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政治的特點是寬大通脫，文網也非常寬疏。所以唐代士人多和他們的作品一樣狂放。“恃才傲物”、或“言論倜儻”、或“詭激嘯傲”、或“不拘細行”、或“狂率不遜”。
唐太宗認爲：“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爲公事”，爲此，他明確要求“勿上下雷同也”。對於那些只知“順從”“順旨”之人他嚴加責斥：“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說你這個人從來都唯唯諾諾，沒有獨立見解，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統治的最鮮明特點就是三教並行，信仰自由，沒有禁區。儒學雖被奉爲正統，卻始終未達獨尊。唐玄宗曾親自注《孝經》《道德經》和《金剛經》這三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經典，頒行天下，以示對三教合一的提倡。
三教並行，自由競爭，終唐一代持續不絕。三教並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種較普遍的自由寬鬆空氣。所以李白纔敢寫詩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高適也才能公然在詩中說：“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乃至以循循儒者形象留存史冊的杜甫詩中都有“儒術於我有何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之句。到了晚唐，杜牧居然這樣寫：“跳丸相趁走不住，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爲灰。”非儒薄孔，非聖薄尊，在唐代人眼中習以爲常，並不視爲大逆不道。
唐代言無禁忌。唐代大臣甚至可以在奏摺中公然談論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摺中直接批評武后弄了太多的“內寵”，說你有這方面的慾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兩個“男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卻太多了：“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南宋洪邁說：“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暱，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他羅列一長串例證後，很是感慨地結以一句“今之詩人不敢爾”。
“宮禁嬖暱”這樣的禁忌，唐代都可以“反覆極言”。那麼對“當時事”的抨擊的無可顧忌就可想而知了。事實上，唐人對時政的譏諷、揭露，間或有礙作者仕途，卻從沒有人被指爲“污衊、攻擊”而遭到貶殺。白居易創作樂府詩“規諷時事，流入禁中”，憲宗“見而悅之，召入翰林學士”。他的《長恨歌》諷刺玄宗荒淫誤國，《琵琶行》傾訴仕途的不平，唐宣宗毫不介意，還作詩紀念白居易：“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這種寬鬆的環境，是唐代文學藝術繁榮的重要原因。唐代那些文人學士畫家書法家，個個個性十足，舉止率性。正如杜甫《飲中八仙歌》中所寫：“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唐代文人的喜怒哀樂，傾瀉而出，毫無滯礙。他們勇於標新立異，作品風格迥異，流派紛呈。後人評價唐詩“永遠是生氣勃勃的，如旦晚才脫筆硯的新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