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兒只斤·忽必烈，蒙古尊號“薛禪汗”，大蒙古國第五任可汗及元朝開國皇帝(1260年-1294年在位)，成吉思汗鐵木真之孫，監國託雷第四子，元憲宗蒙哥弟。接下來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狀元胡礪大概沒想過，他的金榜題名居然源於一次“跨國”科舉。
北宋末年，金兵攻掠河北，胡礪不幸被俘，與諸多流離失所的人們一起，淪爲了金人的奴隸。但他不想如此折辱一生，在大軍北返經過原遼國南京(今北.京)時，胡礪趁守備鬆懈，混入了城郊香山寺。寺僧們好心收留了他，並允許他一起勞作禮佛。
香山寺乃遠近聞名的古剎，故在胡礪入寺後不久，金國參知政事韓昉突然登山禮佛，並與之不期而遇。
韓昉出身遼國貴族，原爲遼朝末代狀元。他立刻對胡礪身上散發出來的讀書人氣質，產生了共鳴。出於愛才之心，韓昉沒有爲難胡礪，反而邀請對方出任自己的的家學教授，並不止一次在家人面前稱讚胡礪，預言其將來必定聞名於世。
隨着金兵相繼滅遼、滅宋，金朝內部出現了“人才荒”。金人求賢若渴，開始學習唐宋，讓文武大臣內推飽學之士，實行科舉選拔。就這樣，在韓昉的推薦下，胡礪參加了金朝科舉，並於天會十年(1132)成爲金朝爲數不多的狀元，從此徹底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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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胡礪並非金朝實行科舉考試以來蟾宮折桂的第一人。
早在天會元年(1123)，金太宗就以“急於得漢士撫揖新附”爲由，向遼國屬地的北方漢人以及宋朝邊境的文人雅士拋出了“橄欖枝”，誠邀他們到燕地參加科舉。
儘管金太宗求賢若渴，但對於戰事正酣的金國而言，貿然獨創一種開科取士的模式未免費時費力。因此，在借鑑過往盛唐的經驗後，金太宗決定，金朝科舉首選詞賦取士。
所謂“詞賦”，是一種介於散文與韻文之間的文體，講究對仗、故事與韻律。金太宗認爲，在考試當中，一篇詞賦足以考察舉子們賦、詩、策、論四大方面。而這些方面，均與官員的實際能力息息相關。
金太宗登基的次年，天會二年(1124)，金朝第一屆科舉狀元誕生了。此人正是剛剛改了“國籍”的劉撝。
史料記載，劉撝生於遼末，祖上傳聞是彭城劉氏。不過，從唐代開始，劉家祖先便已遷至弘州順聖縣(今河北張家口陽源縣)，世代務農。直到劉撝這一代，離開祖源地多年的劉氏家族才稍有餘財，讓劉撝從一個普通農民變成了稍有文化的讀書人。
然而，要想從普通的讀書人變成天下文魁，絕非易事。
劉撝家族世代居住的順聖縣，在遼末隸屬西京大同府。當時，遼朝爲了方便管理，參照唐朝實行多年的“兩京制”，建立了“五京制”，分設五個首都共同管理國家。金、遼戰事驟起，遼朝末代帝王、天祚帝耶律延禧踏上了去往諸京的逃亡之路。爲了儘早捉拿天祚帝、結束戰爭，金人在進軍途中與北宋聯合，夾擊遼軍。遼軍連戰連敗，西京大同府更是在三個政權間幾易其手，最終成了金太祖的囊中之物。但伴隨着戰事的深入，曾經輝煌一時的西京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周遭生靈塗炭。
許是抱着經天緯地的夢想，即便家鄉烽煙四起，劉撝依舊堅守初心，未敢荒廢學業。而順聖縣自古便以詩詞曲賦領袖中原，在這樣的環境下，劉撝集衆家之所長，自成一體，並在金朝開科取士的頭年高中狀元。
由於劉撝的狀元頭銜在金朝具有劃時代意義，功成名就後，他便多次爲省試擔任主考官，成爲金朝科舉代言人。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一些北方士人逐漸放棄對故國的幻想，以參加科舉的形式，積極投身新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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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問題就出現了。
金朝統治者們發現，伴隨着女真騎兵征服的區域逐步擴大，金太宗選用詞賦的方式，越來越難以適應“國情”。這主要表現在，不同地域的人文化水平、應試習慣差異過大，若同題操作，則有可能違背科舉考試的公平性。
於是，經金朝宗室完顏宗望建議，天會六年(1128)，金太宗下令，此後金朝開科分南、北選。原遼朝故地的名士仍以過去遼地偏重詞賦的科舉方式選拔人才，而北宋方面的文士則繼續沿用他們更加熟悉的詩賦、經義等方式應試。
儘管如此，金人開辦的科舉考試在原北宋地界上仍遭到相當一部分文士的抵制。
由於對中原科舉的形式、體制不熟，金太宗每逢需要科舉選士時，便派手下的得力干將全權負責人才選拔。而負責北宋淪陷區科考的官員，幾乎清一色皆是曾經的侵略者。這些沙場宿將到了科舉考場，依舊不忘過去的鐵血本色。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崇尚暴力，打心裏瞧不起那些“覬覦一官，老死不止”的宋籍士人。
同樣的，出於血海深仇，那些被迫屈服於威權、應試金朝的北宋士人們，也對眼前的流氓嗤之以鼻。
在雙方矛盾最激烈的時候，中國科舉史上出現了奇葩的一幕：金朝科舉官員帶着兵馬上門抄檢儒生，全數押赴考場，強令應試，“時有士人不願赴省，州縣必根刷遣之”。
但官方強迫士人應試，終歸不是辦法。金朝由此啓動內部改革，推行貴族漢化，鼓勵貴族招收飽學之士教導子弟，務必讓科舉選出的士人有施展才華的空間。在科舉取士政策的推動下，遼末狀元韓昉、金朝首位狀元劉撝等人，均成了各大貴族的座上賓，負責各大家族的下一代教育。同時，鑑於科舉取士範圍越來越廣，金朝將“尊儒尊孔”定爲王朝文教事業的核心理念。
金太宗在科舉改革中所做的諸項努力，並沒有白費。其繼任者金熙宗，正是韓昉的高足。
天會十三年(1135)，金熙宗即位，一改過去金朝統治者粗獷的形象，史料稱其散發着漢家天子纔有的獨特氣質。這顯然是韓昉等文士們用心培養的結果。
韓昉等人有意將金熙宗塑造爲漢家“聖天子”，因此，在“尊儒尊孔”大臣們的控制下，金熙宗上位後不久便開始了新一輪的科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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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熙宗在位期間，正值南宋岳飛北伐的關鍵時期，可這並不妨礙他一邊訂立“紹興和議”，一邊改制科舉。
鑑於此前不時有軍隊將領主持科舉的先例，金熙宗規定，日後金朝的科舉，無論大小，均由朝廷統一管理。每次科舉時，無論考生是何種身份，一律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謂之鄉試。鄉試成績優越者，纔可相繼進入下一輪府試、省試，直至層層考覈，次次掛優，方可殺入御試，殿廷唱第。
金熙宗時期的殿試，實際上並沒有面聖作答的環節，它更像是省試過後的表彰儀式。因此，許多中式省試的舉子，在聽聞自己獲得官身後，基本都放棄了殿試資格，選擇就近做官，這導致金熙宗在位後期殿試名存實亡。
由於此時宋、金的戰爭愈發白熱化，爲防止軍事力量削弱，金熙宗在皇統年間(1141-1149)又將武舉列入考試範疇。從此，金朝科舉分文武兩途。隨着時間的推移，金朝的武舉幾乎成了文舉落榜者入仕的第二選擇，這造就了金朝後期武舉應試者均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局面。
作爲天子，金熙宗改革科舉的目的是爲了強化皇權，通過科舉官僚集團來弱化金國貴族勢力，結果激起了新一輪的皇權與貴族矛盾。皇統九年(1149)，金熙宗爲丞相完顏亮所殺。
完顏亮即後來的金廢帝、海陵王。雖然他弒君奪位的行爲有悖於儒家忠孝仁義的道德宗旨，但實際上，完顏亮不僅極具雄才大略，對於金朝實施多時的科舉制度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
據史料記載，與金熙宗的成長經歷類似，完顏亮幼年受教於北地名儒張用直，“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上位後，他對科舉選士的要求更加嚴格。
鑑於金熙宗時期形同虛設的殿試唱名，完顏亮則認爲，既然金朝天子有意選士，那就必須做到全程事必躬親，親擬命題，親自考覈，方能消除科舉中存在的私相授受等作弊環節。
在篡位登基後的第三年，完顏亮親自主持了即位以來的第一場科舉考試。
這場科舉的殿試賦題爲《天賜勇智以正萬邦》。不用問，殿試的賦題多半是爲了體現完顏亮的意志，借考生之口來闡明白己即位的合法性，併爲新朝歌功頌德。而這種有意的政治安排，卻成了日後金朝科舉殿試的定例。
爲使參與考試的舉子們都能成爲事實上的天子門生，完顏亮還親自下場參與閱卷，親自制定參考教材以及作文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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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顏亮天德三年(1151)的這一場科舉，可謂收穫滿滿，其中金朝著名的詞賦大家鄭子聃位列探花。
據稱，當年參加科舉的鄭子聃年僅26歲，但已是天下聞名的詞賦高手。殿試時，鄭子聃的文章引起了完顏亮的注意。他特地拿着試卷找到了該科的知貢舉楊丘行，諮詢後者對這份試卷的看法。
楊丘行是完顏亮的舊部，以文學著稱。看到鄭子聃的答卷，他也連連點頭稱是。
可是，結果公佈後，大家都有些失望，鄭子聃僅得了個探花。
殿試的結果始終是自己御裁，完顏亮雖心裏十分肯定鄭子聃的才能，卻也不願推翻自己的結論。爲了補償鄭子聃，愛才的完顏亮只能在數年後舉辦的正隆二年(1157)丁丑科省試時，拿着當時省試第一的試卷找到了鄭子聃，並請其對這屆科舉考生作賦的水平打分。
沒想到，鄭子聃看了一眼名列第一的試卷後，只淡淡地說了一句：“比我，很一般。陛下如不信，可在殿試時邀我與他們同臺，我讓您見識一下我的實力。”
鄭子聃的話，讓完顏亮頗爲不悅。但這也是印證金朝科舉成果的一次機會，他最終答應了鄭子聃的要求。
正隆二年七月，殿試開始，完顏亮親臨現場觀戰。爲了給鄭子聃增加考試難度，此次參與殿試的不僅有通過省試的舉子們，當朝的筆桿子楊伯仁、前朝狀元胡礪、李希顏等也參加了，殿試開始前，完顏亮特地將此次賦題、詩題、論題等統統泄露給這些官員。
殿試之後，完顏亮親覽試卷。那年科舉及第者一共七十三人，唯鄭子聃的答賦挑不出任何毛病。完顏亮嘖嘖稱奇，也知道鄭子聃之前所言不虛。所以，沒過多久，鄭子聃就連升三級，成了官方公認的金朝詞賦第一人。
歷經金太宗、金熙宗、海陵王三朝後，金朝的科舉在世宗、章宗時代迎來了鼎盛時期。金朝士子完全認可了朝廷科舉，並將登第視爲人生奮鬥的最大目標。
鄭子聃之後，金朝出現了歷史上唯一一位“四元狀元”孟宗獻。所謂“四元”，即在鄉試、府試、省試、殿試中均得第一。值得一提的是，孟宗獻是劉撝的學生。在那個以詞賦爲考覈標準的科舉時代，孟宗獻初時作賦的能力並不過關，甚至在成名之前，還屢次止步於鄉試。後來，他特地將老師當年所作的詞賦，通通收集起來，帶回家貼在牆上，時而誦讀揣摩，時而下筆模仿。如此數年，閉門謝客，終於功成。
大定二年(1162)，孟宗獻決定再戰科舉。此時，海陵王完顏亮已在徵宋途中兵敗身死，即位的是他的堂弟、金世宗完顏雍。金世宗與完顏亮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在他的統治下，金朝迎來了盛世。
在這樣的背景下，孟宗獻的科舉之路走得十分平坦。僅僅兩年時間，他就以連奪四個第一的佳績，從一介無人問津的北方士人，一躍成爲金朝赫赫有名的“孟四元”。
金世宗聽聞孟宗獻連中“四元”後，大喜，下旨表彰孟宗獻。按照慣例，金朝的狀元多數及第後只能從正七品開始做起，而孟宗獻直接被金世宗提拔爲從六品的奉直大夫，並在世宗、章宗兩朝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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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宗本人有強烈的民族思想，眼見金朝漢化程度越來越深，他掀起了一場“女真文化復興運動”。
大定四年(1164)，他特命女真族飽學之士將漢家儒學經典通通翻譯成本族文字，供女真子弟熟習明理。同時，他又在科舉考試中遴選出百名成績優異的舉子，讓他們與金朝貴戚子弟一起入讀女真官學，學習女真文化。在官學中的一應開支，由國家一力承擔。
金世宗開辦女真官學時，正值南宋遣使訪問金國。作爲出使金國的賀正旦使，宋朝狀元樓鑰在日記中，曾有如下記載：“西上四十里，過鴻福院，三門有樓。崇積倉道西有小門，榜曰教女直學。”
女真官學的興盛，使得金朝在“漢科舉”之外，獨創了一門女真科舉。金世宗甚至規定，凡承襲爵位者，必須學習本族文字，否則不予通過。
金世宗的做法在當時極具劃時代意義，但隨着他的離世，女真文化復興也走向衰落。儘管女真科舉曇花一現，但金世宗依舊在就讀的子弟中，選出了女真人的狀元。他就是大定十三年(1173)考中策論女真進士第一名的徒單鎰。
世宗、章宗相繼離世後，金朝陷入了中衰的局面。此時，徒單鎰成功挽救了搖搖欲墜的大金朝，在危難時刻，立金章宗的異母兄完顏珣爲帝，是爲金宣宗。
金宣宗在位期間，漠北的成吉思汗崛起。對此，上了年紀的徒單鎰憂心忡忡，多次向金宣宗提議，讓其多加防範蒙古勢力。他希望金宣宗能加強大後方牧馬基地的軍事保障，並在金國的各大都城間派設專員鎮守，使之形成一個閉環的軍事網絡，確保金國在之後的戰爭中保持常勝。
徒單鎰的目光無疑是超前的，可金宣宗的政治智慧並不超羣。在其短暫的統治期間，他的對外措施失誤頻繁。他一邊跟成吉思汗議和，一邊與西夏斷交，並主動挑釁南宋，致使金朝在末世到來前腹背受敵，直至被戰爭的泥潭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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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金朝科舉歷經多次改革後，涌現出了一大批盡忠之士，但在依舊有不少舉子中途放棄，甚至將之視爲人生旅途的“毒瘤”。這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文學家元好問的師傅郝天挺。
郝天挺曾對元好問說：“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還說：“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
郝天挺認爲，儒士階層的理想首先得是來自精神、道德方面的追求，其次纔是建立在此之上的入世、入仕。不然，讀書人就缺少了氣節，淪爲政治權力的工具。
郝天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元好問的仕途選擇。
元好問出身高貴，家族據稱源自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是妥妥的名門子弟。在他受到的教育中，家族榮辱是元氏子弟必須維護的核心。他內心既有名士之心，亦有名臣之志，兩者矛盾且統一，爲了家族利益，他不得不參加科舉，揚名立萬。
金宣宗興定四年(1220)，金朝風雨飄搖，在南宋、蒙古和西夏夾擊之下，國運衰頹。這一年，元好問趕往汴京應試，與百名晉地考生會飲狀元樓。席間，他發出深深的哀嘆：“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靳固一命，齪齪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將爲奇士、爲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
第二年，元好問進士及第。
此後十餘年間，他在仕途中流轉、歷練，維持着清苦的生活，直到金國滅亡的鐘聲敲響。
天興三年(1234)，金哀宗在蒙古軍攻陷汴京前夕，逃至蔡州。南宋乘機派孟珙、江海率2萬人馬，與蒙古軍合攻金軍殘餘勢力。絕望中，金哀宗自縊而死，金朝宣告滅亡。
作爲勝利者，元朝貴族們一向對原先驍勇善戰的金朝實行漢化改革、推行科舉尤爲不解。金朝滅亡十多年後，公元1247年，時爲藩王的忽必烈還曾召見金朝遺老張德輝，向他提出一個問題：“或雲‘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
張德輝倒也回答得乾脆：“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
但忽必烈對這個回答並不滿意，認爲這是儒生在爲國滅之事推脫責任，而這也間接導致後來科舉在元朝停辦了近八十年。
同樣的問題，元好問卻在《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中給了人們另一番認知：
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南牧已駸駸。
只知灞上真兒戲，誰謂神州遂陸沉。
華表鶴來應有語，銅盤人去亦何心。
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
在他看來，朝代興亡本是天意，無論是忽必烈想表達的“金因儒學而亡”，還是張德輝回答的“金之亡不怪儒生”，都已不重要。
畢竟，有金一代，科舉選士從未中斷。在金朝存世的119年間，朝廷共開科43次，取士約15000人。這樣的輝煌成績，即便與“文治帝國”宋朝相比也毫不遜色。作爲金朝的遺臣，元好問最終決定，終身不仕大元。
元憲宗七年(1257)，68歲的元好問病逝。伴隨他的離去，一個屬於金朝士人的矛盾時代也走入了歷史，如煙散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