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事蹟
清寒家世 苦學成名
章乃器原名章埏，1897年3月4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初二)，出生在浙江省青田縣小塬村的一個破落的鄉紳之家裏。祖父章楷，清同治九年舉人，爲浙東名士，擅詩文書法。爲人急公好義，濟困扶危。父親章炯，曾留學日本，民國初年做過幾任小官，後一直賦閒家居。章乃器出生時，家道已經中落。章乃器少年時代受各種新思潮的影響，傾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的大哥章培參加了革命軍，章乃器當時還在麗水縣上學，應大哥之召，毅然投筆從戎，到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屬下飛行營當了一名學兵。但辛亥革命的成果不久即被袁世凱竊取，飛行營也被取消。1913年，章乃器前往省城杭州繼續求學。但到達省城時，所有的學校均已招考完畢，只剩下省立甲種商業學校還在招生，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這座學校。他原來的理想是當發明家，這件事卻無意中決定了他一生的發展方向。在商校學習的五年中，他的家境每況愈下，負擔不起學費。但他每次考試都名列第一，終於靠獎學金完成了學業。1918年從商校畢業後，他本想繼續求學，但學費無着，不得不走上謀生之路。經校長周季倫先生介紹，到浙江實業銀行當了一名練習生。翌年他辭職北上，到北京謀生。在經歷了幾度失業的困苦之後，章乃器於1920年冬回到上海，重入浙江實業銀行，當了一名營業部科員，生活才相對穩定。章乃器在工作之餘，潛心研究經濟學和金融理論，每天在燈火黃昏中苦讀到深夜，數年如一日。他的理論水平和業務才幹相成並長，發表了不少有見地的論文，在銀行界嶄露頭角。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和上海分行經理陳朵如對他十分器重，由於李、陳的識拔，章乃器逐步擢升爲營業部主任、襄理、副總經理，成爲一位成功的銀行家。
1932年6月，章乃器出面聯合上海各華商銀行，成立了銀行界的公用機構--中國徵信所。徵信所採取會員制，負責對銀行客戶的信用進行調查。這是國內第一家由中國人創辦的此類機構，章乃器代表浙江實業銀行，出任董事長。他提出：“審慎以求真”，“詳盡明晰以求美”，“忠實公正以求善”。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整套科學的調查程序，延攬了一批優秀的專門人才，除逐日向會員提供市場報告外，還根據會員的委託，提供專項的調查服務。中國徵信所以高效、優質的服務，一舉擠垮了四家外國人辦的徵信所，成爲獨佔事業。該所出版的《行名錄》，內容詳盡、印刷精美，壓倒了英人《字林西報》出版了幾十年的《行名錄》。
章乃器這些令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業績，也使他贏得了社會聲譽和地位。他相繼受聘執教於上海光華大學、滬江大學、商學院等高等院校。1936年，章乃器的論文集《中國貨幣金融問題》出版，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評價，被譯成英、日文，成爲研究中國這一經濟領域的權威性著作。
作爲民族工商業的代言人，章乃器主張實行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用統制手段管理中國的貨幣和金融市場，以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他主張“廢兩改元”，廢除各種封建性的和殖民地化的貨幣，實現幣制的統一;他分析了列強爲奪取對中國貨幣的控制權而發動的貨幣戰爭，反對中國加入英鎊、美元等外幣集團，主張“中國要有一個獨立的貨幣本位和穩定的貨幣價值”。
章乃器強調信用事業對金融市場的調節作用，首倡“信用膨脹”說。主張“以穩健的擴張信用之手段，代替不健全的通貨膨脹手段”，提出創造現代銀錢市場和資本市場，由華商銀行“推行票據承兌和貼現，使短期資金市場現代化;同時推行股票和公司債票，使長期資金市場——證券市場——國民經濟化”他指出，把信用放款改爲票據貼現，可以加快資本的流通，使呆滯的“賬面債權”化爲可以流通的“票面債權”。在章乃器等人的積極倡導下，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於1933年成立了上海票據交換所和票據承兌所。
救國無罪 名垂史冊
章乃器是民族資產階級中先知先覺型的思想家，在三十年代就被國外學者視爲“中國左翼運動的理論家”。早在北京任職時，他親身經受了五四運動的洗禮，“科學與民主”成爲他終生不渝的信條。他早年信仰進化論和三民主義，但不肯加入國民黨，寧願做三民主義的“居士”而不做“和尚”，始終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軍閥的立場。
爲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章乃器與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周新民等組成了一個十人小組，以聚餐會的形式進行活動，討論時局和救亡的方針，這個小組就是救國會的前身。他還在1934年與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等發表《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共同發起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
1935年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章讀後深爲讚賞，立即通過多種渠道大量翻印散發。同年12月，“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爆發，章乃器等在原十人小組的基礎上，公開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章乃器是這兩個組織的常務委員，分管財務和宣傳。他才思敏捷，文辭犀利，所撰《四年間的清算》、《闢一套亡國論--唯武器論和唯武器史觀》、《給青年們》等政論有血有肉，膾炙人口。救國會的大多數文件也都出自他的手筆，被同人們譽爲“宣言專家”。1936年5月31日，全國20餘省市的60多位救亡團體的代表在上海集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沈鈞儒、章乃器等14人 被推爲常務委員。會議通過的宣言批評了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提出建立“統一的抗敵政權”等主張。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共同發表題爲《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表示贊同中共“八一宣言”中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共兩黨立即停止內戰，合作抗日。8月10日和9月18日，毛澤東兩次代表中共中央致函章、陶、鄒、沈，對救國會的宣言和綱領表示“極大的同情和滿意”，認爲“這是代表全國大多數不願意作亡國奴的人們的意見與要求”，希望與救國會“在各方面作更廣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並委託潘漢年與他們經常交換意見。救國會團結抗日的主張日益深入人心，上海成爲全國救亡運動的中心，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嚴重不安。蔣介石和上海市長吳鐵城先後親自出面設宴，對沈鈞儒、章乃器等救國會領袖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但他們仍堅持自己的主張，不爲所動。由於章乃器是救國會的實際負責人，吳鐵城轉而威脅浙江實業銀行，要求李銘辭退章乃器，企圖以此手段瓦解救國會。李銘擬由銀行出資安排章乃器赴英留學作爲轉寰，但章乃器認爲救國會是關係到國家存亡的事業，既然救國與職業不能兩全，便毅然當場辭職，親手敲碎了被人視爲“金飯碗”的銀行副經理職務。事實上他早已下定了毀家紓難的決心，爲了支付救國會的經費，他用光了自己的積蓄，賣掉了洋房，賃屋而居。從銀行辭職後，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救國運動。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將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逮捕，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這一事件激化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誘發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將“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列爲兵諫的八項主張之一。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赴西安與蔣介石、宋子文談判，也提出了釋放救國會領袖的要求，並提名宋慶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四人在抗日聯合政府中擔任職務。“七君子”在獄中大義凜然，堅決拒絕聲明悔過。他們義正辭嚴地宣告：“自問無罪，天下亦盡知其無罪，爲國家民族前途計，亦終認救國無罪四字應令永留史冊。”在1937年6月11日開始的“蘇州審判”中，“七君子”同檢察官進行了脣槍舌劍的交鋒，法庭成爲宣傳抗日救國的講壇。章乃器在法庭答辯中宣稱：“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有主張抗日的義務。”救國有罪的冤獄在國內外激起了極大義憤，宋慶齡、何香凝等在社會上發起“救國入獄運動”，聲明如救國有罪，則願與“七君子”同受處罰。宋慶齡等還親赴法院，請求與沈、章等一併羈押。國際知名人士羅曼.羅蘭、愛因斯坦、杜威、羅素等也紛起營救。
改革財政 團結抗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舉國一致團結抗戰的局面已經形成，司法當局不得不同意將“七君子”釋放。1937年7月31日，他們結束了八個月的牢獄生活，在羣衆的熱烈歡迎下光榮出獄。章乃器出獄後繼續從事救亡活動。他與國際友人路易.艾黎、斯諾夫婦及徐新六、王芸生、盧廣綿等發起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組織沿海工廠內遷，發展戰時生產和就業。他還撰寫了《抗日必勝論》、《民衆基本論》，批駁各種“亡國論”，提出“武器的力量不是絕對的，而人的力量畢竟還是決定勝負的因素。”這些觀點，後來爲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書中所採用。“八一三”戰後，上海租界淪爲孤島，章乃器撤退到香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邀請他前往安徽前線工作，他立即表示同意。途經武漢時，章乃器到中共辦事處會見周恩來，周囑託他到安徽後徹底執行釋放政治犯的方針，搞好同新四軍的合作。章乃器在1938年春到達安徽。當時的安徽省政權是一個統一戰線政權，由國民黨桂系的李宗仁任省主席(不久改爲廖磊)，共產黨員周新民、張勁夫、陳國棟、狄超白及進步人士朱蘊山、餘亞農等都在這裏工作。李宗仁原擬安排章乃器出任省政府祕書長，但蔣介石不同意，只好改任省動員委員會祕書，不久又任命他爲省政府財政廳長。安徽的不少地區此時已相繼淪陷，財政捉襟見肘，瀕於崩潰。章乃器接掌財政廳，提出“剷除貪污”、“節約浪費”兩大方針，大刀闊斧地革除積弊陋規，懲辦貪官污吏。並通過統一稅收、發行輔幣及在敵佔區與我區之間創設貨物檢查稅等措施，在短短的三個月內，使省財政變得收支平衡且略有盈餘。章乃器在安徽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國民黨中一部分人的逃跑主義和反共立場。他按照周恩來的囑託，努力協助新四軍，他以統一財政的名義，每月補助新四軍三萬銀元，並多次派人給新四軍送去金雞納霜等大批急需藥品。章乃器爲了培養財經幹部，舉辦了幾期財會講習班，由於他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不少進步青年慕名前往。這批幹部在章乃器離開安徽後，大部分轉入新四軍工作。解放後，不少人還擔任了財經部門的高級領導職務，後來毛澤東與章乃器會面時，當面感謝他爲黨培養了大批財經幹部，做了好事。章乃器在安徽理財成績斐然，他的老同學陳誠向蔣介石建議重用他，以整頓不景氣的大後方經濟。蔣在武漢召見章乃器，提出要他留在“中央”工作。但被他當場謝絕了。蔣又動員陳誠、孔祥熙、陳立夫等大員輪番挽留，都未奏效。不久安徽的CC派方治等又編造了“章乃器在安徽搞武裝”的謠言，引起蔣的疑忌，於是使出“調虎離山計”，電召章“赴渝述職”;章乃器於1939年6月到達重慶時後，蔣又下令“免職另候任用”。此後蔣又幾次試圖重用章，但都被他拒絕了。
捍衛民族工業
謀求民主建國章乃器到重慶之後，發現救國會內部矛盾很多。1941年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其中有相互保證尊重“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受侵犯”的條款，一時輿論譁然。章乃器與救國會領導人簽署了一封致斯大林的公開信表示抗議，後來救國會又要收回此信，章不同意這樣做，便脫離了救國會。他深感“沒有經濟基礎的政治運動，最後總不免要流爲政客活動”，需要動員那些不靠做官吃飯、更不靠做官發財的工商界人士參加民主運動，要把他們組織起來，成爲一個政治團體。章乃器認爲要使中國富強，只有走工業化的道路。他在重慶創辦了上川實業公司，興辦酒精廠、手搖發電機廠、機器廠、畜牧場等;後又創辦上川企業公司，經營土產運銷和進出口業務;並在抗戰勝利後與崑崙影片公司合作，投資拍攝了《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里路雲和月》等進步影片。他擔任遷川工廠聯合會的執行委員和常務理事，同時又是國貨廠商聯合會、全國工業協會以及工商界“星五聚餐會”的重要成員。他與吳蘊初等創辦了民族工商業界的思想庫--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自任所長。他還不斷地發表文章，批評國民黨官僚資本壓迫民族工業的政策，爲挽救中國民族工業奔走呼號。
章乃器在抗戰期間發表了《論惡性膨脹》、《物價問題的癥結》、《由節制遊資說到國民財產總登記》等文章，反對官僚資本和投機資本控制國家經濟脈，主張凍結遊資、規定法幣使用限額、推廣票據流通;對國民的土地、商品、外幣、證券和債券等財產實行總登記。他要求“消滅祕密財產製度”，主張對官僚資本在國內外的財產進行調查，並依法課稅。 章乃器認爲，爲了加快中國工業化的步伐，國家在對民族工業實行保護政策的同時，不應反對在平等的原則下有計劃地吸收外資。他說：“自然最好的辦法是借外債，聘請外國技師，以至購買外國的專利，而不必讓外人設廠。但如不可能，讓外人設廠總比沒有好。外人投資設廠自然要採取特許制。要訂立合同，規定年限，還要附帶在一定時間以內以技術傳授國人的條款。特許經營的項目，限於我們無法經營，或雖能經營而質量卻離必須的水準太遠的事業。我們要防止不合理的國際競爭，然而必須接受合理的競爭。……‘無內憂外患者國恆亡’，無競爭者業必衰。我們不能盲目讓外廠自由發展，也不能盲目地反對外廠。”抗戰勝利後，國內民主浪潮高漲。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時，曾三度與章乃器等工商界人士會見。1945年12月，章乃器與黃炎培、胡厥文等發起成立由工商界人士和知識分子組成的民主建國會。章乃器爲民建起草了政治綱領、組織章程和各種文件，以“不右傾，不左袒”爲揭櫫，政綱提出：“建國之最高理想，爲民有、民治、民享。我人認定民治爲其中心。必須政治民主，纔是貫徹民有，才能實現民享。”。政綱還提出“經濟民主”的概念，要求以民主方式制定國家的經濟計劃，“人民須有充分經營企業之自由，除保護勞工及防止獨佔法律以外，不得再有其他之限制”;爲防止家長制和個人獨裁，民建的組織原則“不採取領袖制”;這些在中國的政黨中都是獨具特色的。1946年春，特務暴徒在重慶製造了著名的“較場口血案”。章乃器出面與特務交涉，首先被打，郭沫若、施復亮、馬寅初等多人被毆傷。血案發生後，章乃器等立即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揭露血案真相，指出“光明終要戰勝黑暗”，表達了爲民主而奮鬥的決心。章乃器在爲民建起草的各種文件和聲明中，堅持爭民主、反內戰的正義立場，反對美國政府介入中國內戰。
1947年民主同盟遭解散後，國民黨當局加緊了對民主人士的迫害，章乃器被迫流亡香港。他在港發表《乾綱重振》、《新的轉捩點》等文章，表達了與國民黨當局決裂、嚮往新中國的信念。1948年5月，章乃器等民建在港理監事發表聲明，支持中共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政治主張。這一時期各民主黨派在港共同發表的宣言文件，大部分是他起草的。年底，章接到毛澤東的電報，邀請他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當時他在香港創立的港九地產公司正蒸蒸日上。但他以國事爲重，毅然束裝北上，捨棄了個人的事業。
章乃器與李濟深、茅盾、馬寅初等祕密乘坐蘇聯貨輪，於1949年1月到達東北解放區;不久轉赴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他親眼見到解放區欣欣向榮的景象，寫下《人民的東北》、《平津工商業的新生》等文章，熱情謳歌新社會。他曾說：“我過去多年爲資本家打算盤，今後要全心全意爲人民打算盤。”在1949年9月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上，他作了題爲《新民主主義的民族工商業家的任務》的發言，鼓勵工商業者發展事業，積累資本，準備將來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消滅自己的階級，“同爲新社會快樂自由的主人”。在歷史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公開提出消滅自己階級的主張，這還是第一次。解放後，他還將自己收藏的約兩千件文物精華，無償捐獻給國家。五、 實踐檢查真理 時間解決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百廢待興，章乃器以極大的熱情投入經濟建設。他擔任了政務院政務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編制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兼財經組組長等職。作爲一位傑出的理財家，他曾向周恩來建議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向陳雲提出打擊上海投機狂潮、解決南北物資運輸等建議，均被黨中央所採納，穩定了建國初期的經濟。對於建立和健全財政金融體制、會計制度，調動民族工商業者的積極性以發展生產等問題，他都提出了不少極有見地的意見，做了大量工作。
1952年，章乃器出任新中國首任糧食部長。他積極參與制定了糧食統購統銷的重大政策，首創xs糧票制度，基本上解決了中國曆代政府都難以解決的吃飯問題，對保障新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穩定起了重要作用。他主張建立儲備糧制度以備糧荒;制定了科學的糧食生產標準和嚴格的儲運管理體制;對於國家在糧食價格上的政策性補貼，他反對把“不惜賠錢”理解爲“不計成本”，經過他不懈的努力，確立了經濟覈算制，批判了供給制思想，使糧食部門扭虧爲盈，開始向國家上繳利潤。章乃器的工作多有建樹，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表揚。 章乃器在解放後擔任民建副主任委員，並與陳叔通、李維漢共同負責籌創全國工商聯，全國工商聯成立後，他擔任副主任委員。他在工作中，對一些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關係等理論問題進行了獨立的思考和探討，並直言不諱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正確或基本正確的。他不贊成過分強調階級鬥爭和階級對立，不贊成因強調政治標準而埋沒業務人才，主張發揮工商業者在企業管理方面的聰明才智，爲社會主義服務。對於以黨代政、個人崇拜、教條主義、官僚主義等弊端，他也很早就提出了批評。有些觀點雖然引發了爭議，但屬於人民內部的思想認識和是非問題 在1957年“反右”運動擴大化中，章乃器遭到錯誤的批判。但他仍堅持自己的觀點，被劃爲“右派”，撤消了部長職務。有關部門曾根據“來去自由”的政策，向他提出，如願出國，可提供方便。但章乃器表示，當年是爲愛國理想而來，不管境遇如何，都不願違背初衷而去。他在1962年曾以政協提案方式爲自己的問題申訴，被指爲刮翻案風，翌年被撤消政協委員職務，並被開除了民建會籍。有人還製造了一起上川企業公司的清算糾紛案件，不公正地剝奪了他的大部分財產。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70歲的章乃器遭到殘酷迫害，被“紅衛兵”打得遍體鱗傷，許多人當場喪生，但他憑着平素練就的氣功活了下來，並絕食八天進行抗議。其後他被掃地出門，趕到北京東郊的一座普通居民樓中居住。章乃器靠氣功自療好全身的傷痛，自己買菜做飯;他在逆境中仍保持樂觀，時時以國家民族爲念，他自撰聯語：“實踐檢查真理，時間解決問題”，並寫下了《七十自述》等不少有價值的回憶錄。1975年鄧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後，章乃器寫信給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問題，受到了重視。陳雲、張勁夫等代表黨中央與他談話，同年4月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事實上章從未承認自己是右派)，並準備安排他擔任財政部顧問、全國政協委員，但由於“四人幫”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逆流，對章乃器的職務安排未能實現。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歲。1980年6月，他的右派錯案得到改正。章乃器的一生歷盡艱辛和磨難，但他始終堅持愛國的信念和敢於講真話的精神，保持中國知識分子“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傳統氣節。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席經叔平在紀念章先生時指出：“章乃器先生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勇於追求真理，樂於無私奉獻，是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他的一生令人敬仰，他不愧是一位傑出的歷史人物。”
生平軼聞
對聯故事
章乃器從小聰明好學。10歲那年，他在家鄉東源看了《風波亭》這齣戲，小小年紀已經懂得忠奸良莠，十分痛恨秦檜夫婦陷害岳飛。與小夥伴們一起，用稻草紮了秦檜夫婦，模仿大人的樣子彎弓投射。他祖父章楷先生見後，順口道：“箭射秦檜。”章乃器不假思索地和道：“筆贊岳飛。”祖父點點頭，說：“箭射秦檜奸賊。”章乃器馬上答道：“筆贊岳飛忠臣。”祖父又說：“箭射秦檜，奸賊遺臭萬年。”章乃器朗聲答道：“筆贊岳飛，忠臣流芳百世。”
1957年，章乃器被錯劃爲“右派”。但他仍以國家民族爲念，真誠地表示：“我對黨披肝瀝膽，希望黨對我推心置腹。”爲此他寫了一副自題聯：“實踐檢查真理，時間解決問題”，堅信歷史會作出公正的結論(後來，此聯被許多地方的章姓宗祠用作通用聯，廣爲流傳)。“文革”中，章乃器遭到殘酷迫害。平時，他自己買菜做飯，在逆境中保持樂觀，於是又自撰聯語：“腸肥必然腦滿，理得而後心安。”
妙解“金融”
1935年秋，章乃器被聘爲上海光華大學和滬江大學的教授，講授“國際金融”、“中國財政”等課程。當講到“金融”的含義時，章乃器用了非常形象的比喻：“金是一種堅硬而固定的物質，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這有賴於信用之火的燃燒，但有時燒得太猛了，融化了的金子騰沸洋溢，反而澆滅了信用之光，跟着融化的金也就冷卻而凍結了，這就是信用過度膨脹，形成了恐慌的現象——就是所謂資產的凍結。‘金融’的重要意義是要金錢融化流淌，頂頂要不得的就是呆滯凍結。”話音剛落，教室裏就像開了鍋似的，學生們一個個興奮難抑。
妙揭貪官
1938年3月，章乃器應當時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之邀，出任安徽省財政廳廳長。針對當時國民黨官場上衆多貪官污吏趁國難之機，貪污腐化、中飽私囊等劣行，章乃器上任伊始就提出了“剷除貪污”等四項重大措施。在下屬的舉報下，省教育廳長楊廉、建設廳長劉式庵等一批有貪污劣跡的官員或被逮捕法辦，或聞風而逃，但仍有少數貪官鋌而走險，繼續貪贓枉法。有一次，省政府召開全體要員會議。輪到章乃器發言時，他突然一語驚四座：“章某預言抗戰一定會取得勝利，因爲中國人是打不死的。”衆人問章廳長何以出此高論，章乃器指着省政府保安處處長丘國珍，幽默地說道：“諸位請向丘處長請教，丘處長能使死人復生。”衆人面面相覷，不解其意;丘國珍亦不知章乃器話中所指爲何。此時，章乃器不慌不忙地從公文包中取出幾份花名冊，說道：“諸位請看，花名冊中的這些人都已陣亡，現皆已復生。此乃丘處長之功德!”原來，丘國珍將一些陣亡士兵的名字依然造冊上報，自己藉此吃“空額”軍餉。此事原來一直無人知曉。有一次，章乃器到財務處查閱賬本，發現保安處上報的花名冊中有幾位是報紙上公佈的陣亡人員，遂找來陣亡士兵名錄覈對，於是真相大白。在李宗仁的支持下，丘國珍很快就被調離了省政府，並受到降職處分。
“一字師”
1943年9月，晉察冀邊區抗日宣傳小分隊19歲的曹火星，來到平西敵後抗日根據地，即今北京市房山區霞雲嶺鄉堂上村，從事音樂創作，宣傳黨的抗日主張。他借用當地民間流行的《霸王鞭》民歌形式，譜寫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膾炙人口的不朽歌曲。不過鮮爲人知的是，這首歌曲原名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歌中的“新”字的增添則與章乃器有關。
那是1948年12月，應中共中央電邀，章乃器與李濟深、茅盾、馬寅初等30餘位民主人士祕密從香港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1949年1月7日到達東北解放區後，他們被安排參觀了大連、旅順、瀋陽等地的工廠、農村和學校。在一次參觀途中，同行的人們唱起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首歌，優美的歌聲深深地震撼着章乃器的心靈。然而，在聽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一句歌詞時，一向辦事認真的章乃器深思起來。他想，對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的功績是應該用科學的眼光來看待的，在歌曲中應該十分準確地反映出來的。他感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句歌詞有些不妥，並解釋說：“總是先有中國，後有共產黨的，加上一個‘新’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才比較恰當，也才客觀準確。從道理上講得通，還可以表明新舊中國的不同。”他這一番話得到了在場人們的讚許。大家按照他的建議一唱，果然好，不但增加了氣魄和自豪感，還使詞曲更爲和諧。他的提議很快被有關部門反映給中共中央。不久，章乃器到北京見到毛澤東，毛澤東親切地對他說：“你提的意見很好，我們已經讓作者把歌詞改了。”
從此，《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越唱越響亮，伴隨着新中國的誕生和成長，直到如今，它一直鼓舞着中國人民在黨的旗幟下奮勇前進。章乃器也得以做了一回“一字師”。
“我不會歪曲歷史”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章乃器被打爲“右派”。後來，章乃器被趕出了北京朝陽門外的小公寓，遷入東郊呼家樓一幢普通的民宅，在一間不到12平方的小屋裏度日。小屋的門終日敞開着，好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幾個挾着公文包的大漢來到小屋，氣勢洶洶地說：“你在安徽曾與張勁夫有過來往，張勁夫是叛徒，你寫一份證明材料。”說罷，來人拿出一打紙，摔在章乃器面前。章乃器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張勁夫是叛徒，無從寫起。”來人威脅他：“你不寫，罪上加罪。”章乃器仰天大笑：“到底我還是社會主義公民。不實事求是，連做公民的資格也沒有。”來人色厲內荏：“太猖狂了。”章乃器一把扯過讓他寫材料的紙，撕成碎片，聲色俱厲地說：“我不會歪曲歷史!”
人物故居
章乃器故居，位於浙江省青田縣境內。章乃器少年時代在青田小源度過，故居惜被火焚，但其祖墳保留完好，當地還有章乃器親手栽培的大葉廣玉蘭、桂花樹、楓香等三棵大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