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如果真的“賢”，信仰那些君臣規則，按照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禮法，這位賢妻會勸誡當時的秦王不要這麼做;她如果真的“好”，按照她平時“後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的孝順，按照平日她對姐妹們“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的仁慈，這位好兒媳、好姐姐、好主子怎麼會去勸勉自己丈夫做如此兇惡殘忍之事?事後還建議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子孫戮殺殆盡?如果她真的是遵守秩序，僅僅清醒理性以圖自保，怎麼會“盡力彌縫，以存內助”，能“後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她被稱爲千古第一賢后，生前是丈夫敬重的良佐，妃嬪臣子們愛戴的皇后，死後是永遠無法企及的經典—史官眼裏的楷模、士大夫心目中的無限憧憬、男人們眼裏的理想妻子、女人們仰視的學習榜樣，生榮死哀，道不盡的，是她的好。
如果說，出身世代貴族、飽讀詩書、博識知禮、遵循儒教只是長孫皇后長袖善舞的預備，那麼從公元614年她嫁入李家那刻開始，一個真正的長孫時代就悄悄來臨。從表面上看，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媳婦，但誰都不知道，在這個沉默端莊、溫柔守禮的小婦人內心，蘊藏着的是絲毫不亞於她丈夫的可怕魅力，不是注意不到，而是沒機會注意—李世民實在太忙了。
讓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位溫柔端莊的女子，在未來患難與共的歲月裏，將不僅是一個女人，一種門第，一個名分—她侵入了他孤獨而狂妄的世界，成爲了他生命裏致命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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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門背後的身影
無論是善待妃嬪、以德服人、制定規則、抑退外戚，還是識人卓越之才，都說明了她那刻骨的清醒和理性。如果到此爲止，她也就只是歷史上一般的賢妃而非長孫皇后。
玄武門之變，版本很多，不管哪個版本，新舊唐書都記載了其間她所起的作用，“及難作，太宗在玄武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後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更爲誇張的是：“後孝事高祖，恭順妃嬪，以存內助。”
這位平時行動必遵循禮法的賢人爲什麼會這麼做?她如果真的“賢”，信仰那些君臣規則，按照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禮法，這位賢妻會勸誡當時的秦王不要這麼做;她如果真的“好”，按照她平時“後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的孝順，按照平日她對姐妹們“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的仁慈，這位好兒媳、好姐姐、好主子怎麼會去勸勉自己丈夫做如此兇惡殘忍之事?事後還建議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子孫戮殺殆盡?如果她真的是遵守秩序，僅僅清醒理性以圖自保，怎麼會“盡力彌縫，以存內助”，能“後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有人推測，那是她對秦王萬般深情，秦王也於千萬兇險裏同生共死，彷彿情深意重無若此夫妻。這是低估了李世民，更加低估了我們的長孫皇后。
長孫死的時候，李世民是這麼哭的：“是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一個男人居然用“良佐”這樣的政治術語評價自己的老婆?
李世民病重，長孫帶着毒藥，宣稱“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地耳”—爲什麼她申明自己不會學呂后?她怕李世民想什麼?
每次議論政事，“太宗彌加禮待，常與後論及賞罰之事”—這個男人英雄蓋世，也算賢明君主，爲什麼要向一個婦人徵求國家大事的建議?
只能說明一點，多年以來，他們就是政治夥伴，而整個玄武門之變，長孫決非勉勵將士那麼簡單，整場陰謀政變的前後，都閃動着她的身影。
致命的補充
男人都是比較粗心的，或者叫做晚熟，在李世民這位少年英雄玩玩具一樣跟各種奇情女子激情演繹的時候，她已經妥妥當當地打點好了他的後院;而當李世民盯着宮殿裏的龍椅拿不下眼來的時候，她已經做好了這個男人的致命補充。
平洛陽，李淵讓自己的妃子們蒐集戰利品，結果李世民一概不給，只分封給有功之將領，於是“妃媛曹怨之”。
李世民給淮安王神通一塊田地，結果張婕妤的父親想要，李淵下了詔，而神通已經得到了這塊地，不肯給，於是張婕妤在李淵面前又告了一狀。
李世民的屬下杜如晦騎着馬過尹妃父親的家門口，發生衝突，被其父領着家童打了一頓，還折傷了一根指頭，然後惡人先告狀，尹妃在李淵面前告發秦王下屬欺負自己爹地。於是“帝不察，大怒”。
其實戰爭勝利讓妃子們去搜一些戰利品，也是人之常情，跟張婕妤與尹妃衝突，也是讓一步就過去的事情，李世民卻偏偏護着自己的將領屬下，一點也不肯退讓。甚至大宴的時候，守着各位宮妃，他卻因懷念自己母親哭了起來，更是大大得罪了後宮的各位貴人—一切的一切只說明一點：李世民缺少足夠成熟的政治頭腦。
他的腦袋恐怕還停留在一流軍事家的縱橫四海、兄弟情誼、賞罰分明，卻在政治思維裏缺失了柔韌那根弦。另外，他不瞭解女人，這位英雄其實情商不及格，而她卻恰好彌補了他的缺陷。
玄武門政變，無論怎樣的說法，玄武門的守軍都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李世民帶着人進玄武門，要守軍將領開門;跟太子東宮與齊王府兵戰鬥，是以守軍士兵爲主力的。可是，這名將領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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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叫做常何—有人考證，玄武門之變中，傷亡最慘重的，既不是秦王府，也不是東宮和齊王府，而是駐守玄武門的屯營。太子和齊王遇襲身亡後，東宮和齊王府護兵趕往玄武門營救，結果執掌屯營兵的雲麾將軍與中郎將在兵力尚未集結的情況下倉促出戰，被打得一敗塗地，等大隊屯營兵趕來時，發現兩位主將已雙雙戰死。
這下我們可以清楚了：常何雖然向着李世民，但是政變之前並不知情，因而玄武門兵將匆忙之間損失慘重—而他“九年六月四日令總北門之寄”。
那麼，是誰告訴李世民，常何正在那天值班?
兵變之時，東宮與齊王府兵並不好惹，正打得難捨難分之際，尉遲敬德拿着建成、元吉的人頭與李淵的詔書趕來，才逼退了敵軍—當時李淵還在海池泛舟，尉遲敬德“擐甲持矛”威嚇着讓李淵下了手敕。
那麼，是誰告訴李世民，當時李淵身處的具體地點與情況?
某種程度上，她更像一個成熟的政治家。
就在李世民以軍人的清高蔑視那羣鶯鶯燕燕時，長孫卻通過孝順高祖、恭順各位宮妃，爲李世民未來的政變埋下致命的伏筆。
寵妃張婕妤、尹妃們都讓情商過低的丈夫得罪光了，可是要了解皇宮之內的情勢，要掌握皇帝的動態，要知道宮門將領的值班表，並不一定非要巴結這些顯貴，在歷史的轉折處，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想象不到的小人物—以長孫對人性的觀察入微，以她收服人心的手腕，可以想象，在李淵的皇宮裏，埋下了多少長孫的眼線。
她真的做到了“以存內助”，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包括相處多年的丈夫—從前也只看到她的賢德，她的內務才幹，政治鬥爭畢竟是男人們的事情，他跟她很少說起，她似乎也很少過問，可是真正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刻，她站出來，提供了最有利的時機與路線。
李世民突然對這個小婦人仰視了一下，他沒想到，女人，也可以這麼強。
以存內助
嫡長子繼承製，是李世民的一隻攔路虎。
李世民跟它鬥爭了一輩子，而它狠狠地紮根於他的生命深處—在每個午夜夢迴的時刻，拷打着他的良心、質問着他的靈魂—那就是規則，也叫做正統。
他與那個皇位之間並不通順，他是嫡子，但不是長子，即使再怎樣賢德，“有立長不立賢”在那裏擺着，那纔是規則，纔是正統。父親因爲這個忽略他的蓋世軍功而堅決挺哥哥，哥哥因爲這個可以跟他理直氣壯地鬥法，就是因爲哥哥繼位，大家都覺得對，而他繼位，大家都覺得彆扭—那是每個人心裏的價值天平，他很難過得去。
即使在危急時刻—李元吉出征，要帶走他手下的幾名謀臣良將，削弱他的勢力，衆人都勸他立刻行動的時候，他都是猶豫的—新舊唐書在這裏並非美化，他的遲疑不決是真的，橫在他面前的不僅僅有政治人物剩餘不多的親情，還有那個看不見摸不着卻非常可怕的力量—正統意識。
他害怕天下人的口，後代史書的筆。也就在這個時候，她站了出來。史書上並沒有記載當時她對他說了什麼，但是我們想象當她把那後宮情狀告訴李世民時，她應該對李世民說了什麼，而無論說了什麼，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一定是鼓勵—這個平日裏的大賢人鼓勵自己的男人去殺兄逆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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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處處守禮、高度理性以求賢名，但是她的理性卻不是維護理想、遵守規則的道德理性，而是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簡而言之，她的所有理性，都是建立在爲某種功利服務的基礎上的，理性不是目的，不是理想，不是用來遵守規則，而只是爲達到一個目的—爲了這個目的，可以無爲無不爲……
所以，她能鼓勵李世民克服心理障礙，嫡長子繼承製只是一種規則而已，真正強大的是製造秩序、操縱規則而非遵守秩序、服從規則的人。
所以，李世民在那麼緊急的時刻帶上了一個女人。要知道，她不用做別的，僅僅站在那裏，就可以給他破壞一切、殺人放火的勇氣，因爲，他們都屬於製造秩序的人;因爲，他們同樣強大;因爲，他們擁有同一個夢想;因爲，他們要一起開創一個時代—秩序重建的大唐盛世。
她一切的一切，都是爲了開創一個新的秩序—屬於她，長孫的新秩序。
這纔是長孫皇后，這纔是她的強大，不僅僅限於所謂賢妻，不僅僅征服了所謂妾侍，甚至不僅僅做到齊家，而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去平天下。她其實比那個幫公爹改朝換代的英雄老公更有能力，因爲她比他更清醒、更堅定、更具智慧。
從此，他們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