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國時期，法家李俚有“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的說法，如果一戶人有五六口人，一百畝田地平均攤到人頭上，人均生產力也就是在15-20畝左右。魏國農民的生產力，每畝地每年可以豐收糧食100多公斤，也就是說農民的平均生產力，每年可以收穫2000多公斤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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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推動魏國經濟的全面發展，李俚在魏國推行以平糴法爲主的變法，其中有對糧食的價值評定，即一石粟價三十錢。如果魏國農民每人有20畝地，則其從種植糧食方面可以獲得的收入，就是600錢-800錢之間。
可是，這些收入僅僅是魏國農民的表面收入，歷朝歷代的農民最痛恨的苛捐雜稅，在戰國時代也不例外，除去稅賦的收入，其實並不多。戰國時期各國稅賦制度各有不同，魏國是個較爲重視仁政的國家，相對稅賦比較輕。在李俚的變法中，推行“什一之稅”，“什一”是當時最低的田稅。魏惠王的相國白圭，曾主張“二十而稅一”。但秦國、楚國的稅負就比較重，農民生產的三分之二要繳納田稅。戰國時期，普遍還是“伍稅之”，採用五分抽一的稅制。這樣計算的話，魏國農民的年度純收入，大概就在500錢-700錢左右。
那麼，每年掙這麼多錢，對於一個農民代表着什麼呢?衣食住行，從來都是必要的。而在戰亂頻繁的時代，農民要想豐衣足食，基本是不太可能的。所謂自給自足尚且很難，要是還想酒肉穿腸過，似乎就成天方夜譚。農民們主要還是依靠糧食來維持生命。假設一個農民一天消耗六兩糧食，那麼一年365天，就消耗109公斤左右。按照一石粟價三十錢的糧價，就是32錢左右，一家五口就得消耗150錢。那麼，如此看來，戰國時期農民的吃飯保障，佔到年度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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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悝的計算中，農民家庭每年花費再衣服上的費用，大概是三百錢。比之吃飯保障就要奢侈得多。加上吃飯的開銷，一個農民家庭每年最低生活保障的情況下，結餘的就差不多有50錢左右，日子過的相當清苦。
這裏就要說到稅賦了，前面的計算，是在刨除所有稅賦的前提下，當時的各國即便是最仁政的魏國，也包括有田稅和戶口稅、人頭稅等稅種。那麼，僅僅剩餘的50錢，是根本不可能足夠繳納稅賦的。所以說，戰國時期的老百姓，用民不聊生來形容，是相當貼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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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秦律》的律文，小家畜大約每頭二百五十錢左右，也就是說佔到農民年度收入的一半，可想而知一般的農民家庭，根本買不起小家畜，自己飼養的家畜是捨不得自己食用的，就算蓄養的，也不可能吃。這也可以想象古代的農民，要是家中有頭耕牛，往往被視作命根子的原因。要吃肉，那更不可能了。
孟子才說，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70歲有肉吃，就認爲是種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