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百家爭鳴、人才輩出、學術風氣活躍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時期，東周在戰國後期(公元前256年)爲秦國所滅，所以春秋戰國時期在時間上並不全然包含在東周王朝裏面。那麼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關於三家分晉爲什麼是春秋戰國的分界線的詳細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有一首耳熟能詳的歷史歌訣，“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正如歌訣中所說，東周被後世史學家分爲了春秋和戰國兩段，而其分水嶺便是“三家分晉”。由於是人爲劃分，因此必然有其緣由，我認爲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史書記載的習慣，二是禮樂崩壞的分界線。
史書記載的習慣，春秋和戰國的由來：
“春秋”一詞源於魯國史書《春秋》，而“戰國”一詞則取自於漢代《戰國策》，而“三家分晉”成爲春秋、戰國的分水嶺，便與這兩本史書密不可分。
《春秋》：魯國史官將當時各國的重大歷史事件，按照年、季、月、日記錄下來，一年則分春、夏、秋、冬四季記載，於是這部編年史便被簡稱爲了“春秋”。《春秋》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計242年的大事，由於它所記載的歷史起止年代，大體上與平王東遷(前770年)到戰國前期(476年)的時間基本相當，總共295年，於是歷代史學家便將《春秋》這個書名作爲了歷史時期的名稱。
《戰國策》：“戰國”一詞其實早已有人使用，而直到西漢末年劉向《戰國策》一書之後，纔開始將春秋之後到秦國統一天下的這段時期稱爲“戰國”。由於戰國的各國史籍被秦國付之一炬，導致司馬遷在寫《史記》時，已經難以找到依據，於是便將周元王元年，即前476年定爲了戰國之始。
可見，此時雖然已經開始用“春秋”和“戰國”分別形容兩個時期，但時間節點卻是在公元前476年，而並非“三家分晉”的前403年。直到後世司馬光寫《資治通鑑》時，以“三家分晉”爲開篇，所以後代史學界纔開始以三家分晉作爲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的分水嶺，這個時間點便是前403年。
司馬遷爲何以“三家分晉”爲開篇，禮樂崩壞的起始點：
從前文可知，“三家分晉”被作爲春秋和戰國的分水嶺，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密不可分。那麼司馬光爲什麼會以“三家分晉”作爲《資治通鑑》的開篇呢?司馬遷其實對此作了解釋，由於三家分晉這個事件得到了周天子的認可，因而他認爲這一事件乃是真正禮樂崩壞的起點。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資治通鑑》)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冊封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光認爲這是禮樂崩壞的體現。他認爲，天子的職事應該以禮制爲重，禮制則應該以職分爲重，職分則應該是名分爲重。而所謂的職分，便是君和臣;所謂的名分，便是公、侯、卿大夫。也就是說，天子的職事就是維護禮制，用禮制來治理國家，使天下臣民做到上下有別、尊卑有序，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早在春秋時期，雖然周王室已經逐漸衰微，各諸侯已然有僭越的情況出現，但周天子卻任然在維持着基本的禮制，天下雖有霸主但表面上仍然尊周天子爲共主。然而，周威烈王冊封晉國的三個大夫爲諸侯，則完全打破了這一禮制，從此之後“居下位的侵凌居上位的，居於上位的權力衰落，諸侯專擅征伐大權，大夫專擅諸侯的國政，禮制大體十之七八己經喪失”，司馬光認爲這是禮制的全面崩壞。
正是由於《資治通鑑》的出現，後世普遍將前403年的三家分晉作爲了春秋、戰國的分水嶺，例如清代馬驌撰寫的《左傳事緯》便明確指出“智伯滅而三晉之勢成,三晉分而七國之形立,讀《春秋》之終,而知戰國之始也”。
以上，便是三家分晉作爲春秋、戰國分水嶺的原因。不過，有人說前334年的徐州相王才應該是春秋、戰國的真正分水嶺，因爲這才真正代表了禮制的全面崩潰，畢竟在此之前還沒有哪個諸侯敢於在名分上挑戰周王室，而此後各諸侯們則在名分上已經和周王室分庭抗禮、僭越到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