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 本站小編整理了一下，現在給大家詳細說明，快點來看看吧。
明朝是我國曆史上的大一統王朝之一，在其二百七十六年統治期間，所爆發的農民起義次數比其他王朝都要多，且頻繁程度也令人震驚。
白壽彝先生在《中國通史》中提到：
在明中期延續一百多年的時間裏，農民起義連綿不斷，不僅起義的次數多，涉及的地區廣泛，幾乎遍及全國各個省區，而且往往是一個高潮平息不久，又有新的高潮到來，高潮之間間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統、成化、正德時期最爲集中。
由此想到高一必修一教科書上專題一第四節中的內容，其中講述到明朝廢除宰相制度設立內閣，後又用太監牽制內閣。
可以說，君主專制加強，對地方又設三司，等等措施是強化了中央集權的，對地方的控制權利應該是不斷強化，怎麼會農民起義頻發?
據不完全統計，洪武朝爆發了三十三起農民起義，永樂朝爆發了十六起，正統朝十一起，景泰朝三起，成化朝十起，正德朝七起，嘉靖朝十九起，隆慶朝一起，萬曆朝十二起，天啓朝二起，崇禎朝更是數不勝數，多如牛毛。
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史書稱頌的“仁宣盛世”、“弘治盛世”三朝共近三十年的時間裏，仍然爆發了十起農民起義。
有明一代，沒有爆發農民起義的最長時間只有隆慶二年至萬曆五年的近十年時間。
並且，農民起義爆發的範圍之廣也是令人吃驚。
光是洪武朝爆發的三十三起農民起義中，廣東有十四起，福建五起，湖廣三起，浙江、江西、陝西各二起，南直隸、廣西、四川各一起。
爲何明朝的農民起義爆發的時間如此頻繁，次數如此之多，範圍如此之廣呢?
通過廣泛地收集資料，整理資料，得出以下一些原因：
一：賤民制度的逼迫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登基後，雖然廢除了元朝的四大等級制度，但仍然保留了賤民制度。
賤民是排除於“士農工商”之外的一個單獨的階層，雖然賤民制度不只是明朝採用，但是，明朝對賤民的限制是最嚴苛的。
明朝的賤民主要由佃戶、丐戶、疍戶、娼妓、皁隸等組成。
他們始終無法取得與平民相同的身份地位，並且在法律上也無法被如平民一般公平對待，在生活上也遭到歧視。
比如朱元璋曾在洪武五年下詔規定：“佃戶見田主不論齒序，並行少長之禮。”
文學家祝允明在《猥瑣》中記載：
奉化有丐戶，俗謂之大貧，聚處城外，自爲配偶，良人不與接，皆官給衣糧;其婦女稍有妝澤，業枕蓆。其始皆宦家，以罪殺其人而籍其牝，官各之而徵其淫賄，以迄令也。
大意是丐戶不能與良民通婚，且不能明媒正娶，只能內部通婚，女人只許稍稍化妝。
《萬曆野獲編》中記載：“明時浙東丐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裹足。”
依靠打魚爲生的人，被編入疍戶，並規定終生只能以船爲家，上岸不得穿鞋等。
不僅如此，所有被編入賤籍的人，世代只能爲賤籍。
並且賤民不能應考出仕，徹底堵死了上升爲平民的通道。身份等級被固定，並且無法通過合法途徑改變。
從明初到明末的史料來看，這種現象始終存在着，這造成這些階層的不斷反抗，加入到農民起義，並且成爲其中主要力量之一。
二：土地矛盾日益突出
明朝自永樂朝始便設立皇莊制度，皇莊設立的主要目的是依靠經營皇家的田地以滿足皇室宮廷消費。
皇莊又具體分爲皇帝所有，後宮所有，東宮所有，收入的皇權子粒銀都由管莊太監直接掌管，由宮廷自行分配。
設立這種制度本身的出發點是讓皇室成員私人開支與國庫公共開支相分離。
可到了明朝中後期，這種制度的存在與變化已脫離了它原本被設立的初衷，而成爲了皇室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開了明代土地兼併之先河。
在弘治二年的時候，在京畿地區的皇莊有五處，面積約爲12800頃，而到了正德朝皇莊的範圍不僅擴展到昌平、真定、保定等，而且面積也達到了37595頃。
這種兼併力度在歷朝歷代也是鮮有的。
爲兼併所採取的方式也大多是強行鯨吞或逼迫良民獻田，在管理方式上更是殘酷盤剝。
在皇莊中勞動的平民被歸入“佃僕”，世代永爲賤民。
皇莊中的田租也遠超一般民間標準。據記載：“查莊田稅銀角八分，三倍民田。”
同時，官吏的兇狠毒辣也讓普通民衆難以忍受。《明史·食貨制·田制》中記載：
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廝役，廩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駑帖捕民，格莊莊佃，所在騷然……
土地是農業社會的根本，對於農民來說更是安身立業之本。
明朝皇室在與民爭利中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但粗暴地兼併農民土地，逼迫農民成爲佃僕，無疑使更廣大的農民階級爲少數皇族的利益而置身於水深火熱之中，從而引發階級矛盾的尖銳。
北直隸的劉六、劉七農民起義，便是遭受土地兼併而喪失田產的農民發動的一次起義。
在皇室帶頭兼併土地後，民間的地主勢力也上行下效。
明初規定，官員、讀書人、朝庭貴族、世襲功臣都可以享受徭役和賦稅方面的優待政策。
而民間各種賦稅徭役的弊端層出不窮，直接原因就是滿足地方官員的私利，比如“火耗”等苛捐名目。
在苛捐雜稅與徭役面前，許多平民百姓會選擇“投獻”大戶，即將自己的土地獻給地主，自己由自耕農轉變爲佃農。
這樣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大地主階級手中。
而大地主享受少加稅或免稅的特權，國家的農業稅財富因此流失，於是朝廷通過增稅 加賦等方式將損失轉嫁給自耕農，從而造成惡性循環。
到明中後期，民間的土地兼併已經瘋狂到了無以復加的境地。
有史料記載：“江浙權豪莊田阡陌連亙，一家而並十家之產。”
這種現象造成了大量的農民不堪重負而家破人亡或失去土地爲奴。
由此觀之，農民起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當時朝廷亦有明智之士，意識到要想延續明王朝的國祚，非用改革這劑猛藥來破除土地矛盾這一陳痾不可。
被譽爲“明代唯一大政治家”的張居正雷厲風行地推行“一條鞭法”與清丈全國土地的改革。
並通過“賦役合併，折銀折稅，以銀代役”等一系列手段，簡化了徵稅科目與程序，降低了損耗，減少了官員的參與，減少了貪污腐敗的機會。
從而減輕了自耕農的壓力。
同時，在清丈土地中清理出近300萬頃的被大地主階級隱瞞的田地，追加田稅或沒收交與農民耕種。
張居正卓有成效的改革使“讓利於民而國用饒”。
《明通鑑》評價說：“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皋，居正之力也。”
萬曆朝初全國未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並且保持了數年，這不得不說是張居正的功績。
但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立馬廢除了張居正耗盡畢生心力的改革措施。
使得“土地兼併”之風死灰復燃，各地民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終爲明王朝敲響了喪鐘。
在崇禎末年，大明危亡之際，崇禎皇帝發出了“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之相一也”的感嘆。只可惜世間已無張居正。
三：朝廷剿匪策略的失誤
崇禎朝時，農民起義在明朝遍地開花，同時北方戰局與後金軍的對峙也是連連告急。
爲了挽救對農民軍戰局的頹勢，時任兵部尚書楊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征剿方略。
即將流動作戰的農民軍包圍起來逐漸消滅，這種戰略在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功，最強大的兩支農民軍大西軍和大順軍相繼投降。
陝北地區的農民起義似乎已被完全平定。同年，後金軍發動第四次入關戰爭。
楊嗣昌深知農民起義的威脅並沒有被完全消除。
比如大西軍首領張獻忠並沒有接受朝廷的官職，手下的部隊也並沒有接受朝廷的改編，而是被他化整爲零分散在全國各處，時刻準備着機會東山再起。
對此楊嗣昌對崇禎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即向後金議和納貢，集中全力征繳完農民軍後再開啓對後金的戰爭。
可這遭到了主戰派的一致反對，崇禎被迫與後金開戰。戰爭的結果是總督天下援兵盧象升戰死，薊遼總督洪承疇、總兵祖大壽等陸續投降。
自崇禎十三年至十五年的“鬆錦大戰”以明軍的全盤崩潰而告終。
從此明朝在關外無險可守，更重要的大量的精兵良將被消耗。
與此同時，沉寂一時的農民軍看清了明朝的虛弱，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狂潮再次興起，大有星火燎原之勢。
明朝主力部隊深陷在遼東戰局的泥潭之中，無力剿滅關內多如牛毛的農民起義軍。
楊嗣昌雖再祭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戰術，但早有防備的農民軍首領如張獻忠採用針鋒相對的“以走制敵，避實擊虛”的戰術，使“四正六隅十面張網”戰術最終破產。
隨着張獻忠和李自成相繼攻破明朝重鎮襄陽與洛陽，標誌着明朝徹底無法控制農民起義軍。
如果崇禎採用楊嗣昌的主張，與後金簽訂和約，全力剿滅農民軍後進行社會改革，恢復生產，與民休息，待到國富民強時再收復失地，明朝的結局可能是完全不一樣了。
前朝並不是沒有先例，漢高祖劉邦在慘遭白登之圍後對匈奴採取妥協和平的態度，經過“文景之治”的休生養息，恢復國力後，於漢武帝時期發動一系列對匈奴的戰爭，解除了匈奴之患。
明朝已無雙線作戰的能力，若堅持對後金軍開戰只會使自己的不堪一擊爲天下所知。
所以明末農民起義纔敢如此肆無忌憚地遍地開花。
明朝末期錯誤的戰略方針使農民起義剿不勝剿。
但農民起義是當時各方面矛盾激化的結果，即使是明末採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方針，而不採取相應的社會改革措施，農民起義仍會是大規模興起。
四：宗教活動的推動
明朝對佛道兩教採取的是抑制和利用並行的政策，既想阻止宗教嬗變爲組織農民起義的工具，又想利用佛道維持社會秩序。
結果由於佛道二門缺乏開拓創新，又無法滿足民衆的精神需要，逐漸在明朝中後期形成了“佛道不行，而民間宗教盛行”的局面。
自唐宋以來盛行的白蓮教成爲組織發起明朝農民起義的重要因素。
白蓮教是一種祕密宗教結社，淵源於佛教的淨土宗。
因其是一個半僧半俗的祕密團體，且教義簡單，經卷通俗易懂，到明朝接收了很多來自下層社會的信徒。
教內實行家長制統治，尊卑有序，等級森嚴，極易一呼百應，所以是利用其反抗壓迫 統治並建立政權的理想工具。
唐賽兒是明朝最富有傳奇色彩的女子之一，她本只是一個 普通的農家女子，卻利用白蓮教發動了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
明成祖朱棣因遷都北京，大修宮殿，廣開運河，需調用大量民力，於是在山東征調了十萬民夫。
農民徭役負擔沉重，同時災害瘟疫流行，農民難以生存，竟至於“山東河南諸處饑荒水旱相仍，剝樹皮，掘草根，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國榷》)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唐賽兒的丈夫被官府逼死。唐賽兒痛不欲生，想要爲丈夫和與他有同樣經歷的父老鄉親們報仇，於是想到了利用白蓮教。
在民間傳說中唐賽兒通曉白蓮教諸多仙術，且會使用白蓮教的寶劍，被稱爲“佛母”。
永樂十八年，唐賽兒通過傳教組織益都，安州，壽光等地的信衆發動起義，雖然短短兩個月便被平定，但取得了兩次對官軍的大捷，取得的效果也是顯著的。
朝廷被迫收斂了對農民的壓迫，朱棣下詔“詔罷不便子民及不急諸務，蠲十七年前逋 賦稅，免去年被災田糧。”
同時，唐賽兒在民間傳說中被神化，她的事蹟通過戲劇，文學作品等被廣爲流傳，民衆還爲她修建唐賽兒祠。
白蓮教在明朝呈現出與佛道截然相反的特徵，不是提倡人們順應，它反而主張打破不合理的現狀併爲之作鬥爭。
由此觀之，在天災人禍或社會動盪之際，它往往能成爲組織農民起義的工具。
比如在天啓二年，徐鴻儒再次利用白蓮教發動農民起義，這次農民起義被標誌爲明末民變的先聲。
由此可見，宗教的推動是明朝農民起義繁多的關鍵要素之一。
可是，如果統治者能愛惜民力，與民休息，輕徭薄賦，那麼宗教便只能停留在精神層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