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熒屏上播放了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其中有兩個情節——“太后下嫁”與“順治出家”頗引人注目。關於“太后下嫁”，劇中曾通過順治之口向孝莊太后說：“兒臣六歲登基，天下烽煙四起，宮中殺機危伏，母后爲保住咱倆的身家性命，不得不下嫁權臣多爾袞。”孝莊還親口對年幼的康熙說：“當年我爲了保住順治的皇位，不得不以太后之尊下嫁多爾袞”;關於“順治出家”，該劇更是濃墨重彩地描繪了順治在其愛妃董鄂氏病逝前後，獨鎖深宮，參禪論道，一意要遁入空門。甚至在高僧玉林要焚死爲之化度的僧人行森時，仍執意落髮具戒，着僧衣芒鞋，義無反顧，皈衣佛門。面對此情此景，孝莊不得不下旨以“龍馭歸天”的謊言來掩蓋順治實已出家的真相。此劇播放後，一些觀衆和讀者紛紛詢問：歷史上是否真有其事?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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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爲，要對之作出“有”或“無”明確回答，則難乎其難矣!因爲這兩件事並非出自劇作者憑空杜撰，事實上從清初以來，就已見諸文人的記述，而後野史裨乘更是廣爲傳說，即使是在學術界也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著名清史前輩孟森先生就曾撰寫過《清初三大疑案考實》，對此二事是否存在均予否定。但胡適先生卻提出質疑。隨後陳垣等史學大師也撰文抒己見。直到目前，在清史學界仍既有肯定者，也有存疑者、否定者。可見，它已成爲從清初至今三百多年來聚訟紛爭不止的兩大歷史疑案。這兩件事既關係到清初最高層的政治權力之爭，又是一個涉及如何分析辨別有關史料的複雜學術問題。因此，且莫將其視爲僅是奇聞軼事。對此兩大歷史疑案傳說的來龍去脈及其論爭予以評說，或許對讀者瞭解事情的真相有所助益。
三個當事人——福臨、孝莊與多爾袞
福臨，生於清崇德三年正月(1638年3月)，乃清太宗皇太極之第九子，也是清朝入主中原、君臨全國的第一代皇帝。值崇德八年(1638年)皇太極突然病死，引發了一場皇位的激烈爭奪。經過相互權衡與妥協後，才由年僅6歲的福臨繼位，並由他的兩位叔父濟爾哈朗與多爾袞輔政。1644年9月福臨進入北京，改元順治，然朝政仍由多爾袞把持。多爾袞居功自傲，獨斷專橫，根本不把順治放在眼中。順治七年多爾袞病逝，翌年順治始親政，不久，即以多爾袞擅權作威，謀逆篡位等罪名，將之削爵奪封。爾後，在其母孝莊太后的輔佐下，竭力擺脫滿族權貴的干預，一度勵精圖治，重用漢官，整頓吏治，獎勵墾荒，經略西南，攻佔雲、貴，逐漸實行了對全國的統治。但順治在個性方面，比較暴躁，感情脆弱，多愁善感，喜怒無常。他又篤於宗教信仰，初信奉天主教，尊稱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爲“瑪法”(即“爺爺”之意)，凡事必詢問。從順治十四年起，又轉而信奉佛教，先後將南北高僧玉林等，召入宮中，論經說法。順治十七年八月，其寵妃董鄂氏病逝，感情上遭沉重打擊，萬念俱灰，萌厭世出家之念，並削髮受戒。後經孝莊太后與國師玉林竭力勸阻，才又蓄髮留俗。此後，便一蹶不振，身體更加虛弱，終於患染天花。當自知死期已至時，召親信朝臣草擬遺詔，歷數執政中的“罪行”與“過失”，宣佈由8歲的兒子玄燁繼位，並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爲輔政大臣，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深夜病逝，終年24歲。隨後，遺體火化，骨灰葬於河北遵化清孝陵，廟號世祖，諡章皇帝。
孝莊文皇后，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二月(1613年3月)，卒於清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88年1月)，蒙古科爾沁人，博爾濟特氏。天命十年(1625年)嫁於努爾哈赤第八子皇太極。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稱帝，封永寧宮莊妃。其子福臨即位後，尊爲皇太后，其孫玄燁嗣位，又尊爲太皇太后，因是皇太極之妃，而皇太極之諡號乃“文皇帝”，加之其子、孫又都是皇帝，因由妃稱後，諡“孝莊文皇后”。她天質姿麗，聰明能幹，且有謀略。其一生經歷了清初三朝更替。在皇太極時期就“贊助內政，越既有年”。皇太極病逝時，她方32歲，當時由於“諸王兄弟，相爭爲亂，窺伺神器”，其中最有力的爭奪者爲睿親王多爾袞與肅親王豪格，在鬥爭甚爲激烈的形勢下，經她與孝端皇后多方斡旋，使多爾袞的謀位之慾未能得逞，終由其子福臨繼位。此後她又全力輔佐福臨，由於多爾袞位高權重，謀位之心不死，時刻威脅着福臨的地位。她爲此，又對多爾袞施展謀略，軟硬兼施，既籠絡，又控制，從而鞏固了福臨的帝位。順治病終後，幼年的康熙繼位，她又輔佐康熙，授以治國安邦方略，當時的許多重大決策都與她的籌謀擘畫密不可分，正如康熙所說：“憶自弱齡，早失怙恃，趨承祖母膝下，鞠養教誨，以致有成。設無祖母太皇太后，斷不能有今日成立”。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68年1月)孝莊病逝，享年75歲，其臨死前對康熙說：“太宗(皇太極)文皇帝梓宮，安奉已久，不可爲我輕動。況我心戀汝皇父及汝，不忍遠去，務於孝陵近地擇吉安厝，則我心無憾矣!”意即，不必與其夫皇太極合葬。康熙遵旨將其靈柩暫停於遵化清東陵。直到雍正時，纔將其正式安葬於瀋陽昭西陵。
多爾袞，生於明萬曆四十年十月(1612年11月)，卒於清順治七年十二月初(1650年12月底)，乃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其青少年時代，就深受努爾哈赤器重。皇太極即位後，封貝勒，隨之徵戰各地，“聰慧多智，謀略過人”，多有戰功。崇德元年，封和碩睿親王，旋又奉爲大將軍，統兵攻明，因戰功顯赫，其地位已遠駕諸王之上。皇太極病逝後，本欲謀皇位，但因其他諸王聯合反對，實力相較對其不利，權衡之下，終立福臨爲帝，並由他與濟爾哈朗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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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元年統兵入關，降伏吳三桂，擊敗李自成，進入北京。即又派兵南下，滅南明弘曆朝及農民軍餘部，對確立清朝在全國的統治，功不可沒。由於功勳昭著，順治元年被封叔父攝政王，翌年又加封皇叔父攝政王，順治五年又晉封爲“皇父攝政王”。隨着爵位日高，聲望日隆，專橫擅權也日重。順治曾說：“睿王攝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國家之事，朕既不預，亦未有向朕詳陳者”，多爾袞儼然是實際的皇帝。他在個人性格與生活方面，也恃功自傲，奢靡腐化，縱情聲色，其王府金碧輝煌，雕鏤奇異，遠甚帝居。肅親王豪格，是政爭對手，多爾袞得勢後，不僅將之置於死地，還將其妃博爾濟錦氏納爲己妃。他還命朝鮮國王送女爲妻。順治七年十二月，在古北口外行獵時，多爾袞暴卒於喀喇城，年僅39歲。死後，初被追封爲“誠敬義皇帝”，但僅兩月後，即被告有“謀篡大位”等罪名，由順治下詔削爵奪封，平毀宮室與墓葬。至乾隆四十三年，才以其“定國開業，成統一之業，厥功最著”，由乾隆爲之昭雪。
“孝莊下嫁”說的由來及其論爭
關於孝莊太后下嫁其小叔多爾袞的傳說，在《清朝野史大觀》、《清史演義》及《清宮軼聞》、《多爾袞軼事》中，多有記載，且繪聲繪色，十分具體。但這些文人騷客的描寫，與信史相證，常破綻百出，多不足爲據。此事最早引起史家關注的文字是張煌言的《建夷宮詞》十首，其中有一首說：“上壽觴爲合巹尊，慈寧宮裏爛盈門。春宮昨日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張煌言此詞寫於順治七年，以當時人寫當時事，似有所據。何況多爾袞恰於順治五年已被稱“皇父攝政王”，慈寧宮又是孝莊太后的寢宮。詞中說的慈寧宮裏張燈結綵，喜氣盈盈地舉行太后婚禮，顯然是指孝莊太后下嫁多爾袞之事。
還有其他一些論據：其一，多爾袞被尊爲“皇父攝政王”，由“叔父”改稱爲“父”，顯然與母后下嫁有關;其二，據蔣良騏《東華錄》記載，詔告多爾袞的罪狀中有“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豈非暗指多爾袞迫使太后與之爲婚;其三，孝莊遺囑康熙不要將其與皇太極合葬，是否因有再嫁多爾袞的難言之隱;其四，滿族作爲北方少數民族，素有兄終弟及、弟娶兄婦之舊俗，即使有下嫁事，亦不違倫理道德。
針對“孝莊太后下嫁”說的根據，孟森撰有《太后下嫁考實》，予以一一駁難。孟森認爲張煌言是故明之臣，對清朝懷有敵意，所作詩句難免有誹謗之詞，況且“詩之爲物，尤可興到揮灑，不負傳言之責”。再者，順治稱多爾袞爲“皇父攝政王，寓有古代國君稱老臣爲“仲父、尚父”之意，此亦不足爲據;至於所謂“到皇宮內院”，疑多爾袞另有亂宮之舉，不見得專指孝莊太后;此外，孝莊之不願與皇太極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皇太極之孝端皇后，第二皇后不與夫君葬，這在古代與此後都不乏實例。孟先生還認爲既然“皇父攝政王”之稱是公開之事實，倘若有“太后下嫁”事爲何不見於清代官書檔案?與孟森的看法相同，著名清史學者鄭天挺教授也曾撰有《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一文，提出“多爾袞以親王攝政稱皇父……疑皇父之稱與‘叔父攝政王’、‘叔王’同爲清初親貴之爵秩，而非倫常之通稱”，似與下嫁事無關。總之，孟森等認爲，不能只憑張煌言的詩，以孤證論定有“太后下嫁”一事。
然而，孟森之說並未成爲定論，胡適先生在讀過孟氏的《太后下嫁考實》後，致書詰難，指出孟文“未能完全解釋皇父之稱的理由”，“終嫌皇父之稱似不能視爲仲父、尚父一例”。此後，無論是1949年之前，或者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仍不斷有人肯定“太后下嫁”之說，作爲清史專家的商鴻奎教授就曾在《清孝莊文皇后小議》一文中說：“即使有此事，也只能把它當作是一種政治手段來看，值此明清爭奪天下之際，能息止滿洲內部矛盾鬥爭”，將其視作“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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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學者在已有論據之外，又補充了新的依據。他們根據四川師範學院圖書館收藏之《皇父攝政王起居注》書後有原收藏者所寫之跋語：“清季，宣統改元，內閣庫垣圮。時家君方任閣讀，奉朝命檢庫藏。既得順治時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詔、攝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馬科書稿等，遂以聞於朝，迄今猶藏諸故宮博物院”，並據此認爲“這可算是太后下嫁的有力佐證”。遺憾的是直到目前，並未發現和公佈上述“跋語”中所說的“太后下嫁攝政王詔”，因而，至今“太后下嫁”說仍然是一個歷史疑案。
“順治出家”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關於“順治出家”之說，最早見之於清初有“詩史”之稱的吳梅村之《清涼寺贊佛詩》，此詩共四首，長達一百餘句。一些文人學者在疏證詮釋該詩時，認爲詩句雖多迷離恍惚詭譎，卻明顯是影射“順治出家”之事，如詩句中說：“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句中的“千里草”爲董;“雙成”乃用《漢武帝內傳》王母侍女董雙成的故事。都是影射順治之董愛妃;另詩中的“晚抱甘泉病，遽下輪臺悔”，是指順治下罪己詔;而“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是暗喻順治未死;還有“戒言秣我馬，遨遊凌八極”;“八極何茫茫，曰往清涼山”，是說順治遜位出宮雲遊至五臺山爲僧。詩句之所以用影射手法，是因吳梅村身歷滄桑，恐爲時諱，不得不將順治出家事以隱晦的手法記入詩中。此詩之後，在有關清代的稗史中，便將順治出家一事演繹得既具體又神祕，從清初至清末流傳不斷。如說順治耽於佛法，視帝位如敝履，並未終於帝位，而是於董鄂妃病逝後，棄政出宮，披緇雲遊，在五臺山清涼寺依佛門。一些野史與演義中還說，日後康熙之所以多次奉孝莊太皇太后巡幸五臺山，虔禮諸寺，其意在於拜謁順治。甚至說光緒庚子年，兩宮西狩，途經晉北，地方上接待中臨時從五臺山借來御用器具，都宛如宮廷之物，實是順治的遺物。
針對上述各種順治出家的傳說，孟森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之二《世祖出家事實考》中，以大量翔實的史實考證，順治雖然好佛，但其確死於天花，終於帝位，並未離宮出家。尤其是孟森持論所根據的是王熙自撰的《年譜》。王熙是順治時的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又是順治的寵臣，順治臨終前的遺詔就是面諭他草擬的。王熙在《年譜》中，詳細記載了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一至初八這幾日順治帝及其本人的言行舉止，而這幾日正是順治病死前的最後的一週，如《年譜》雲：“辛丑三十四歲，元旦因不行慶賀禮，黎明入內，恭請聖安，吾入養心殿，賜坐、賜茶而退。翌日，入內請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養心殿，上坐御榻，聖躬少安，命至御榻前講論移時”，“初六日，三鼓，奉召入養心殿，諭‘朕患痘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言，速撰詔書，即就榻前書寫……’
隨勉強拭淚吞聲，就御榻前書就詔書首段。隨奏明恐過勞聖體，容臣奉過面諭，詳細擬就進呈，遂出至乾清門下西園屏內撰擬，凡三次進覽，三蒙欽定，日入時始完。至夜，聖駕賓天，血泣哀慟。初八日，又同內閣擬上章皇帝尊諡，又同內閣擬今上皇帝即位年號，又爲輔政大臣撰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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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熙《年譜》翔實逼真地記述了順治死前幾日的活動，明確記載順治是染痘(天花)病終於養心殿，並未有遜位出宮之事。無獨有偶，孟森又舉出當時在宮中擔任詞臣的張宸在其《青集》中所記：“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賓天，予守制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憫忠寺，觀內吳良庸祝髮。初四日，九卿大臣問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問安，見宮殿各門所懸神對聯盡去。一中貴向各大臣耳語，甚倉惶。初七日，釋刑獄諸囚獄一空。傳諭民間毋炒豆，毋燃燈，毋潑水，始知上疾爲出痘”;接着張宸又記述了順治的整個治喪過程。王熙與張宸都是順治病逝前後的親身經歷者、目睹者，都說順治死於天花。說明孟森的《順治出家考實》有很強的說服力，從而也說明吳梅村以《清涼山贊佛詩》影射順治出家之事不足爲憑。
順治出家的傳說，事出有因，正如史學大師陳垣先生所說：“彼據《清涼山贊佛詩》等模糊影響之詞，謂順治果已出家固非，然謂絕無其事者亦未爲的論。”陳垣老還曾撰有專文，說明“順治出家之說，不盡無稽，不過出家未遂而已。”據有關佛教典籍，如《憨璞語錄》、《續指月錄·玉林傳》及《玉林年譜》、《北遊集》等書記載，從順治十四年起，他與當時南北名僧木陳、玉林、憨璞聰、溪森等都有密切交往，順治曾封玉林爲“國師”，並請玉林爲自己取法名“行癡”，號“癡道人”，且執弟子禮。他還請茆溪森爲自己化度剃髮，《續指月錄》曰：“玉林到京，聞森首座爲上淨髮，即命衆聚薪燒森。上聞，遂許蓄髮乃此”，說明順治本已決心出家，經勸阻方罷(見陳垣《湯若望與木陳》載《陳垣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0月版)。吳梅村的《清涼山贊佛詩》與各種野史、演義中關於順治出家的傳說，似乎都是緣於順治好佛的事實。
截至目前清史學界有關順治的研究成果，較爲一致的看法也都是認爲順治晚年確信佛、好佛，也有出家之念，但終未成爲事實。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各朝各代都有不少演義和傳說，而關於清代宮廷的傳說尤多，原因何在?我想主要是：其一，清朝乃由滿族居統治地位，滿族作爲一個少數民族，有着不同於漢族的各種社會習俗，人們從有趣與好奇心理出發，編撰各種引人入勝的傳說;其二，在明清易代之際及辛亥革命時期，一方面由於“華夷之辨”的觀念支配，另方面出於反滿、排滿的政治鬥爭需要，多有敵視與鄙棄滿族的心理，出於宣傳需要，人們編撰了各種帶有醜化和誇大其詞的傳說。今天，從統一多民族國家之間的團結友愛出發，對之應有科學地分析;其三，宮廷內部的政治權力之爭異常尖銳和複雜，加之宮闈之內又十分神祕與森嚴，發生在宮廷內的各種事件，經過口耳相傳，難免失實。再加各朝統治者，又常常根據政治風雲變幻而篡改各種官書檔案，因此，今人對於社會上流傳的各種清代宮廷的傳說，應明析有關史料的真僞，科學地予以鑑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