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指中國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現的治世，說起這個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漢文帝、漢景帝時期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大力恢復經過戰亂破壞的社會生產。隨着生產日漸得到恢復並且迅速發展，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漢朝的物質基礎亦大大增強，是封建時代的第一個盛世。盛世之下，似乎百姓應該是生活富足美滿，安定幸福。但真相卻並非如此，文景之治下的普通農民仍然非常貧困，並非安居樂業，仍然有“賣田宅，鬻兒女”的現象!
晁錯曾經在給漢文帝的《論貴粟疏》中，對於當時社會普通農民生活狀態有過如下描述：現在農夫中的五口之家，家裏需要服徭役的不少於二人，能夠耕種的土地不超過百畝，百畝的收成，不超過百石。他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還得砍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勞役;一年四季，沒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際往來，弔唁死者，看望病人，撫養孤老，養育幼兒，一切費用都要從農業收入中開支。農民如此辛苦，還要遭受水旱災害，官府又要急徵暴斂，隨時攤派。交賦稅的時候，有糧食的人，半價賤賣後交完稅;沒有糧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債納稅;於是就出現了賣田地房屋、賣妻子兒女來還債的事情。
漢武帝時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曾說：“農民穿的是破爛衫，吃的是豬狗食。”當時的一些文字記載，也驗證了董仲舒的話是確切無疑的。以西北地區爲例，那裏的農民，冬天沒有衣服穿，整天臥在草窩裏;必須出來見官時，只能忍着寒冷，披草而出。不要以爲官員是給這些可憐的農民送溫暖來的，他們是來要錢催稅的。農民沒有辦法，就把妻子或自己賣掉，給人家去做奴隸。當時的街上就有若干木欄，破落的農民走進去，像牲畜一樣出售自己。通過這些相關的歷史記載可以看出，身處盛世之中的普通百姓、農民生活仍然是很貧困的，那麼爲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封建社會“盛世”的表現是社會安定，政治比較清明，經濟比較繁榮。它的出現同樣是以對農民的沉重剝削爲前提的。這種“沉重”與前代的“苛捐雜稅”、“橫徵暴斂”相比，確實減輕了，這就是“輕徭薄賦”。換言之，決不能把“文景之治”式的封建“盛世”理解爲農民的“天堂”。這種“盛世”也很難解決農民的貧困問題。西漢實行編戶制度，編戶農民對封建國家承擔四項負擔：一是田租，即土地稅;二是算賦和口賦，即人頭稅;三是徭役;四是兵役。從生產力發展水平看，西漢國家對自耕農剝削較秦代有所減輕，但農民負擔仍然很重。
除此之外，豪強地主和大商人對於農民的侵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農民低價賣出穀物，甚至出賣土地，高價購買耕畜、農具和其他必須品，進出之間損失很大。到納稅季節，地主、商人乘農民之急，還將粟價壓之又壓，商人通過賤買貴賣，不勞自肥。西漢社會中“以末致財”的大商人千千萬萬，但須“用本守之”。經商致富的大商人需要掠奪土地，成爲大地主，守住家業。所以大商人無不求田宅，憑藉財富役使貧民。大商人兼併土地，加速了農民的破產流亡。用董仲舒的話總結就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一方面是驕奢淫逸，一方面是飢餓死亡，這就是西漢全盛時代的社會景象!
文景之治下的盛世，是統治集團的盛世，而非老百姓的盛世。黃老政治最大的缺點是使富者更富，貧者更貧;強者更強，弱者更弱。尤其到了後來，人口漸繁，耕地漸少時，貴族和富農在政策的保護下，大量兼併自耕地，造成一個龐大的地主階層。富人的田地一望無際，而窮人卻連立錐之地都沒有。從普通百姓的角度看，沒有什麼文景之治，儘管農民一年到頭辛勤耕作，仍然不能免於飢寒困苦。如果遇到天災或者豪強地主侵逼，只能賣兒鬻女，甚至背井離鄉淪爲流民，飢餓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