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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所作的《歸園田居·其三》,對農村生活進行了真實地描寫

來源:飛飛歷史網    閱讀: 2.1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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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字元亮,又名潛 ,世稱靖節先生,是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田園詩人,也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傳世作品共有詩125首,文12篇,被後人編爲《陶淵明集》。下面跟小編一起了解一下陶淵明所作的《歸園田居·其三》吧。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詩歌作品挺有意思,有正始體的隱晦哀傷,自帶神祕;有一反漢魏質樸注重雕飾的太康體,形式大於思想;有追求形式,崇尚詞藻,缺乏內容,精於聲律的齊梁體;最美好的、最值得慶幸的是出現了兩個開派詩人,一個叫謝靈運,開創山水詩派,一個叫陶淵明,開創田園詩派。對後世影響較大的兩個流派,就那麼誕生於政治比較混亂的年代。

說起來,比詩歌更有意思的,卻是“五柳先生”陶淵明,好好的官不願意做,卻說什麼“不願爲五斗米折腰”。五斗米不少了,這畢竟是“日薪”。晉時一斗米約等於現在的4斤,一天都是20斤米,夠養家餬口的。陶先生去當縣令也是爲了養家罷了,覺得不自由,要強顏去拍人馬屁,所以不幹了。時間不長,八十來天。

陶淵明所作的《歸園田居·其三》,對農村生活進行了真實地描寫

也許就像陶先生自己詩裏所寫:“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從小就不逮見迎來送往的俗世生活,天性就喜愛流連忘返于山川自然之間。從這裏就很好理解了,他不是不想去做官,實在是性格里有缺陷,不喜歡搞那些說冠冕堂皇白話的一套玩意兒。說通俗點兒,就是陶淵明有社交恐懼症。

好吧,幸好陶淵明沒去爲了“五斗米”做官,而是辭官跑回家去種田了,否則,對於中國詩壇來講,真是一大損失。畢竟,中國歷史上看不見的地方多了一個叫陶淵明的小縣令,中國詩歌史上卻少了一個被稱爲五柳先生的田園詩人。

《歸園田居·其三》

[魏晉]陶淵明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這組《歸園田居》詩作共有五首,便是寫於陶淵明最後一次出仕,出任江西彭澤縣令八十天辭官之後。期間,陶淵明已經開始逐漸在內心建立一種真正去適應田園生活的思想,不再像過去那樣處於一種士大夫式的裝佯狀態。正是因爲如此,他在此期間寫下的《歸園田居》五首,充分反映出只有參與實際勞作生活而積累的相關經驗,把作爲一個勞動參與者發自內心裏面的那種喜悅,更多地是種種擔憂,對於當時農村現實的殘酷生活狀況作了真實地描寫。

特別是組詩的第三首,沒有實際的相關勞作是無法如此真實地進行記錄的。同樣,也正是此首詩,讓後來諸多解說者,完全誤解了陶淵明,以爲他是一個不懂種田,水平低下的不合格農人。

陶淵明所作的《歸園田居·其三》,對農村生活進行了真實地描寫 第2張

第一句“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就是此句造成各種誤解,讓陶淵明背上一個不懂種田的名聲。通常解讀爲:在南山下開墾出來的田地裏,我們把豆子種植在這裏,田地裏野草茂盛而豆苗卻很稀疏。所以,後來解讀者,便根據此兩句詩,以此認爲陶淵明不會種地。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大笑話。不懂種田之人,恰恰是這些莫名其妙地解讀者。所謂“四肢不勤,五穀不分”,大抵便是說的這些自以爲是的註釋者。

詩人陸游在詩中寫道:“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示子遹》)挺能說明其中問題。事實上,陶淵明在此描寫“草盛豆苗稀”,如果對種植稍微有些常識,就不會犯下誤解的錯誤。可是,千百年來,大家都一錯再錯,忽略了此句本身真正描寫的實際景象。此處的“草盛”大抵是說田地裏長有野草,但不能因此而認爲田地裏全是野草而誤了莊稼,如果是真正的農人就會明白,當莊稼還處於幼小狀態時候,野草的生長狀況是強於莊稼的,這纔是“豆苗稀”的真正原因,而不是“豆苗長得不好”的胡亂解說;只是因爲莊稼本身還是“豆苗”呀,而不是“豆棵”狀態,所以此時站在田邊猛然看去,就會覺得野草竟然比豆苗還要生長的旺盛。

正確理解詩句,必須結合詩作的真實描寫狀況,而不是憑空地想當然,那樣就會犯下常識性的錯誤,從而貽笑大方。如果像通常那樣去理解第一個詩句,那麼又如何去理解詩人在接下來的順序描寫呢?正是因爲豆苗處於生長狀態,所以纔有詩人“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辛苦勞作。也正因爲詩人本身參與了勞作活動,是一個實打實的勞動者,所以纔會有本詩的各種細膩之處。如果不是參與者,如何纔會有“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的真實寫照?

在本詩最後,詩人不僅進行以上各種地詳細描寫,而且感慨地說“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衣裳被露水打溼沒有什麼好可惜的,只要不違背自己本身的意願,就非常值得。詩人的“願望”是什麼呢?當然就是組詩《歸園田居 其一》中所寫:“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脫離俗世官場,歸隱田園,過自由自在地種植生活。

陶淵明所作的《歸園田居·其三》,對農村生活進行了真實地描寫 第3張

晏殊不會在詩詞裏感喟求官難,因爲他本就居高位;王維可以靜心山居,靜聽“鳥鳴澗”,因爲他畢竟見過“大世面”;李太白之所以高吟“行路難”,大抵是因爲他官路坎坷;杜甫大聲高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卻是因爲官路不通,抱負難以施展。越在乎的越忘記不了,或許,陶淵明的內心仍對官場之事念念不忘,否則就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詩作裏對此事抒發感慨之情。陶淵明畢竟小時趨於士大夫教育,本質上應該懷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正統思想的。

不肯爲“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他所在乎的無法實現,只好“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最終選擇直面“慘淡的人生”,去“種豆南山下”,去“帶月荷鋤歸”,這既是一種無奈,卻又是一種幸運;屬於個人的無奈,卻屬於中國古典詩歌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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