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果你看到這樣的文字：“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直覺反應那肯定是道士的名號。有所不知的是，擁有這個頭銜的並非一般道士，而是嘉靖皇帝朱厚熜。《明史》對他的評語還算比較客氣，稱他爲“中材之主”。孟森《明史講義》對他的評價是：“終身事鬼而不事人”。在這點上簡直無人能及，豈是“中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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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到這樣的文字：“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直覺反應那肯定是道士的名號。有所不知的是，擁有這個頭銜的並非一般道士，而是嘉靖皇帝朱厚熜。《明史》對他的評語還算比較客氣，稱他爲“中材之主”。孟森《明史講義》對他的評價是：“終身事鬼而不事人”。在這點上簡直無人能及，豈是“中材”而已。
讀者諸君可能會說，按照宗教信仰自由的觀點，皇帝崇信道教似乎不必非議。其實史家非議的並不是宗教信仰，例如谷應泰對於“世宗崇道教”有這樣的說法：“因壽考而慕長生，緣長生而冀翀舉……及其末年，猶餌丹藥，蓋遊仙之志久而彌篤。”
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癡迷於道教齋醮，一味向玉皇大帝獻“青詞”(寫在青藤紙上的頌詞)，不但自己癡迷於此，還鼓動大臣專心致志撰寫“青詞”，培養了一批精於此道的“青詞宰相”(如夏言、顧鼎臣、嚴嵩、袁煒、李春芳等)。二是在道士邵元節、陶仲文之流的指導下，爲了自己的“養生”，煉製長生不老的丹藥，熱衷於“採陰補陽”(即與童貞處女相交的“房中術”)。
道家“養生”理論在明中葉的上流社會風靡一時，《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就是一個典型代表，不過和朱厚熜相比稍顯遜色。爲了延年益壽，他把豆蔻年華的宮女作爲“採陰補陽”的工具。日復一日的“採陰補陽”，必須不斷服食道士們爲他煉製的“房中藥”(春藥)。這種藥稱爲“紅鉛”，它的奧祕正如《萬曆野獲編》所說：“用紅鉛取童女初行月事，煉之如辰砂”。無怪乎歷年陸續進宮的少女數以千計，原來她們既是“採陰補陽”的工具，又是“供煉丹藥”的原料，最終都成了朱厚熜的“藥渣”。
受到朱厚熜雙重蹂躪的宮女忍無可忍，終於導致震驚朝野的“謀逆”事件。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日，朱厚熜夜宿端妃曹氏宮中，宮女楊金英等人，乘朱厚熜熟睡之機，用繩索套上他的頭頸，想把他勒死。或許過於緊張，或許操作不當，打了一個死結，並未致命。參與此事的宮女張金蓮知道事情不妙，溜出來報告皇后。
皇后火速趕到，解開繩索，朱厚熜得以甦醒。皇后立即命令太監張佐等人逮捕宮女，嚴刑逼供幕後主使人。其實那是宮女們的自發行動，並無主使人，皇后卻假公濟私，以“首謀”罪牽連寧嬪王氏，以“預知”罪牽連端妃曹氏，把端妃、寧嬪以及楊金英等，不分首犯從犯，一律凌遲處死，梟首示衆，她們的家屬，十人斬首，其餘的發配功臣家爲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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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大難不死，說起了風涼話：“朕非賴天地鴻恩，遏除宮變，焉有今茲!”嘴上講着“天地鴻恩”，內心深處卻驚悸得很，朱厚熜匆匆忙忙搬出了大內，移居西苑。此後更加潛心玄修，一直到死都執迷不悟地和道士們混在一起。
最早獲寵的是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嘉靖三年(1524)，朱厚熜在乾清宮便殿接見他，一見如故，命他專門負責齋醮的祈禱、祭祀，封他爲“真人”、道教總管，官居二品。嘉靖十五年(1536)，皇子誕生，朱厚熜以爲是邵元節“禱祀”有功，任命他爲禮部尚書，享受一品俸祿。道士出任尚書，簡直是聞所未聞的咄咄怪事。三年後，邵元節病死，朱厚熜派太監爲之護喪，按照伯爵規格撫卹。
嘉靖十九年(1540)，道士段朝用打造銀器送給皇帝，說：用來盛飲食或上供，“神仙可致”;但必須深居簡出，不和外人接觸，纔可以煉成“不死藥”。朱厚熜大喜過望，當即向大臣們宣佈：朕休假一兩年，由太子監國(代理皇帝職權)。
爲了“不死藥”，皇帝居然要休假一兩年，滿朝大臣驚愕得不知所措，卻沒有人敢於阻攔。在此緊要關頭，太僕寺卿楊最挺身而出表示反對，他說：聽到皇上這一諭旨，“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堯舜湯武這些聖賢以爲“修養成仙”之事不易得，因爲不易得，所以不學。希望皇上“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壽而自壽。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足以傷元氣，不可信也”。說得入情入理，朱厚熜聽了竟然暴跳如雷，把他關入錦衣衛鎮撫司詔獄嚴刑拷訊，致使楊最瘐死獄中。
迫於輿論壓力，朱厚熜不得不放棄休假一兩年的想法，卻耿耿於懷。不久監察御史楊爵支持楊最，批評皇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嚴嵩等務爲諂諛”。朱厚熜壓抑的怒氣頓時爆發，命錦衣衛鎮撫司嚴刑搒掠，打得他血肉狼藉，幾次瀕臨死亡。戶部主事周天佐、陝西巡按浦鉉爲楊爵申辯，也先後被他的御用特務機構活活折磨而死。
道士陶仲文由他的師父邵元節引薦，來到皇帝身邊。嘉靖十八年二月，他跟隨皇帝朱厚熜南巡來到河南衛輝，一陣旋風吹來，朱厚熜詢問是何徵兆?陶仲文回答：“主火。”當晚果然行宮發生火災，朱厚熜佩服得五體投地，授予他“秉一真人”的稱號。
自從移居西苑後，朱厚熜夜以繼日地醉心於“求長生”，不理朝政，也不和大臣接觸，唯獨與陶仲文朝夕見面。每次接見，不僅賜坐，而且從不直呼其名，尊稱爲師，贈與禮部尚書，以及少師、少保、少傅(即所謂“三孤”)頭銜。史家稱：一人兼領三孤，整個明朝只有陶仲文而已。這個黃梅縣吏出身的道士，不到兩年就登上“三孤”，恩寵超出了邵元節，從而帶動了諂媚取容的小人顧可學、盛端明。顧、盛二人煉製“秋石”，獻給皇帝，說可以“卻病延年”，朱厚熜服用以後，感到頗爲靈驗，越級提拔他們爲禮部尚書。所謂“秋石”是用童尿提煉而成的“春藥”，頗爲靈驗的並非“卻病延年”，而是“房中術”。正如《萬曆野獲編》所說：“名曰長生，不過供祕戲耳。”所謂“祕戲”，是當時人對“房中術”的一種雅稱。
陶仲文的得寵，使得大批道士進入宮中，個個都以“燒煉符咒”投皇帝之所好，紅極一時，然而不久就身敗名裂。唯獨陶仲文“恩寵日隆，久而不替”。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陶仲文病死。《明通鑑》這樣寫道：“(陶)仲文以方術事上，被恩寵不次遷擢，前後幾二十年……恩禮有加，自來方士所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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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道士藍道行的手法更勝一籌，把法術用於干預朝廷政務。唐鶴徵《皇明輔世編》說，內閣次輔徐階知道皇上寵信藍道行，重大朝政都向他諮詢，便和他結交成爲密友，利用他來扳倒嚴嵩。嘉靖四十一年五月某一天，皇帝向藍道行提問：今日天下爲何不能治理?藍道行扶乩，代表神仙回答：原因在於，賢能者不能進用，不肖者不能屏退。皇帝問：誰是賢能者，誰是不肖者?神仙答：賢能者是內閣輔臣徐階、吏部尚書楊博，不肖者是嚴嵩父子。皇帝再問：我也知道嚴嵩父子貪贓枉法，念及他們奉承玄修多年，姑且容忍。而且他們果真是不肖之徒，上天真君爲何不震怒，予以嚴懲?神仙答：嚴世蕃惡貫滿盈，本應嚴懲，由於他在京城，上天恐怕震驚皇帝，如果把他發配到外地，便可以讓他粉身碎骨了。扶乩完畢以後，藍道行馬上把這一機密情況通報徐階。徐階深更半夜派人通知御史鄒應龍撰寫奏疏，彈劾嚴嵩父子。次日清晨皇帝看到這份奏疏，當即下旨：勒令嚴嵩退休，嚴世蕃流放邊疆。
嚴嵩罷官以後，朱厚熜常常追思他贊襄玄修的功勞，心境忽忽不樂，對首輔徐階等大臣說，想把皇位傳給太子，自己退居西苑，專心致志祈求長生。徐階等人趕忙極力勸諫。朱厚熜乘機要挾說：既然你們都不願意，必須心甘情願地輔佐玄修不可。又說：如今嚴嵩已退，他的兒子也已伏罪，再有大臣說三道四，連同鄒應龍一併斬首。
機敏的嚴嵩以爲這是一個轉機，祕密用重金賄賂皇帝身邊工作人員，讓他們揭發藍道行“怙寵招權”等不法行爲。朱厚熜本來就心中有氣，抓住這個把柄，立即命錦衣衛處死藍道行。此後，他的玄修更加變本加厲，當時有個道士進獻“法書”六十六冊，他看了很滿意，下令御史姜儆、王大任分別巡行全國，任務是“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晚年的他對朝政愈發倦怠，一心希冀上天眷顧，祈求長生，因此對於“方術”的渴求越加迫切。於是乎引來了“直聲震天下”的海瑞上疏。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戶部主事海瑞見皇帝久不視朝，專意齋醮，朝廷大臣專心於撰寫青詞賀表，封疆大吏爭先恐後進獻符瑞，百般迎合，憤然上疏予以抨擊。他直截了當地批評道：“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在他看來，陛下早就該“幡然悔悟”，“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無成也!”說得痛快淋漓，邏輯嚴密，而又措辭委婉，不失分寸。朱厚熜久服紅鉛、秋石，本來火氣就旺，看了奏疏勃然大怒，把奏章扔到地上，命令左右侍從，把他抓起來，不要讓他跑了!身邊的太監黃錦小聲說：此人素有癡名，上疏之前料定必死無疑，訣別妻子，遣散僮僕，擡了棺材來上朝，是不會逃跑的。
後來他和徐階談起“內禪”(讓位)之事，說：“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總算講了一句真話，爲求長生而導致重病纏身。說這話時，離死亡已經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