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作爲頂級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的一舉一動都很值得分析，那麼他選擇垂暮之年連殺重臣，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什麼?今天本站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漢尚書令荀彧神祕去世，據說在其死前不久曹操送了他一個空的食盒;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魏尚書令崔琰被曹操賜死;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丞相府主簿楊修被曹操處死。
這三人中，有兩人做到了尚書令一級的高官，楊修也曾是曹操的侍衛近臣，卻最終都在曹操或明或暗的意志下死去。
對於他們三人的死，從表面上看，原因不一：荀彧是因爲在政治路線上和曹操發生分歧，即忠於漢室卻不忠於曹氏;崔琰則是因爲被曹操懷疑有暗暗譏諷自己的嫌疑;而楊修的罪名則是因爲曹操認爲他“漏泄言教，交關諸侯”，在自己去世前百日將其捕殺。
看得更深的，則看到了崔琰和楊修二人的共同點——崔琰是站在嫡長子繼承製的宗法傳統，堅決支持曹丕繼位的;而楊修則是曹植的鐵桿死黨，明裏暗裏給曹植出了不少主意。
然而我卻要告訴你，除了牽涉到儲君爭奪的紛爭以外，以上三人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共同點——他們都是漢末豪族的代表。荀彧出自潁川荀氏，崔琰出自清河崔氏，楊修更厲害，出身於號稱五世三公的華陰楊氏，其父楊彪也曾位列三公。
無論是荀氏、崔氏還是楊氏，都是漢末魏晉時期中原一等一的世家大族。而他們背後所代表的羣體，正是曹操最爲提防的士族。
前面曾經談到，曹操的養祖父是宦官，這給他帶來了沉重的政治負擔，“贅閹遺醜”的帽子是他一輩子也甩不掉的。而曹操的政治路線，是“法家寒族”制度，這一點又與東漢開國以來逐漸形成的“儒家士族”制度形成了根本上的對立。
意識形態上，儒家主張上古三代就是最好的制度，講求“君臣父子”關係，所謂天下就是一個巨大的家族，某些人天生就要享受特權，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而法家則認爲天下除了君主以外衆生皆平等，無論是金錢還是爵位都要靠真刀真槍真才實學去博取，所謂“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主導階級上，士族是通過兼併土地、家族聯姻、舉薦孝廉等手段形成的地方豪強家族，他們有別於貴族，因爲他們的官爵在表面上是不世襲的，儘管各個家族之間相互推薦就已經能保證家族代代有人有官做;而寒族則連壟斷仕途都做不到，他們在地方上沒有形成豪強實力，在官場上也不能確保每一輩人都能做官，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社會結構分子化。
那麼在東漢末年，究竟怎樣的組合才符合彼時中國的國情呢?如果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說，很不幸，儘管代表儒家士族路線的袁紹敗給了曹操，可從長遠來看，法家寒族依然沒能戰勝儒家士族。
公元3世紀前後的中國，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如果一個農民家庭的人口數很少，是不足以養活自己的。爲了活命，人們就要抱團，聚居的大家族也就此出現。隨後的魏晉亂世，老百姓爲了自保，就更要投靠有實力有武器的大族，並形成了當時獨特的“塢堡經濟”。
在這樣的社會生產水平下，曹操想要建立的那種社會體制，註定是無法成功的。畢竟，他再看不慣那些士族高門子弟，天下也得他們幫忙治理。畢竟，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在那個信息傳播還不甚方便的時代，知識和文化還是基本掌握在士族手裏。只要曹操的政府還需要有文官來打理，這些人進入權力中心就是遲早的事情。
對此，曹操應該是清楚的，但是當時的他是沒有唯物史觀的理論基礎的;即使有，他也無能爲力，除非他能帶領當時的中國實現生產力水平的躍遷。
因此，執政後期的曹操內心應該是非常苦悶的——在軍事上，想要再進一步統一天下幾無可能;在政治上，朝堂之上的反對聲儘管在他的高壓統治下趨於沉寂，但反對他的物質基礎卻還沒有被拔除，也不可能被拔除。
對於曹操來說，如果不能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解放生產關係(實際上他也根本不會選擇這條路)，那就只能從肉體上消滅那些阻礙他的人。因此，荀彧、崔琰、楊修便因爲各種各樣的理由死去了。通過這些高官和心腹的死，曹操試着想向別人證明，阻攔他實現政治目標的，都沒有好下場。
但是曹操通過殺人就能阻擋士族參政的腳步嗎?阻擋不住。東漢王朝從開國之初就是建立在豪族政治之上的產物，又經過二百年的發展，士族早已成爲政治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中堅力量。即使有着漢末三國這麼一段軍閥當道而門閥暫時失勢的小插曲，他們登上歷史舞臺並扮演核心角色也是遲早的事情。
具體到人身上，就是雖然崔氏、楊氏這種頂級士族受到了打壓，但是相對次一些的家族依然活躍，甚至有取代頂級士族的趨勢。比如，溫縣司馬氏。
不過此時的曹操已經無暇去顧及這些事情了，實際上，死神已經向他露出了森森的白牙。殺掉楊修後不久，他就將撒手人寰，結束他波瀾壯闊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