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宋仁宗想把張貴妃的伯父升職，一升就是四級。照說，在家天下的封建專制王朝，皇帝想升誰貶誰，還不是一句話的事情?但這事兒還真有點難辦。一、連升四級在宋朝是前無古人的創舉，不符古制;二、張貴妃的伯父本事有限，難以服衆。爲了表示民主精神，仁宗就把這事兒拿到朝廷上去辯論，打算獲得大臣們的支持。
沒有想到的是，以包拯爲首的諫官們紛紛反對這項提案，仁宗有些不高興了。我想提拔自己的國丈，請你們商量，是給你們面子，並不是真是需要你們批准。你們怎能這樣不識好歹呢?仁宗辯解了兩句，可卻招來諫官們更猛烈地回擊。包拯講到激烈處，居然用手在仁宗面前指來指去，嘴上的唾液星子直往他臉上濺。
仁宗那個氣啊，可沒辦法，他只能忍着。自認倒黴。下班後，回到宿舍，張貴妃喜滋滋地過來問伯父升職的事情。仁宗終於逮到了發泄的機會，惱怒地說，“你丫就曉得宣徽使，宣徽使;你不知道有個包拯御史嗎?”
比包拯更牛逼的還得數寇準。有一天，寇準跟宋太宗討論事情。兩人說着說着就話不投機了。太宗很生氣地站起來要走，卻被寇準一把拉住袖子，不準走。太宗無可奈何，只好留下來，等事情處理好之後，才悻悻而去。
貴爲天子的宋仁宗、宋太宗拿包拯和寇準一點脾氣都沒有，就算他們明顯冒犯了自己，也只能啞巴吃黃連。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宋太祖趙匡胤曾經爲繼承者們立下三條禁令，第二條就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上書言事人就是諫臣。這等於是給士大夫們發了一塊免死金牌。更重要的是，終宋朝一代，這條禁令都被執行得非常徹底。
根據記載，宋朝只殺了一位文臣，就是那位靖康之變之後，被金國扶爲“皇帝”的張邦昌。
不殺諫官及士大夫的優良傳統，爲宋朝的文臣，以及所有知識分子預留了前所未有的寬鬆言論空間，也在事實上，形成了對皇權的一種制約。這種制約當然不能與現代民主社會的分權制度相比，仍然彌足珍貴。像秦始皇那樣坑儒焚書，像明朝皇帝在朝廷上隨便大罵大臣，像清朝文字獄中動輒誅殺成百上千讀書人這類暴虐的事情，在宋朝是無法想象的。所以，宋朝的知識分子能夠獲得起碼的尊嚴。我想，這可能也是許多現代知識分子希望生活在宋朝的原因之一吧。
二
知識分子能夠獲得起碼的尊嚴，那麼普通老百姓呢?他們的言論和生存空間如何?
事實上，就以普通老百姓而言，他們在宋朝的小日子，過得也頗爲從容。還是說個小故事吧。
大約是宋仁宗時期的一個冬天，有“紅杏尚書”之稱的官員宋祁來到京城郊外散步，碰見一位老農。宋祁主動套起近乎，“阿伯啊，您辛辛苦苦忙了大半個念頭，我想您今年一定大豐收了吧?少則百囷，多則萬箱。您覺得這是上天的功勞呢，還是當今皇帝的恩賜呢?”
沒想到老農根本就不領情。他哈哈一笑，毫不客氣地炮轟了宋祁一頓，“你這話說得太差勁了。你根本就不懂種莊稼。莊稼獲得豐收，是靠大自然的雨水陽光，是靠莊稼漢的辛勤勞作，跟上天有啥關係?我按時播種按時收穫，按照法律繳納稅賦，今天享受豐收的樂趣，也是完全應當的，怎麼能說是皇帝的恩賜呢?我種了大半輩子莊稼，還從未見過不勞動，一心指望上天皇帝恩賜的人。”
老農說了這番話，揚長而去。留下宋祁呆在當地，半天沒回過神來。
宋祁的官職是工部尚書，相當於掌管全國工交的正部級大員。老農在他面前不卑不亢，批了他一頓之後瀟灑地離去，這哪裏是農民應答官員，簡直是老人教訓後生。好玩兒的是，後者也拿他毫無辦法。那時候好像也還沒有“毀謗官員罪”，也沒有跨省追捕，所以他全身而退，順便在史書上留下驚豔的一筆。
見微知著。從這個小故事可以看出，宋朝的普通老百姓是活得比較自信的，享受着比較充分的言論自由。不唯天，也不唯上。他們觀念之超前，可能令現在的許多人都自愧不如。
更有甚者，平民百姓居然敢公開譴責皇帝。
南宋初，官員莊綽到江西任職，路過贛州時，派吏卒購買日常用品，但當地人說他們所帶的錢爲宋徽宗時鑄造，“是上皇無道錢，此中不使。”什麼意思呢?他們認爲宋徽宗是無道之君，所以，拒絕接受他的貨幣。今有憤青抵制日貨，古有民衆抵制昏君。當然，其高下有云泥之別。
三
不殺諫官及士大夫，這是一個看起來有些不可思議的禁令——衆所周知，宋太祖趙匡胤是軍人出身，靠一幫武將打下江山。但他卻優待文臣，把文臣的地位提升到一個空前的高度，甚至爲了鼓勵文臣在朝廷上議政，不惜爲繼承者們套上一個緊箍咒。
趙匡胤爲什麼會立下這樣一條禁令呢?
陳橋兵變之後，趙匡胤深知，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要想國家長治久安，就得有一個穩定的士大夫階層。鑑於宋朝開國功臣裏，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就連宰相趙普也只弄得懂半部論語。因此他數番勸告趙普老先生要多看書，做一個學習型幹部。趙匡胤完善了科舉制度，甚至撥專款支助貧困學生讀書。算是最早的希望工程吧。
自先秦以降，權力逐漸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們成爲超越法律限制的人。我們知道，權力是一柄雙刃劍，區別就在於怎麼去使用。如果君主帝王英明仁愛，整個國家就會跟着享福;如果他們昏庸殘暴，整個社會就會一起遭殃。怎樣在制度上對君主帝王進行制約，以免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呢?各個朝代有其不同的做法，趙匡胤的做法是，讓文臣參與議政，指點帝王的得失。但是，如果該帝王胸懷不夠寬大，聽不得批評，一怒之下要了文臣的小命，之後就沒有人敢再批評帝王了。於是趙匡胤做出規定，不殺諫官及士大夫。文學家蘇軾曾經被捲入轟動一時的文字獄“烏臺詩案”，得到的懲罰也僅僅是貶官流放。他真應該慶幸，是生活在宋朝而不是生活在清朝。
這種似乎是統治階級自廢武功的做法，從300年宋史來看，可謂英明之極。
首先，宋朝一共有18個皇帝，他們性格各異，但在這種制度的約束之下，始終沒有出現一個像秦始皇、隋煬帝、北齊文宣帝高洋那樣暴虐的帝王。被稱爲昏君的宋徽宗，其實並未作出多少傷天害理的事情。充其量也只是玩弄花草，不理政事，偶爾出宮去會會李師師而已。其次，不殺諫臣爲士大夫們提供了一塊免死金牌，他們的社會政治地位相對就高，也較爲穩定，涌現了一大批政治文化精英，使得宋朝的天空羣星燦爛。再者，或許正因爲士大夫階層的地位相對較爲穩定，普通民衆的生活空間較爲寬鬆，國家政治結構就少了幾分傾覆的危險。宋朝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被小說《水滸傳》渲染得家喻戶曉的梁山伯起義，其實規模小得可憐，僅僅波及周圍幾個縣，而且很快就被撲滅了。最後，宋朝知識分子和普通民衆的愛國激情超過歷史上任何一代。他們“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宋朝在遭遇遼國、金國、元朝幾大遊牧民族國家的輪番攻擊之下，還能生存300年，幾乎就是一個奇蹟。沒有上至朝廷，下至民間的共同努力，這種奇蹟是不可能出現的。
這些，可能是趙匡胤意想不到的收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