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清代現實主義小說家吳敬梓創作的長篇章回小說，開創了以小說評價現實生活的範例，代表着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高峯。
一、《儒林外史》的諷刺說之存疑
《儒林外史》被稱爲諷刺小說，始於魯迅先生，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給《儒林外史》冠上了“諷刺之書”之名：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從此之後，研究者大多循着這個思路和視野對《儒林外史》進行研究闡釋。然而我們若結合這部作品當時的歷史背景和事實來看，諷刺並不能包括《儒林外史》的全部內容，它還以文學的視角對清末鄉村社會中文人儒士的生存狀態進行了十分深刻的描寫。
《儒林外史》
說起《儒林外史》的諷刺，就不得不提小說中最爲人熟知的“范進中舉”的故事。范進中舉的故事出自小說第三回“周學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戶行兇鬧捷報”。范進中舉人之前，他的老丈人胡屠戶瞧不起他，認爲自己女兒嫁給范進受了不少罪，范進向他借盤費還被罵了個狗血噴頭。在得知中舉人之後，范進本人一下子跌倒在地，不省人事，瘋掉了，之後被胡屠戶的一巴掌打醒才恢復，而鄰里在得知范進中舉人後，“有拿雞蛋來的，有拿白酒來的，也有背了鬥米來的，也有捉了兩隻雞來的，”“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爲僕圖廕庇的，”原本連衣食問題都不能解決的范進從此“奴僕、丫鬟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范進中舉這一回，歷來都是作爲諷刺封建社會八股取士的典型，尤其是范進中舉後的過激反應以及其鄰里的變化。但是，我們從范進個體來看，五十多歲才中了舉人，幾乎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而在古代，我們知道對於這樣的普通人來說，通過科舉晉升來改變家庭生活困境是一條十分不易的道路。范進平日裏不被鄉鄰看好，自己家裏生活也很拮据，突然中了舉人，這種心理的巨大落差，從現代心理學角度來看也是正常的。人會因爲過大的心理落差出現一些反常的生理反應。范進的過激反應，不過是心理落差造成的罷了，是無可厚非的。而其鄉親鄰里的反映變化，也是人之常情，在中國農村社會，傳統的觀念一直根深蒂固，而且農村社會的結構不像城市，一家之事情往往會全村皆知而且變成全村人的事情，尤其是和人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事。范進中舉，意味着范進一家從此衣食無憂，步入了富貴人家的行列。封建社會小農經濟自給自足，但是農民的生活並不是完全能夠自給自足的，除了封建王朝的苛捐雜稅，還有底層小吏的盤剝。能和中了舉人的范進搞好關係，說不定將來還能分得一杯羹呢，這也是中國農村社會裏的人情世故。中國古代社會的社會關係異常複雜，與西方與當代都有差異，中國人社會行爲的一個特徵就是：他們傾向於建立一個由“有用人”組成的人脈圈子或者關係圈子，這是他們對於依存關係的觀念。因此對於《儒林外史》的諷刺之說，還需結合當時中國社會的結構和社會關係詳加考量。
對於小說而言，如果涉及對現實社會人情世態的描寫，那麼這部分內容便很容易同諷刺聯繫起來，但是運用到諷刺手法不代表作品本身就屬於諷刺文學的範疇。諷刺作爲一種小說的寫作手法，在各種題材中都有所運用。清末作爲封建社會的強弩之末，舊時代的代表，自然爲新時代、新思想所排斥，魯迅先生作爲“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宣傳手，還稱封建社會爲“吃人的舊社會”，可能自然而然把其中的諷刺手法看作是封建社會中的諷刺而認爲整部小說是諷刺作品。但是我們結合小說創作時代和社會特徵來看，《儒林外史》的小說主旨並不單在於諷刺。
二、《儒林外史》的紀傳性及其表現
《儒林外史》雖然擁有諷刺藝術手法特色，但是我們不能僅僅以諷刺文學的單一標準來研究闡釋。其中所描寫的人物除了寫諷刺對象外，還有不少被作者讚揚的正面人物。除此之外，作者還使用了不少白描手法客觀呈現小說中的人情世故。除了范進，小說中還寫到了其他很多儒林人士，如嚴監生、杜少卿和高翰林等，頗類似《史記》以人物爲中心的紀傳體結構。張錦池就認爲：《儒林外史》一方面以時間順序爲主線使事件“歷帝王之歲月”而假託前朝，一方面以“功名富貴”作主腦用故事明“錄人臣之行狀”而尤在士林，可謂二者精神兼備，所以稱它的結構形態是紀傳性結構形態。所謂紀傳體，在劉知幾《史通》的定義是：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儒林外史》寫有士林人物約三百多人，而且這些人物傳也是暗中編年的，儒林士人面對“功名富貴”的種種。通過小說目錄也可以發現，除了第一回“說楔子敷陳大義，借名流隱括羣文”外，其餘五十五回標題皆與人有關，有姓氏加職業的稱呼;有姓氏加職位的稱呼;也有“和尚”“秀才”“將軍”等這類社會身份等。這些既有人物其事又暗有編年，明顯是符合紀傳定義性質的，因此單純認爲其全書主旨皆爲諷刺就顯得有些片面了。
《儒林外史》中對於文士治生問題，有着深入的描寫。治生即生計問題，文士並不是有了一定文學才能就可以衣食無憂的，像下層普通老百姓一樣，溫飽生計問題依然困擾着他們。爲了解決生計問題，他們常常從事各種行當來謀生，比如賣字作文，即生活貧困的文士通過賣字作文可獲得一定的潤筆資以解決不時之需。如第二十二回中的文士牛玉圃，第五十五回中的季遐年等，就是以賣字作文賺取潤筆資的。《儒林外史》中還有一種“操選政”的治生方式，用現代的話講就是買賣學習資料。因爲科舉考試能夠取得功名，所以很多儒生對於科舉考試的資料需求很廣。比如名士的試卷就非常搶手，有一些文士就看到了其中的商機，他們收集整理名士的試卷，有的加上自己的評點見解，然後彙集印刷出售，如馬二先生、衛體善、隨岑庵等人便是從事這類行當來解決生計問題。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商品經濟及手工業都有進一步發展，然而這種變化在封建社會制度下，不足以產生根本性的生產關係的變革，農民的貧困化問題依然普遍存在，不少儒林文人也不例外，吳敬梓在小說中描寫了衆多文人多樣的治生問題，是對當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文人生存不易狀態的一種文學記載，與其說是諷刺封建科舉制度對明清儒士的禁錮迫害，不如說是對明清儒林士人的紀傳更爲合理。另外，《儒林外史》中描寫的三百多士人，並不是互相獨立沒有關聯的個體，吳敬梓在小說中細緻描繪的不少士人因科舉而關聯，結合這些儒林人物及其敘事，他們之間的人際關係便形成了一個以小說爲中心的特定關係網絡。比如從科舉考試中產生的同年關係，這也是科舉考試中最基本的關係。除此之外，還出現了年伯、年叔、門伯等稱謂，這種類似親戚關係與科舉關係融合的稱謂，可謂是這個特定關係網絡的有力體現。而且，其中約三百個士林人物，不管是以周進、范進、馬純上、魯翰林、王玉輝爲代表的投身八股與禮教的;還是以婁三、婁四公子、趙雪齋和杜慎卿爲代表的附庸風雅的;還是如虞育德、莊紹光、遲衡山、蕭雲仙等爲代表的真儒等，不少是有其真人的，吳敬梓小說中是用文學創作的藝術手法來塑造這些儒林人物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現實儒林人的一種紀傳。
《儒林外史》
三、結語
綜上所述，《儒林外史》雖有諷刺的藝術手法，但是稱其爲諷刺小說並不能完全涵蓋其主旨，它同時也具有紀傳性，對明清時期科舉制度下儒林文士的生存狀態羣像有着生動的呈現，而這也正是其紀傳性成就的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