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的大理、保山、德宏進入緬甸，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線，被稱之爲西南陸地的“絲綢之路”。 那麼漢武帝爲什麼堅持開鑿西南夷道?有何用意?
蜀身毒道的出現
公元前122年，博望候張騫從西域歸來，向漢武帝稟報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奇特發現，“居大夏時見蜀布、卭竹杖，問所從來，曰東南身毒(今印度)國。”歷代帝王的官方記載上從未有過通商記錄的西域國土上，張騫居然發現了大量獨產於中國四川的蜀布和卭杖。
張騫在大夏時，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張騫及時地報道了與西北諸國往來的可能性;他暗示了與那些地區通商的潛在價值。他還指出了與像中國那樣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結盟的好處。
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聽後十分驚喜，決心不惜一切代價打通從西南到大夏的官道，由官方參與商業貿易，擴大疆土。武帝即封張騫爲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爲郡(治所在宜賓西南)爲據點，派遣四路祕密使者，分頭探索通往身毒的道路，但都遭到當地夷人的阻攔未獲成功。
武帝又從內地廣徵士卒，舉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國及許多部落，斬首數十萬。但由於當地夷人的頭人酋長爲了壟斷豐厚的過境貿易而拼死抵抗，歷經十餘年，僅打通了從成都到洱海地區的道路。到了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歸降、東漢王朝“始通博南山、渡瀾滄水”，並與緬甸的撣族有了經濟文化來往，又通過緬甸經印度入大夏。
張騫在大夏時，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勸武帝開西南夷道，但未能全通，直到此時，漢武帝孜孜以求的“通身毒國道”至大夏纔算全線暢通。
印度洋的海風從此吹入紅色高原，馱着蜀布、絲綢和漆器的馬隊從蜀地出發越過高黎貢山後，抵達騰越(今騰衝)與印度商人交換商品。或繼續前行，越過親敦江和那加山脈到印度阿薩姆邦，然後沿着布拉馬普特拉河谷再抵達印度平原。
“竊出商賈，無所不通”。據史學家考證“蜀身毒道”分爲南、西兩道，南道分爲岷江道、五尺道，岷江道自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賓，是李冰燒崖劈山所築;五尺道是秦將常頰所修築，由宜賓至下關(大理)，因所經地域山巒險隘，驛道不同於秦朝常制，僅寬五尺，故稱爲五尺道。
南道由成都一宜賓一昭通一曲靖一昆明一楚雄一大理一保山(永昌)一騰衝一古永一緬甸(撣國)一印度(身毒)。西道又稱犛牛道，是司馬相如沿古犛牛羌部南下故道修築而成，即由成都一邛崍一蘆山一瀘沽一西昌一鹽源一大姚一祥雲一大理與南路匯合。
蜀身毒道的貫通
雖然早在秦統一前，蜀守李冰父子就開始了對西南夷道的開發，但真正大規模的兩次開發是在西漢王朝漢武帝執政期間。《史記，平淮書》載：“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然而，開鑿西南夷道的工程實在太過巨大，徵發開道的士卒均爲巴蜀人，曠日持久的工程勞民傷財，加上當時漢武帝的當務之急是平定北方匈奴，於是，“秋，罷西南夷。”
四年之後，張騫再次出使西域歸來再次激發了漢武帝開鑿西南夷道的決心。因爲第一次開鑿的目的不過是出於封建帝王“一點四方”的心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圖，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而這一次，張騫帶回的西域奇珍讓漢武帝看到了實實在在的利益——具有世界眼光的漢武帝要開闢一條直通身毒、大夏的“國際通道”。他揮斥方逎，用軍隊作爲先驅，強行開道，以通大夏，他用武力將西南夷道通到滇西洱海地區，“通博南山，度瀾滄水”直至“蜀身毒道”國內最後一段——“永昌道”開通。公元69年，漢王朝開拓和經營西南的最邊遠的郡——永昌郡設立。自此，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連成一線，古道全線貫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