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民族大融合時期,不論北方還是南方都出現了民族融合的高潮,但南北民族融合有着明顯的差異。本文就南北漢族地位差異進行簡要分析。由於我國漢族(包括前身華夏族)無論人口數量還是文明程度都高於少數民族,所以我國民族融合的主流是少數民族融入漢族之中,而漢族本身也正是依靠不斷吸納少數民族成分而壯大。漢族作爲民族融合的母體,其地位之差異對民族融合的過程與結果都會產生巨大影響。
北方地區,從東漢末期開始出現了少數民族內遷高潮,此後愈演愈烈,西晉政權瓦解後,內遷少數民族紛紛建立自己的割據政權。這些政權雖然根據其漢化程度之不同或多或少地重用一批漢族士人,如後趙之張賓、前秦之王猛、後秦之尹緯等,但由於民族隔閡的廣泛存在,少數民族一般要控制政柄,不會輕易委政於漢人,漢化程度較差的民族更是如此。北宋劉攽曾指出,北魏“其始也,公卿方鎮,皆故部落酋大,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漢族整體上處於被統治地位。
而內遷少數民族即便漢化程度很高的氐、羌,其整體上仍落後於漢族,因此該時期的北方民族融合屬於馬克思所說的“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一範疇。少數民族雖然在社會客觀規律的支配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了漢化的道路,但由於其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即便出現北魏孝文帝式的開明君主,漢化過程中也必然會出現重重阻力,孝文帝就曾深嘆“誠知不易”。漢化過程不會一帆風順,甚至在某一時期或某一地區還會出現逆轉。如孝文帝南遷以後,在中原大興漢化,而與此同時,留在北方邊鎮的各族民衆卻出現了鮮卑化趨勢。如高歡本渤海修人,其祖父因犯法被髮配邊鎮,“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以懷朔鎮軍人爲核心建立的東魏北齊在中原大行鮮卑化,學說鮮卑話一度成爲時尚。《顏氏家訓·教子篇》雲:“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由於少數民族處於統治地位,在民族融合過程中,他們必然會盡力施加其影響,其風俗習慣等必然會大量注入漢族體內,所以北方民族大融合後的新漢族顯得胡氣十足,唐代詩人元鎮《法曲》描寫道:“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羶滿鹹洛。女爲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火鳳聲沈多咽絕,春鶯嘴罷長蕭索。胡音胡騎成胡妝,五十年來竟紛泊。”以至有人驚歎“長安胡化極盛一時”。
南方則不同。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政權一直是漢族王朝,因此在民族融合過程中漢族處於絕對的主動,可以說南方民族融合屬於先進民族融化落後民族。漢族政權往往通過開疆拓土,將深險之中的少數民族納入政府的州郡體系,將其編戶化,從而使其融入漢族,所以南方民族融合往往比較順利,一般不會出現逆轉,並且少數民族一直處於被統治地位,其社會風俗習慣等雖然也會對漢族有所影響。
但相對有限,加之由於北方大批漢人的南下,所以南方民族融合後形成的新漢族仍然較多在保存了漢晉時期北方漢族之文化傳統,而“蠻氣”則顯得不足。《隋書》卷31《地理志下》說揚州“舊風”是“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而“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另外,由於少數民族大都是被動融入漢族,漢族政權在融合過程中多采取民族歧視與民族壓迫政策,所以南方部分少數民族爲了躲避漢族政權的騷擾,向更爲深險之處遷徙,與漢族基本隔絕,所以南方民族融合反而不如北方徹底。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都出現了民族融合的高潮,但南北民族融合存在着很大差異,比如漢族地位之差異，這種差異決定民族融合的規模,也決定民族融合後所形成的新漢族的不同面貌。六朝民族大融合給南方社會帶來了巨大影響,它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爲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礎;促進了南方的統一,爲隋唐大一統奠定了基礎;促進了南方各民族的一體化進程,爲六朝以後南方社會的更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