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說起黨領導的一些起義，自然會想記中共黨史軍史上的三大起義：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但細細去一琢磨，這幾個起義只是從理論方面、形象方面、言論方面對黨有利對敵不利的影響，給我們帶來的實質性的多大現實貢獻可以說不多。因爲南昌起義最後保留下來的軍隊也就只有800人左右，秋收起義最的上井岡山的革命力量也就不足千人，即900多人，廣州起義留下的部分也只有1000人左右。
而唯獨1931年12月14日爆發的寧都起義，在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領下，一個建制近二萬名官兵宣佈脫離國民黨，全部起義，投奔紅軍。要知道，在這個時候，紅軍是十分弱小的，當時紅一、三軍團兩支武裝力量，加起來也只有2萬多人。因此，當時的中革軍委立即授予這支起義部隊“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的番號。毛澤東對“寧都起義”有很高評價，曾於1938年12月題詞：“以寧都起義的精神用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戰無不勝的!”
寧都起義是國民黨中具有較強戰鬥力的正規軍，第一次大部隊在戰場上起義投向紅軍的行動。它沉重打擊了蔣介石爲首的反動派，壯大了革命力量，有力地支持了中央蘇區的革命鬥爭的後續大發展，那麼，當時這麼強的一支部隊，爲什麼會投入比較弱小的紅軍呢?
原來，這支部隊是由馮玉祥舊部改編的第26路軍，被蔣介石認定是雜牌軍，調至江西“剿共”，讓他們調到一線去剷除異己的行爲。不僅給他們軍餉很差，待遇很差，更重要的是爲了防止這支部隊不幹活而後退，在距部隊建設駐紮百里之內部署了不少的嫡系正規軍堵住他們的退路，明顯是要他們打前站去送死的節奏，加之來自北方的官兵水土不服，病死的日益增多，因此對蔣情緒日益不滿。
內部進行瓦解，中共中央軍委派共產黨員王超、李肅、袁漢澄通過各種關係進入26路軍，與該軍中共地下黨員劉振亞取得聯繫。他們認真分析了26路軍現狀，積極開展工作，先後祕密發展了20餘名黨員，建立了中共地下特支。特支摒棄了“要兵不要官”的“左”傾兵運路線，報經中共中央軍委特別批准，發展了軍參謀長趙博生入黨。特支之下建立了官長支部和士兵支部，使黨的力量滲透到了26路軍的各個角落，控制了該軍許多機要部門和重要崗位，廣泛團結廣大士兵和中下級軍官。經過26路軍中共特支和參謀長趙博生的努力，還爭取了73旅旅長董振堂、74旅旅長季振同等人，並通過他們又聯絡了一批進步的中下層軍官，爲起義準備骨幹力量。!
在決定起義的時候，用參謀長趙博生名義宴請全軍團以上主官，趁機逮捕了所有反對起義的軍官，並把代總指揮第二十五師師長李鬆昆的師部包圍繳械，爲起義掃除了障礙。只在包圍第二十五師師部時發生片刻槍戰，有幾人傷亡，其他沒有任何損失。除李鬆昆聽到槍聲後隻身越牆逃掉，駐在城北的1個團因路遠未能參加外，全軍一個軍直、兩個師直、六個旅直、十一個整團，共17000餘人，攜帶兩萬多件武器，全部參加了起義。起義後，部隊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五軍團，季振同任紅五軍團總指揮，肖勁光任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劉伯堅，轄3個軍。董振堂任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趙博生任參謀長兼第十四軍軍長，黃中嶽任十五軍軍長，何長工、黃火青、左權分別任各軍政治委員。同時發表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宣言》，第2天起義部隊開進蘇區，正式投明棄暗。
這支起義部隊改編爲紅五軍團，參加了第4次、第5次反“圍剿”戰鬥，迅速成爲紅一方面軍的主力軍團之一。在二萬五千里長徵中，紅5軍團經常執行斷後、掩護任務，打了許多惡仗、硬仗。緊要關頭，紅5軍團指戰員往往手持大刀上陣，與敵軍短兵相接，殺得敵人血肉橫飛，聞風喪膽。紅5軍團自身的傷亡也很慘重，長征出發時，全軍團有1.2萬人，到了長征結束時只剩下不足4000人，體現了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
從寧都起義這王蘊瑞支部隊中蘇進，走出了上將李達，中將王秉璋、李雪三、孫毅、孫繼先、韓振紀，少將王謙、王振祥、劉放、孫潤華、張汝光、王英清、陳正峯等30多名開國將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