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的影響,莫高窟道士王圓籙的“罪人”形象曾長期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歷史長河中的史實不會因我們的惋惜、憤怒和悲傷而改變,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王圓籙,這個斗大字不識半升的湖北麻城農民,因家鄉連年災荒,受生活所迫,輾轉流落至甘肅酒泉入道修行。光緒十九年的一天,王道士定居在莫高聖境,成了一位負責任的佛寺住持,併爲此奉獻了自己的後半生。
王道士曾爲保護文寶努力
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時,王道士突然發現:“沙出,壁裂一孔,彷彿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有大量資料顯示,在發現藏經洞後的7年間,王道士爲保護莫高文物做出了局外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王道士曾數次逐級寫報告、送樣品,要求將這些文寶交上級官府保存。他首先徒步50裏,趕往縣城找嚴澤縣令彙報,並奉送了取自藏經洞的兩卷經文做樣品。結果碰壁而返。3年後,新縣令汪宗瀚上任。王道士又挑選出一包佛畫去拜見。汪縣令閱過,雖然驚歎不已,但還是沒有對這些文物實施登記保護,只是寫信告知了甘肅學政葉昌熾。對金石學和古文書有較高造詣的葉昌熾得知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消息後,一方面函請汪宗瀚實地考察；一方面着力建議甘肅藩臺衙門如數將其運至蘭州保存。後由於清政府推說路途遙遠,運費難籌,藩臺衙門只得下文責令王道士就地保管。
此後,王道士從清沙運土、供養和尚到承擔對文物的保管,擔子越來越重了。
王道士的被騙
讓我們翻開歷史,看看莫高窟國寶是在什麼情況下被王道士“賣”掉的。
首先,據英國考古學家奧雷爾·斯坦因所著《西域考古圖記》原著譯本記載,當年竊走敦煌文物的當事人之一斯坦因絞盡腦汁,竭盡引誘、欺騙、佈施、盜竊等卑劣手段來對付老實巴交的王道士,最後其強盜行徑終以得逞,並先後兩次從王道士手中劫掠大量國寶運至大英博物館。
其次,是各級官府對王道士的一片熱忱表現冷漠,對他發現的寶藏根本不當回事,着實讓王道士心灰意冷並誤導了這位文盲道士。無奈之下,王道士心想,既然這批黃紙殘絹不能引起官府的重視,也許它們確無多大價值,我何嘗不可以用其換回一些銀錢來資助洞窟的清理和修繕呢?即便如此,王道士還是始終猶豫不決,甚至在一瞬間作出了非常英明的決定。斯坦因寫道:“到了第二天晚上,卻遺憾地發現滿懷疑忌的王道士幹了一個通宵,將所有藏卷全部運回密室中去了。”如果就此打住,也許會避免了一場大錯。可誰知,王道士終究還是敗在了奸詐無比的斯坦因腳下。
第三,是王道士對唐僧的異常虔誠崇拜。斯坦因發現,王道士頭腦簡單,但信仰卻很執著,儘管對佛教知之甚少,但對唐僧卻頂禮膜拜。窺探到王道士的內心祕密後,斯坦因告訴王道士:古時的唐僧到印度取經,而今,是唐僧讓斯先生把這些古代經卷重又取回印度。他們編造了離奇的神話來欺騙這位頭腦簡單又十分迷信的王道士。歷史就這樣無情地捉弄了王道士。
直到精通漢文的法國人伯希和在離開莫高窟的第二年即1909年,將少量經卷在北京六國飯店展示,這才引起了中外震驚和輿論的譁然。次年,清政府命甘肅當局將剩餘殘卷盡數運至北京。其間,又一路被地方官紳爭相截留。就這樣,藏經洞總量近6萬卷的國寶藏品僅剩下8000來卷運抵北京。王道士幾十年如一日遠離貪腐,辛勞爲公,虔誠信仰,一貫始終。歷史並沒有記載王道士私自佔用了出賣老祖宗遺產而換來的一分錢。至死,他也就是一身道士長衫,一頂圓布帽,便被他的繼任們裝進了洞羣外面的道士塔,僅比赤條條來到這個世界時多了一身表明他身份的素服。
王道士的功過是非,抑或是“罪人”的悲劇永遠值得我們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