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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魚計劃失敗之後 數十萬的猶太人去了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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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後,曾經想在中國哈爾濱幫助猶太人建國,以此來幫助日本進行經濟建設,並起名爲河豚魚計劃。由於戰事的聘起,這個計劃後來失敗了,猶太人在哈爾濱建國成爲泡影。

那麼,當年涌入中國的數十萬猶太人去哪了呢?

河豚魚計劃失敗之後 數十萬的猶太人去了什麼地方

上圖就是河豚魚。

日本爲何把計劃在中國東北建立一個猶太國家的計劃叫做河豚魚計劃呢?因爲河豚雖然是美食,但是有巨毒。日本人借河豚比喻猶太人移民的一方面有利可圖,一方面又很危險,好比河豚,要去其“毒素”後再食其美味。

這個計劃實施之前,是有很多政治背景的。

當時全世界範圍內的反猶太高潮持續不斷,1903年4月6日,在俄國基希涅夫小鎮發生的反猶暴行中,猶太人死45人,86人殘廢,500人輕傷,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奪和毀壞。

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國金融界猶太鉅富出於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籌集了2000萬美元貸款,主動向日本提供援助,使日本在戰爭中取勝。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宮內邀請歇夫共進午餐。

也是因爲這個資助,日本打贏了日俄戰爭。

最初,中國東北的猶太人大部分來自俄羅斯,迫使他們離開家園的是蘇聯的大規模排猶運動。來到中國東北後,比俄羅斯更優越的自然環境使得他們大部分在此定居下來。

他們將帶來的巨大財富投資於日本人在東北的軍事和工業建設中,使得當時日本在東北軍民工業飛快的發展。這種情況,也引起了日本的注意。對日本人來說,“猶太人”成了易於取得和掌握大量財富的同義詞。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侵佔中國東北,日本人就想着要利用猶太人手中的財富,建設中國東北。

這個計劃相信,猶太人將非常有利於日本,但也非常危險。因此,這一計劃被特意命名爲“河豚”,因爲河豚如果沒有經過正確、精心的烹飪,會將人毒死。

河豚魚計劃失敗之後 數十萬的猶太人去了什麼地方 第2張

(猶太美女)

1922年,兩位被派往西伯利亞幫助幫助白俄抵抗紅軍進攻的日本軍官——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回到了日本。

在西伯利亞,他們第一次聽說了《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立刻對所謂猶太人的權勢極度着迷。

在整個1920年代,他們寫了許多關於猶太人的報告,並且到今天的以色列國(當時的英屬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地)旅行,研究猶太人,並與猶太人領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衛·本-古理安交談。

安江仙弘甚至將《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翻譯成日語。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設法使日本外務省對猶太人產生了興趣,要求每一個日本大使館和領事館密切關注所在國猶太人社團的活動。外務省收到了許多報告,但沒有一個報告能證實確實存在所謂的全球陰謀。

就在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的九一八事變的前夕,兩位所謂的猶太專家加入了軍隊“滿洲系”,許多日本軍官希望日本擴張到滿洲。

這個派系的首領是板垣徵四郎和石原莞爾,他們在吸引日本人定居和投資滿洲的過程中遇到了困難,於是被河豚計劃所吸引。但是,河豚計劃在開始執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

1933年,哈爾濱猶太人西蒙.卡斯帕(Simon Kaspe)遭到誘拐、拷打和殺害,於是已經在該市定居的大批猶太人,不再信任日本軍隊,大批逃往上海,將這恐怖的故事告訴周圍的人。

1937年,安江仙弘與哈爾濱猶太人領袖談話以後,使他們確信日本人已經改邪歸正,於是成立了遠東猶太人大會,隨後數年中舉行了多次會議,討論在哈爾濱市內和郊外建立猶太人居留地的問題。

1938年召開了五相會議:日本的5位最高官員聚集討論“猶太專家”的這個計劃。他們是:首相近衛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和通產大臣池田成彬。

大臣們面臨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任何幫助猶太人的做法都會危及這一同盟。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以後,猶太人對德國產品的抵制,顯示了猶太人的經濟實力和全球一致,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猶太人的好感,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因爲許多猶太人逃離歐洲,正在尋找避難的去處。由於日本內閣當時需要一致通過,而不是多數通過,這次會議成爲內閣最漫長、最複雜的會議之一。但是最終還是達成了一致意見,政府批准實施河豚計劃,但是任何行動都不得有損與德國的關係。

河豚魚計劃失敗之後 數十萬的猶太人去了什麼地方 第3張

(猶太女孩)

但是,該計劃從未正式付諸實施。

1939年,上海猶太人請求不要 再允許猶太難民進入上海,因爲他們的支持能力已經達到極限。當時,美國猶太人社團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史帝芬懷茲(Stephen Wise),表達了激烈的主張:任何與日本合作的猶他人都是賣國分子,違反了美國對日本的道義禁運。

1939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使得猶太人從歐洲到日本的交通變得極爲困難,1940年的事件使得河豚計劃以正式的官方渠道執行變得不切實際。蘇聯吞併了波羅的海國家,進一步切斷了猶太人逃離歐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與德國、意大利成立三國軸心,完全排除了來自東京的對這一計劃進行官方援助的可能。

不過,駐立陶宛考納斯的日本領事杉原千畝,不顧東京的命令,向逃離的猶太人簽發過境簽證,允許他們前往日本,並逗留一段時間,然後前往最終目的地,不需要入境簽證的荷蘭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庫拉索(Curaao)。數千名猶太人得到了他批准的簽證。有些杉原千畝的簽證甚至被抄寫了下來。許多猶太人經過艱難的過程,得到了蘇聯政府的出境簽證,被允許經過西伯利亞鐵路穿越蘇聯,從海參崴上船到敦賀,最終定居在日本神戶。

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開始擔心如此衆多的猶太難民住在日本的這個主要城市,而且靠近軍港和商港,於是要求住在神戶的猶太人遷往日本佔領下的上海,只有難民抵達前就住在神戶的猶太人才可以留下。

德國違反了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宣戰,使得俄國與日本也成爲敵人,因此結束了從海參崴到敦賀的航線。幾個月後,就在1941年12月襲擊珍珠港之後,日本奪去了上海租界,佔領整個上海,來自美國猶太人的金錢幫助、甚至通訊全部停止了, 富有的巴格達猶太人,其中許多人是英國公民,被作爲敵對國公民逮捕。美國財政部準備對資助上海猶太難民網開一面,放松管制,但是美國的猶太人組織執意要堅定地表現他們的愛國精神,放棄任何不忠於美國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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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廢除了五相會議的決議,正式完全廢除對這個幾乎不存在的河豚計劃的幾乎不存在的支持。

德國蓋世太保首領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綽號“華沙的屠夫”,到達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當局“清除”猶太難民,或將他們送到鹽礦做苦工;也就是說,他把阿道夫·希特勒和希姆萊的最終決定帶到亞洲。東京政府無法反對,但是計劃被削弱爲只是成立了上海隔都:上海的猶太人現在被迫住進一個隔離區,禁止離開。

1943年2月18日,日本當局宣佈成立“無國籍難民隔離區”,命令上海所有猶太人遷入這個位於虹口區的面積幾平方英里的地區,直到戰爭結束,大部分猶太人處於飢餓之中。

由安江仙弘等人設計的河豚計劃失敗了。

那些到達中國的猶太人,並沒有達到很大的數量,遠遠低於申請簽證的人數。

猶太人也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大規模或正式的幫助。讓計劃者失望的是,那些住在神戶和上海的猶太人幾乎沒有人對日本經濟起到了復興和支持的作用。

這些來到日本的身無分文的難民並不是安江仙弘聽說過的富有又博愛的美國銀行家,也沒有能力讓日本人得到那些人的好感和資助。

不過,由於日本臨時的親猶政策,以及杉原千畝的努力,數千名猶太人被援救出來,逃離了幾乎必死無疑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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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猶太人沒有在中國建國成功,但是中國用自己的寬容,容納了他們。

那麼,當年涌入中國的猶太人有多少人?後來,他們都去哪了呢?

到20世紀三十年代末,上海猶太社團已成爲中國境內各猶太社團和聚居地中最大、最活躍且最具代表性的一個。這不僅因爲它由塞法迪猶太人、俄國猶太人和歐洲猶太難民三部分組成,而且還因爲它開展了廣泛而十分成功的經濟、政治、文化活動,而且與世界各地的猶太社團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聯繫。

當時,在上海的猶太人總數超過三萬,形成了遠東地區最大的猶太社團。人丁興旺的社團有着自己的辦事處、會堂、學校、醫院、俱樂部、公墓、商會、50多種刊物、活躍的政治團體(從空想社會主義到錫安主義修正派)和一支小小的部隊——上海萬國商團猶太分隊——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一支合法的猶太部隊。

根據數據顯示,到1940年前後, 在中國境內的猶太人約有4-5萬,此後陸續有來華的猶太人,日本戰敗期間,在中國的猶太人總數超過了10萬人。

河豚魚計劃失敗後,數千人經上海去了第三國外, 其餘的在中國生活。

五十年代,生活在東北的大部分猶太人遷走了,最後一個猶太人阿哥列死於1985年,不過哈爾濱留下了遠東最大的猶太人墓地,包括前以色列總理拉賓的舅舅,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父母也是哈爾濱猶太人,現在旅居歐美的的哈爾濱猶太人,言必稱自己是哈爾濱人,可見對自己的第二故鄉的眷戀。目前,上海還有一部分猶太人。而在河南的猶太人,大多是猶太人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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