回到，回到，回到你的身邊，哪怕你已變成白骨。”詩人甚至將自己和她父親合爲一體，“要是我殺一個人，就等於殺兩個人”，從這些詩句中，普拉斯對其父親的依戀清晰可辨。結合到詩人的經歷，評論家也認爲這種對父親的複雜情感也是她對背叛自己的丈夫的感情寫照。
正是這種愛恨交加、依賴和埋怨相間的感情，使女詩人在精神上愈加痛苦，受盡煎熬，最終進發了那撕心裂肺的呼喊，“爸爸，我要殺死你，/我來不及動手你就死去——/一尊可怖的雕像大理石般沉重。”詩中她還把父親比作魔鬼、法西斯、希特勒，流露着嘲諷、反感、憐憫的複雜情感。在《爹爹》這首詩裏，除了表現某種希望的破滅外，它也許不能單純理解爲字面意義上的父親，而抽象延伸爲一種象徵失望、異化、邪惡、神祕、怨恨以及男女性別對立等諸種含義。普拉斯在這首詩裏，一連也用了好幾個“黑”字，“你站在黑板前面，……你是隻黑皮鞋/……一身黑的男人，/……那架黑色的電話機被連根拔起/……你那肥厚的黑色心臟裏有一根標樁/因而村民不喜歡你。”這幾個黑字固然與她慣用的以黑色作爲藝術底色有關，在看到普拉斯對希望破滅後的絕望和難以排遣的鬱恨中，也讓人看到了她對崇高和陽剛之美的徹底否定。
最終，詩人以死的志願結束了這種精神的折磨。“爹爹，爹爹，你這混蛋，我結束。”從中可以看出詩人以死相抗，來顯明自己抗爭壓抑、抗爭父權的努力。
三、死亡作爲妥協
普拉斯的詩顯而易見具有某種類似於瘋癲狀態的狂躁氣質，它們不僅有許許多多突兀的、出人意料而又光芒四射的意象和意味，難以窮盡的象徵、隱喻，而且詩的語言也往往打破邏輯和時空的順序、而隨意識自由地馳騁於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成爲超越理性束縛和心理屏障的精神載體。她的意識在擺脫理性的限制而瀕於瘋狂之際，往往能直接洞穿生命的內核，論言妄語成爲最燦爛奪目的詩章，就像在《女拿撒勒》中體現的那樣，天才與瘋狂悲劇性地統一在一起，令人驚歎又惋惜。
相較於《爹爹》，《女拿撒勒》這首詩以更加直白的方式討論死亡。“死，是一種藝術，象一切其他的東西。”從該詩的最後一節來看，“我披着一頭紅髮/從灰燼中升起，/象呼吸空氣一樣吃人，”該詩表達的是強烈的反抗意識。在經受了男權的壓抑，詩人渴望通過死亡來擺脫這種痛苦，並進行最強烈的反抗“象呼吸空氣一樣吃人”。
當結合到詩人之前的敘述，詩人的渴望只能是其終極的幻想。首先呈現於讀者眼前的是詩人對死亡的眷戀，“我又嘗試了一次，/我十年/嘗試一次——”，從中讀出的是詩人曾經的自殺企圖。接着“我是一個笑容可掬的女人，/我僅僅三十歲，/我象貓一樣有九條性命，//這是第三條/每十年就要消滅/一個廢物!”此處進一步驗證了詩人對生之厭惡。之後，普拉斯再一次提及之前的自殺經歷。“第一次發生在十歲，那是一次意外，/第二次是我有意，要幹出個明堂，/根本不願回頭。”
在詩歌中，死亡的意象也比比皆是，“納粹的燈罩”、“鎮紙”“上等猶太人亞麻布”、“那條餐巾”等等。然而從這幾句“我這樣幹使自己感到死是地獄/我這樣幹使自己感到真死，/我猜想你們會說我身負某種使命”，感到詩人隱隱地爲着某種力量所折服。死亡是恐怖和真實的詩人自己明瞭，可她仍揣測着世人知道其死後的猜想，這似乎帶給她某種滿足感“身負某種使命”。仔細閱讀詩歌，這種使詩人折服的力量來自詩中所指的“我的敵人”，“敵人先生”。“我的敵人”使詩人放棄生之希望，奔赴“某種使命”。
結合到詩人自己的生活經歷，爲了擺脫對父親的愛恨交加的感情，普拉斯曾有過幾次自殺嘗試。在丈夫背叛她另結新歡後，普拉斯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嘗試自殺，並最終離開人世。詩人試圖擺脫父權的壓抑，妄圖以死相抗，可是最終成爲一種向“敵人先生”妥協的方式?“我的敵人”強化了男女兩性的對立，也讓人們看到了詩人的妥協。
四、死亡的終結，不盡的猜想
普拉斯的詩歌穿梭於“自白、自我、自殺”之間，並將羅伯特·洛威爾所開創的一代詩風推到了頂點，實現了W·B·葉芝所謂的20世紀詩歌將是“心靈發出的叫喊”的夙願。她是一個“內心狂暴的詩人”，她在用生命寫詩，也在用死亡鍛造黑色藝術。某種意義上說，她要通過詩的形式控告男性作爲整體，在婚姻、家庭、社會上給女性造成的傷害。按照普拉斯的理解，女性因男性的壓迫心理逐漸扭曲，原本完整的人格變得支離破碎。
通過《爹爹》、《女拿撒勒》兩首詩歌中死亡主題的探究，普拉斯以死亡爲武器來對抗男權社會，還是以死亡向男權社會妥協，都盡得剖析。最終詩人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也讓人們不斷地揣測詩人的死是抗爭抑或妥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