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遙遠的東方，流浪了兩千多年的猶太人終於得到一個從天而降的機會：在中國建立一個“猶太國”。但他們並不知道，在吞下誘餌的同時，自己已經成爲日本人砧板上的“河豚魚”——鮮美，但含有劇毒。
1938年12月5日，東京。
應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要求，日本首相近衛文、外務大臣有田八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大藏大臣兼通商產業大臣池田成彬，齊集一堂，舉行內閣會議。會議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討論到深夜，多方爭論不休，最後終以典型的東方人的方式達成共識。
一個代號“河豚魚”的計劃正式出爐。計劃的核心內容是，日本將與在華猶太人合作，以幫助猶太人在哈爾濱完成“復國夢”的條件，換取猶太人對日本戰爭的資金支持。
苦難的開始
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大批在俄國遭受迫害的猶太人流亡到中國，逐步聚居到哈爾濱。到20世紀20年代初，哈爾濱的猶太人增至兩萬餘人，約佔全市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大批金融、工商、律師、醫生、文化、藝術界猶太精英的到來，也迅速推進了哈爾濱的發展。這個原本是小漁村的地方，在短短的數十年間，已變成了與京、津、滬、杭相媲美的大城市。顛沛流離的猶太人，歷經種種苦難，終於在遙遠的東方，獲得了一個相對寧靜的角落。
但這種暫時的平靜，被日本人的入侵徹底改變了。
1932年7月起，滂沱大雨連下27天，松花江水暴漲，江堤決口，市區全部被淹，到處一片汪洋。一時銀行停業、商戶關門、電話斷絕，整個哈爾濱變成了一座水中孤城。道外、道里區十餘萬罹於洪災的難民蜂擁至南崗、香坊等高地，大多露宿於鄉間田野，衣衫單薄、無一物覆蓋者多矣。風雨中，啼飢呼寒之聲不絕於耳，其狀慘不忍睹。
猶太人社區在猶太社團的組織下，成立了救護隊，對難民進行緊急救助。8月末，洪水漸退，然而虎列拉、猩紅熱、白喉、麻疹等傳染病又大規模爆發。猶太社區又組織醫生考夫曼等五人蔘加哈市防治霍亂小組，對災民進行救治。
天災尚可應付，但人禍則完全力不從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天災正是人禍之結果與反映。
是年2月5日，日軍多門第二師團攻佔哈爾濱。日軍進城之後，燒殺搶掠，外來僑民亦不得幸免。猶太人因爲其經濟實力雄厚，更成爲日本人眼中的肥肉，很快日軍便“接收”了大批猶太企業商號。
哈爾濱的白俄流民看到機會來臨，立刻依附於日本憲兵隊，成立所謂“俄國法西斯黨”，宗旨就是要消滅哈爾濱的猶太人。他策劃了一系列綁票殺人勒索案，主要針對猶太富商。被綁架並且撕票的，有中央大藥房的老闆科夫曼，以及中國大商人穆蔚堂等。
其中最著名的綁架案是所謂“謝苗·卡斯普綁架案”。8月，猶太青年鋼琴家謝苗·卡斯普從法國學成歸哈，被白俄法西斯分子綁架，向其父勒索30萬贖金未果而慘遭殺害，引起羣情激奮，但兇手最終無罪釋放。
亞伯拉罕·考夫曼，面對此情此景，不由得悲從心來：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恐怕要面臨一場無法避免的浩劫。
事實彷彿正在印證考夫曼的擔憂，猶太人的企業一家接一家被日本人搶收，住宅和建築物被日本人佔爲己有。針對猶太人的燒殺搶奸屢屢發生，很多猶太家庭陸續逃離這座城市，到上海或者其他中國城市，少數人甚至寧可回蘇聯也不願待在日本人控制的地盤上。兩千多年來猶太人經歷的苦難，彷彿又輪迴回來了，一切似乎都是在劫難逃。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彷彿就在一夜之間，日本人從魔鬼變成了天使，突然對猶太人極爲友善，溫情脈脈一團和氣。
“化敵爲友”
變化始於1934年，日本外交刊物上刊登了鋼鐵大王鮎川義介的文章《一項邀請五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劃》，該文在日本出版界和猶太人刊物上被重點推介，日本國內的反應相當積極。鮎川義介撰寫此文並非偶然，其實是放出了一隻試探性的氣球。
在此之前，他頻頻與日本銀行副總裁高橋是清、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總裁松岡洋右、關東軍副參謀長石原莞爾、陸軍參謀長板垣徵四郎等人舉行祕密會晤，以及多次會見安江仙弘、犬冢惟重、口喜一郎等少壯派人物，討論的核心問題是關於“滿洲”的建設問題，話題時常轉到猶太人上面。而這篇文章，其實是這幫日本“滿洲”派實權人物、工商企業界鉅子，以及“猶太問題專家”共同炮製的產物。
“滿洲”豐富的礦藏和原料、廣袤的土地、尚未開發的巨大空間，這些都被日本覬覦已久。當年日本對沙俄發動日俄戰爭，目的就是爲了取得沙皇控制下的廣大而空曠的中國東北土地。1929年國際性經濟崩潰衝擊之後，隨之而來的世界性大蕭條，使得東京決策層更加渴望得到“滿洲”，從而解救危機。這其中實力最強大也是呼聲最迫切的當屬關東軍“滿洲派”，他們力主迴歸傳統方式，要求在大陸擴張，第一步便是攻佔“滿洲”，建立擴張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