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奠定了秦國發展的制度基礎，政治凝聚力和軍事戰鬥力都得到了增強。但是，如果沒有高超的外交戰略，切實的發展路線，要以西北一隅之地、單打獨鬥之力，吞併脣齒相依、命運相同的東方六國，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六國合縱抗秦，對崛起中的秦國構成巨大威脅。
如何選擇優先發展目標和打擊重點，是秦國外交戰略中的重大問題。隨着秦統一大業的進展，隨着秦國與六國關係的變化，秦國的對外策略有三次大的階段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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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階段是秦惠文王時期，採取避重就輕，攻滅巴蜀的策略。
第二個階段是秦昭襄王時期，實施遠交近攻，蠶食諸侯的策略。
第三個階段是秦王嬴政時期，用收買、暗殺和離間手段，破壞六國人才的策略。這裏就重點談談第三階段的破壞人才戰略。
嬴政親政不久，發現了韓國水工鄭國的間諜案。原來韓國不斷被秦國侵削，韓王決定派水利工程師鄭國前往遊說秦國，修建水渠，以行疲秦之計，用大型水利工程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拖住秦國東進的腳步。事發後，秦國朝野上下，一片譁然。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秦王下令逐客，解除一切在秦國任職的六國客卿的職務，驅逐出境。在這種情況下，李斯寫了著名的《諫逐客書》。
李斯的《諫逐客書》歷數秦穆公以來秦國重用客卿的成就，特別是秦孝公以來，商鞅、張儀、范雎等輔佐秦君變法圖強的歷史經驗，認爲“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無異於“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把人才往秦國的競爭對手六國推，不等於“藉寇兵而資盜糧”(授敵以兵器，資盜以糧秣)嗎?李斯所言，決不是想象之詞!曾與李斯同在呂不韋門下任職的司馬空，出走趙國，積極謀劃聯合六國對付秦國，就是現成的例子。
秦王嬴政於是收回成命，召回李斯。六國客卿在秦建功立業，引起秦國貴族大臣對於這些“空降兵”的不滿，是可以預想到的。隨着秦國國勢日益強盛，更有秦人會自我膨脹，認爲客卿不足恃，無客卿也可以治國的想法，也是可以預想到的。問題是，秦王嬴政能審時度勢，知錯就改，收回成命，重用李斯，還是很有領袖風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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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一方面力諫秦王挽留六國人才，另一方在輔佐秦王兼併六國戰爭中，重點打擊對方的人才：“陰遣辯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資治通鑑》卷六)首先是重金收買，收買不成，派刺客暗殺，用離間計破壞敵國君臣關係。等敵國人才被破壞了，就派軍隊去收拾他們。
舉例來說吧。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秦將王翦等伐趙。前線抵禦的趙將李牧，是戰國時期最優秀的將領。但嬖臣郭開在趙國掌權，拿了秦國的重金賄賂，詆譭說李牧等謀反，趙王聽信，派人取代李牧。趙國因此而亡。秦國先用收買和離間的辦法破壞敵國的人才，再用軍隊滅亡敵國，這就是一個經典案例。
再比如，齊襄王的遺孀後夫人去世，弟後勝輔政，輔佐齊王建。秦國賄賂後勝，並且收買了後勝及其身邊的門客。齊國的外交人員出使秦國，也被重金收買。他們不僅故意勸齊王放棄強軍備戰，而且對秦國吞併五國的戰爭，採取隔岸觀火的政策，待到五國先後滅亡，這些腐敗分子反而勸齊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資治通鑑》卷七)齊國孤立無援，倉促調集軍隊到西邊抵抗秦軍，爲時已晚。是腐敗使六國喪失了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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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對方人才戰略，是秦在戰爭打擊之外的一個長期政策。比如，長平之戰中，范雎使用離間計，成功地讓趙國撤掉了老將廉頗，換上紙上談兵的趙括，趙國遭遇長平之戰的慘敗，元氣大傷。秦莊襄王時期，曾用重金收買魏將晉鄙的門客，離間魏王對於信陵君的信任。假如說此前還只是互相拆臺的偶一爲之，到李斯輔佐秦王時，用收買、離間乃至暗殺搞垮敵國領導團隊，則被定爲與對外戰爭相輔而成的國策。
當然，六國的人才凋敝，能人下、庸人上，不僅是因爲秦國的戰略成功，也是六國國君本身的昏庸所致。前面提到呂不韋門客司馬空逃到趙國，積極獻策，抵禦秦國。趙王卻不能用，趙國滅亡後，趙人感慨地說：“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戰國策》卷七)
總之，秦國統一天下的策略有三：第一，把握時機，選擇打擊目標;第二，分化瓦解，遠交近攻;第三，吸納六國人才的同時，致力於瓦解六國的執政團隊。最後消滅對手，派兵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只需要找藉口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