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是溥儀的祖先當年曾經駐留的“帝京”。不過1931年9月的瀋陽氣象已經完全不同。瀋陽是當時東北地區最大的都市，人口70萬，城市規模、功能與北京、上海、天津相比還略遜一籌，但已是中國當時的第四大城市，氣象繁華，各國人流熙來攘往。“原因就是國際化程度高，說句實話，比起現在的瀋陽都要更國際化:當時領事館有16家，僑民有30餘萬。火車直接通往國外。”遼寧社科院專門研究30年代東北歷史的研究員張志強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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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所謂國際化，並不僅僅是硬件，更多的是市民心態。9月16日《盛京時報》的一條花邊新聞評論了“近來瀋陽青年男女受歐風西化之影響，皆醉心男女歡合事，尤以學校男女學生爲最多。每年臨時快樂的父母，用敏捷毒辣的手段，導致嬰孩死亡，其數目不可計算。”這條新聞的標題是大字的“棄子”。瀋陽正爲它的國家化歡喜而煩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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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東北其他城市相似，瀋陽奉行的是二元*體制:日本人在日俄戰爭後，以滿鐵附屬地爲名，管轄着自己佔領的區域;張氏政權在另外的區域忙於建設:從交通、城市規劃、商業、教育等方面野心勃勃地製造一個繁華的都會。也許就是雙方的競爭之心，才造成了瀋陽飛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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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現在的說法，張氏政權搞了不少開發區。”張志強說。張作霖和張學良長年聘請意大利和比利時的市政規劃人員和建築師在瀋陽破土動工，先後建設了大東新市區、惠工工業區等。“裏面的建築羣落全是歐洲風格的，你看老瀋陽北站，高穹薄殼，現在也不落伍。”車站外是筆直輻射出去的大道，旁邊是高大的樹木。完全歐化的新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