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是一部詭異的作品。整部書描寫了明朝萬歷年間的幾個人物的故事，從萬曆皇帝本人到他的兩任首輔(張居正和他的繼任者申時行)，他最著名的軍事將領(戚繼光)，明朝最爲後世稱道的官員(海瑞)，和一位有點近乎癲瘋的詩人加哲學家(李贄)。全書讀起來就像傳記小說，而不像一部嚴肅的歷史學作品。
這本書的英文書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就更是讓人費解。書的英文書名直譯過來就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其實，黃仁宇先生是想用他的書名來暗喻一個“deep irony”，並以此來表達一個極其深刻的理解。黃仁宇先生希望我們在看完了這些人物小傳後，能掩卷而思，幡然頓悟出一個他並沒有直接說出來的極其深刻的理解：一個王朝的潰爛和衰敗可能並無特定的起點，因而通常是深藏不露的。在看起來依舊祥和的太平盛世背後，整個體系可能早已病入膏肓，無力迴天。
而那些爲歷史學家和我們津津樂道的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大失敗”，比如明滿遼東之戰(1618~1619)、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第一次中日戰爭、西法戰爭(1635~1649)、西班牙在西班牙王位之戰(1701~1714)中的失敗、法國大革命等等，都只是向外部世界和一個國家的精英最後證明一個王朝的潰爛而已，所謂的“未戰先敗”。
因此，對一個王朝國家來說，年年都可能是“萬曆十五年”。正如黃仁宇先生在結束他對1619年明滿遼東之戰的討論時寫到：“它(明軍在遼東大戰中的慘敗)是明王朝的官僚制度及其日常運轉所招致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用吳思先生《潛規則》裏的一個妙語來說，一個國家常常是不知不覺地就進入了“崇禎死彎”，而即便崇禎皇帝后來再勵精圖治也拐不過來這個死彎了。
我猜，這背後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一個王朝制度下，即便是唐太宗這樣聖明的皇帝也不可能什麼都管，更不可能什麼都管好。因爲滿朝文武官員都只是對皇帝負責，無須對人民負責，官員們欺上瞞下是最正常不過的事。吳思先生在他的《潛規則》一書中，用一句大白話說出了這一振聾發聵的深刻洞察：“老百姓是個冤大頭；皇帝也是個冤大頭。”而如果皇帝或最高統治者不對勁的話，整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就將完全喪失糾錯功能，無論這個國家有多少能臣和忠臣。更糟的是，如果最高統治者不對勁，能臣和忠臣即便有，也通常會遭到打壓、貶黜，甚至酷刑處死，因爲在一個王朝制度下，官僚體制的規則是逆向淘汰，而不是正向淘汰。再引用吳思先生《潛規則》中的一句大白話：“消滅好官，培養貪官。”
理解了王朝制度不知不覺就會潰爛的緣由，我們方可悟到，中國2000多年的王朝制度的歷史確實僅僅是一個改朝換代的輪迴史，並沒有太多新鮮的故事。那些看似英雄輩出，金戈鐵馬，跌宕起伏，太平盛世的背後，都只是同樣的一個悲劇正在或者已經在上演。我們能夠品味和感慨的其實只是同一個極其單調的故事，僅僅是故事的主人公和時空的不同而已。
正因爲對於一個國家或者組織來說，年年可能都是“萬曆十五年”，所有國家的領導人都應該好好讀一讀《萬曆十五年》這一部警世之作，並且真正理解這本書的含義。
說到這，我想特別提到一個關於《萬曆十五年》的真實故事。我一位在新加坡的忘年交，在讀到《萬曆十五年》之後，特意給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呈上了一本(當然是英文版，因爲李光耀先生那時還讀不了中文)。兩個星期之後，李光耀先生又把這本書原封不動地寄了回來，沒有任何評論。但是，我的忘年之交和我都一致認定：李光耀先生其實是看了這本書，並且真正懂得了這本書的含義。只是他自己買了一本而已，而且恐怕還讓新加坡的主要高級官員都人手一冊。
因爲，新加坡即使只用了一代人就從一個第三世界國家成爲全面意義上的發達國家，精英們也幾乎從不自吹自擂，自我陶醉，而是更加強調危機意識。新加坡更一直強調以憲法治國，以制度立國，即便是李氏家族也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不要忘了，李光耀先生正是律師出身)。黃仁宇先生說得夠透徹：“中國2000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因此，無論我們怎麼看待李光耀先生和新加坡對中國的政策，毫無疑問，李光耀先生是上個世紀東亞最傑出的領導人之一。他們的某些共同特點是每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都應該學習和效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