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誰在鞭督郵呢?
寥寥數百字的“怒鞭督郵”故事，在洋洋灑灑百餘萬言的《三國演義》全書中，只是繁鑼密鼓中的一支小小的插曲。
但這支小小插曲卻有其特殊的價值在:追溯一下它的形成過程，我們可以藉此窺測到全書的創作傾向，傾聽到小說作者的心聲。
《三國演義》這部書，顧名思義，就是以魏、蜀、吳三國鼎立和紛爭的歷史事實爲基礎，運用小說藝術的生動手法“演化”出來的故事。
一方面，它是“歷史”的:全書的情節主幹，必須符合歷史的全貌。如果把歷史比作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小說作者駕馭的這艘“航船”就必須沿着這條“長河”前進，而決不允許離開它的主航道。例如，小說作者可以把諸葛亮寫成一位未卜先知、呼風喚雨的人物，一生中打了不少勝仗，但他決不會寫諸葛亮在最後出兵祁山時一舉攻下了許昌，消滅了曹魏政權;因爲歷史的結論並非劉備、而是司馬氏統一了中國。
另一方面，它又是“小說”的:只要不在情節的總體上違背歷史的總趨勢，作者就有權進行藝術虛構，而不必拘泥於局部的史實。個別事件，允許添枝加葉;具體場景，可以改頭換貌。即使有意地給某些歷史人物頭上加一道光圈，鼻上抹一點白粉，也不致遭到描寫失真的指責。因此，人們常說《三國演義》的寫法是“七實三虛”。這種“虛”往往取決於小說作者的思想傾向和感情好惡。
那麼，《三國演義》作者的思想傾向和感情好惡是什麼呢?
讓我們來解剖《怒鞭督郵》這隻典型的“麻雀”。
“怒鞭督郵”的故事，是有歷史依據的。據晉代史學家陳壽的史書《三國志·先主傳》載——
“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指劉備)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對農民起義軍的污衊稱謂)有功，除(被任命)安喜尉。督郵(上級官府派住下屬官府考察政務之官)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緩系其頸著馬抑(ang,拴馬樁)，棄官亡命傾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妥(gu6n)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爲下密丞。”
這段史料寫得分明:怒鞭督郵的是劉備，劉備逃走後又另投一支官軍去攻打黃巾軍，並改任爲下密縣的地方官。除《三國志》外，另一部史籍《典略》中也記載了這條史料。稍有出入的只是說劉備鞭打督郵後，還要殺督郵的頭，只因“督郵求哀”，才饒了他的性命。
可是，“怒鞭督郵”一事到了元代的《三國志平話》中，卻一發生了驚人的質變，劉備在這一事件中充當的角色，被張飛跑來頂替了，鞭打督郵的是張飛，張飛在痛打了督郵之後，還將督郵分屍六段，頭掛城門，四肢掛城角。而且，劉備也沒有去另投官軍繼續鎮壓黃巾軍，而是劉、關、張三人率領着部屬落草造反，上了太行山!
《三國志平話》是民間說書藝人們說書時的一個底本，它早於《三國演義》問世，對羅貫中寫作《三國演義》有着直接的影響·說書藝人們讓張飛出來怒鞭督郵，正是他們的高明之處，因爲這種描寫更符合張飛的莽撞性格。只是這段描寫文字過於粗俗，讓鎮壓黃巾起義起家的劉、關、張去落草造反，也違背了人物性格的合理發展·到了羅貫中筆下，這段故事，又有了改觀——
一方面是，文字描繪更爲細緻生動了。你看：“…張飛大怒，睜圓環眼，咬碎鋼牙，滾鞍下馬，徑入館驛，把門人那裏阻擋得住，直奔後堂，見督郵正坐廳上，將縣吏綁倒在地。飛大喝:‘害民賊!認得我麼?’督郵未及開言，早被張飛揪住頭髮，扯出館驛，直到縣前馬樁上縛住，攀下柳條，去督郵兩腿上着力鞭打，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無論史書、“平話”，鞭打餐郵的刑具都是“杖”或“鞭”，唯獨《三國演義》中的張飛在鞭打督郵時使用的是柳條!
一向手持丈八蛇矛馳騁疆場的張翼德居然拿着細細的楊柳條在打人，豈不顯得有些滑稽?殊不知這正是張飛的狡黠之處:柳條打人，可以致痛而不會很快致死，唯有這種長時間地折磨督郵，方能泄他對這貪官的心頭之恨。藉助這枝柳條，我們看到的是粗中有細、魯莽中有狡黯的張翼德的豐滿藝術形象。
另一方面，羅貫中描繪的這回故事，與其說是爲了塑造張飛的藝術形象，不如說更重要的是爲了突出劉備的爲人。
張飛要殺督郵，出於憤怒，生性剛烈，堪稱將才;關羽要殺督郵，出於遠慮，遠慮之人，堪任帥才;而劉備不殺督郵，因爲他“終是仁慈的人”，而爲人仁慈，才能廣收民心，算得上君王之才。羅貫中在這回故事中所要塑造的，正是劉備這樣一個“仁厚之主”的藝術形象。
他決不贊同《三國志》作者那樣，將劉備寫成一個動輒激怒的血氣方剛的人物，也不滿意“平話”在描寫張飛怒鞭督郵時劉備不置一辭;他需要在歷史人物劉備頭上畫上一圈光環，讓他在小說中出場不久，就給人留下了爲人“仁厚”的鮮明印象，從而爲他後來在蜀國登基稱帝留下一個有力的伏筆。
羅貫中的心是傾向於漢室後裔的劉備的，他一心向往的，是讓劉備這個仁厚之主來重整漢代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