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年間，一個未滿20歲的年輕人在他的日記裏，講述了年輕時候的荒唐。那時大概是1909—1910年的冬天，他寄身的中國新公學難以爲繼，家中又上演分家產鬧劇，生活一團糟，只能終日花天酒地。
在這位年輕人的日記和回憶錄裏，有許多類似的記錄。他在59天裏打牌15次，喝酒17次，進戲園11次，逛窯子10次。
讓他印象最深的是1910年2月12日(舊曆)的雨夜，當晚，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後又去“打茶圍”(即點名叫妓女，喝茶聊天聽曲)，酒醉歸家時向巡捕尋釁，被罰款5元。這事對他觸動極大，導致“一次精神上的大轉機”。
這位年輕人名叫胡適。
日後的胡適，以“中國青年的思想導師”自居，提起那些年少荒唐時，自然免不了痛心疾首。但平心而論，狎妓之舉在民國其實極爲普遍，絕非不懂事的年輕人的專利。
後來，即使當了北大教授。胡適仍未完全脫離風月，有次在上海喝花酒，又被人看到，還被包天笑撰文刊登於《晶報》，氣得他親赴報館，要找包天笑算賬。老包見勢不妙，立刻從後門逃跑，還在當晚日記裏寫下“胡適之自注銷《晶報》一篇文後，大窘，昨親至晶報館，餘急避之”這樣的話語。
娼妓合法化成爲名人熱衷風月的基礎
在中國古代史上，文人與妓女之間的逸事極多，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並非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妓女。古代的“娼”與“妓”有別，娼者“唱”也，妓者“技”也，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文藝工作者”，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都要懂點，“客戶羣”爲達官貴人和文人雅士。至於賣身，大多是餘興節目。
滿清得天下後，認爲漢人官員好狎妓是其敗亡的一大原因，故在《大清律例》中規定文武官員嫖娼有罪，官員、“官二代”和拉皮條的都在受罰之列，但娼妓作爲弱勢羣體，卻不在被處罰之列。乾隆年間又有法例，規定北京內城不得開妓院，內城妓院遷至前門外大柵欄一帶，也就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辛亥革命成功後，有人認爲國家理應面貌一新，應予廢娼，卻不成功，娼業反而更盛。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可領營業執照，定期納稅。
從某種程度上說，娼妓的合法化是民國名人熱衷此道的現實基礎，在合法的外衣下，與妓女風流純屬私德，與律法無關。
根據王書奴於1934年所寫的《中國娼妓史》統計，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民國六年(1917年)，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又據《北京社會調查》估計，民國六年，北京私娼不下7000人。按此推算，當時北京的公娼私娼在萬人以上。另據1920年上海“淫風調查會”的調查數據，當時上海註冊從業娼妓總數爲60141人，但這個數字不包括外國娼妓及暗娼，據估計行業總人數在12萬人以上。
爲何如此“繁榮娼盛”?王書奴總結了幾條原因，針針見血，均指向民國的官員、軍閥、議員等的頭面人物是風月場中的常客，從而引領了社會風氣。換言之，這是上行下效。
妓院曾爲革命活動立過功
不要以爲妓院只關風月，有時還對辛亥革命有過積極作用。在革命時期，曾有不少革命活動是以妓院爲掩護進行的。
早在清末，陳其美便已是窯子裏的常客。這位青幫大佬在加入同盟會後，將祕密機關設於妓院。後來有記者採訪陳其美，在報道中寫道：“英公主持江浙兩省革命運動，設總機關馬霍路德福裏。此外，則清和坊琴樓別墅，及粵華樓十七號，爲附屬機關。表面則酣歌狂飲，花天酒地，以避滿清之耳目。不知者以爲醉生夢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醞釀於此中哉!”
據記載，革命黨人鄧蔭南運籌革命活動時，是在沙田附近的紫洞艇(妓艇)上，以招妓來掩護“革命黨的臨時聚會”，據說“收效甚大”。在人們耳熟能詳的蔡鍔與小鳳仙的故事中，作爲妓女的小鳳仙也成爲了蔡鍔將軍革命行動的掩護。
不過，考慮到晚清立憲那幾年間，革命屢屢受挫，革命黨人大多消沉的真實情況，陳其美的“革命大事醞釀於此中”恐怕得打個折扣。
王書奴在總結中寫道：“這班人(推翻滿清的革命黨人)大半起於氓庶，來自田間。錦衣玉食，嬌妻美妾風味，從來未嘗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祿，本可衣錦還鄉。回想從前做革命時候，吃了許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裏只一個黃臉婆兒，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價，最簡便的莫如嫖娼了。”
這一說法，不但總結歷史，亦預示將來。有人說底層鳳凰男發跡後往往嘴臉一變，道理便在其中。
說革命黨人嫖妓之前，得先說說一位傳奇人物——民國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袁公子是位風流種子，一生與風月關係密切。而且他的文字溫潤自然、毫不做作，加之見多識廣，極多祕辛，他撰寫的專欄堪稱報紙暢銷之保證。
1920年，這位青幫的大字輩人物，開始在上海《晶報》刊載專欄《辛丙祕苑》，大談前滬軍都督、老派革命黨人陳其美的狎妓逸事，涉及人物還有應夔丞(即應桂馨)、沈翔雲，當然還有後來大名鼎鼎的蔣介石。
革命成功後，陳其美就任滬軍都督，也有人專門致信給他，勸他不要狎妓，別做“楊梅都督”。他則在報紙上回公開信，表示雖然過去偶有前科，但革命成功後，公務繁忙，“風月情懷，消磨殆盡”，絕對沒有出去鬼混。
實際上武昌起義後，陳其美常常出入上海五馬路的玉芳妓院，時人稱他“日走妓館，恣情濫狎”，這才招來了羣衆來信。那時他身邊還跟着一位小兄弟，名叫蔣介石。
陳其美還曾向老同志陶成章討要南洋華僑捐款充當公款，陶成章拒絕，表示這錢得用在革命工作上，不能嫖妓。據說，二人反目便是因爲此事，後來，陳其美指使蔣介石和王竹卿暗殺了陶成章。
之後，蔣介石一度躲在玉芳妓院裏，後來還納姚冶誠爲妾，這位姚姑娘就是玉芳妓院裏的孃姨，專門伺候高級妓女。
年輕的蔣介石在大上海耳濡目染，也有不少荒唐之舉。據說他還曾和王陵基爭風。這位王將軍曾留學日本，生性風流，酷愛嫖妓，二人在妓院裏爲爭一個美貌有才的“女校書”而大打出手。當時蔣介石正值落魄，王將軍正逢得志，事後還到處吹牛，說自己那時比老蔣有錢也比他有權，嫖的女人都比他的漂亮，“他想跟我爭，我就給了他一個大嘴巴”。
對於這些人的行爲，連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也備感痛心，認爲這是極其深刻的教訓。
有趣的是，在革命的大氛圍下，妓女的生意往往也被革命左右。《晶報》曾經報道，有一位名妓因爲不讀書，也不熟悉“愛國”、“同胞”這樣的新鮮詞，居然無人問津，生意難做。
民國沒有明令禁止嫖娼 因而官員嫖娼十分難禁
在王書奴總結的娼業盛行規律中，第三條和第四條直指當時的“社會流行”，分別是“代議士之浪遊”和“官吏之冶遊”。
所謂“代議士”，即指參議院和衆議院的議員。“當時如關於國務院之同意事件，預算案之通過事件，政團間之相互事件，幾無不以八大胡同爲接洽交之地。”大多數議員都沉迷於這燈紅酒綠燕語鶯聲的溫柔鄉，將之作爲討論政事的安樂窩。
他寫道：“至於民國七年(1918年)新國會議員，民國十二年(1923年)賄選議員，都是相習成風，一丘之貉，吏不必說了，下至省議員。縣議員以及市鄉自治員，選舉時之託人投票，選舉後之運動接洽，亦幾無不以酒食徵逐狎妓遨遊爲應酬無上良品，所以民國後娼妓之盛，與議員先生們確有關係的。”
民國時期，並沒有明令禁止嫖娼，因此整個民國時期官員逛妓院是非常流行的事情。
與王書奴這本《中國娼妓史》相互印證的是當時北京流傳的一個說法，指最喜歡逛八大胡同的是“兩院一堂”。蔡元培就曾寫道：“兩院一堂、探豔團、某某公寓之賭窟、捧坤角、浮豔劇評花叢趣事策源地。”
所謂“兩院”，就是國會的衆議院和參議院，“一堂”是京師大學堂，即今北京大學的前身。據說，當時京師大學堂狎妓之風極盛，每日晚飯後，老師帶頭，率領學生乘坐洋車，浩浩蕩蕩直奔八大胡同，師生同樂。
後來，有一位教育家赴北大任校長，立志改變此風氣，結果引發一場風波。他是蔡元培，另一位當事人名叫陳獨秀。
陳獨秀的風月故事引出“公人”私德的歷史辯論
1917年，蔡元培回國，出任北大校長。蔡元培以兼容幷包的姿態，延攬大量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才，其中包括胡適、陳獨秀、錢玄同與辜鴻銘等。1918年1月19日，他還發起成立“進德會”，入會標準是“不嫖不賭不納妾”，大批師生加入，其中包括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等教員，以及傅斯年、羅家倫等學生。
可帶頭犯戒的，恰恰是進德會成立時高票當選評議員的陳獨秀。諷刺的是，早在1903年，陳獨秀籌備安徽愛國會。在草擬的該會章程中就有“戒洋菸、嫖、賭一切嗜好”一條。
眼下，裁判犯規了。1919年二三月間，陳獨秀的生活作風問題成了北京城中最熱的話題，各種報紙紛紛報道，周作人就曾在《知堂回想錄》中寫道：“北京御用報紙經常攻擊仲甫，以彼不謹細行，常作狹斜之遊，故報上記載時加渲染，說某日因爭風抓傷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輿論，因北大那時有進德會不嫖不賭不娶妾之禁約也。”
學者們也大多如此認爲，對陳獨秀的攻擊實有預謀，是當局籌劃並施壓。蔡元培對此頗爲憤怒，當時，翻譯家林紓經常抨擊北大詆譭孔孟，有違傳統，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回了一封公開信，其中表示“對於教員，以學詣爲主，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暗指學術自由、兼容幷包)爲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
其實，若拋開當局的幕後施壓，這只是一個至今仍然爭論不休的話題：公衆人物的私德是否有邊界。周作人說得很明白，沒有進德會的條條，怕是誰也沒法以陳獨秀的下三路問題說事;而蔡元培也把公人公事與私德區分開，藉此保護他所欣賞的陳獨秀。
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與北大教員馬敘倫、沈尹默齊聚湯爾和家中，一起討論陳獨秀之事。湯爾和，原本是陳獨秀得以進入北大的舉薦人，如今卻搖身一變，認爲不可對陳獨秀姑息。
陳獨秀由此被變相解僱。也是那一年，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參與其中，最終被捕，出獄後南下上海，做了另一番大事業。
陳獨秀在此後與昔日好友胡適漸行漸遠，後者也爲此痛心疾首，但不妨礙他就私德問題說話。
1936年1月2日，胡適又一次致信湯爾和，表示：“我並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我覺得一切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謂‘公人’(Public Men)，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爲，因爲他們自己的私行爲也許可以發生公衆的影響。但我也不贊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爲來做攻擊他的武器。”
這種以私德攻擊別人的做法，又何止當年北大這一樁?在日後的政治變幻中，此做法幾乎已成某些人的殺手鐗。
娼妓在新中國成立後成功禁止
民國的娼妓問題，一直忽明忽暗無法禁止。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方得到解決。1949年11月21日北京對娼妓業進行了徹底清除行動。政府組織妓女檢查身體，入教育院改造，經過學習和改造，在一千多名學員中，總計出院的人數爲1077人。
上海實行的是逐步取締，解放軍進城一年之後，《大公報》報道，註冊持照妓女已經從1897人減少到662人，而妓院數從518家減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13日，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闆馬上關門。直到1968年，總計7000多名婦女在這裏接受過改造。
政府對妓女有病治病，進行職業培訓，絕大多數妓女成爲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如上海妓女中有900多位去了新疆，參加了生產建設兵團。
在中國歷史綿延幾千年的娼妓，終於在新中國成立後逐漸禁絕。
蔡鍔與小鳳仙
——以訛傳訛的江湖美談
民國時，也有一個名妓的故事廣爲流傳，那便是蔡鍔與小鳳仙。故事裏，英雄美女兩大要素齊全，救國大義與兒女情長並存，成了後來影視劇極其熱衷的題材。但若撥開歷史迷霧，便會發現這故事的水分。
與蔡鍔結緣時的小鳳仙，並非什麼當紅名妓，只是一個普通妓女，長於唱曲。袁泉則在《蔡鍔大傳》中寫到，小鳳仙曾回憶，自己當時年紀尚幼，“常聽他(蔡鍔)講些三國、水滸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又教我識字看書”。
以這樣的年齡和智識，要成爲蔡鍔的知音，甚至與他共謀出走大計，絕無可能。以蔡鍔爲人，既不可能如此託大，將機密泄露給一個少女，也不可能讓一個少女與他共擔風險。
在蔡鍔的出逃過程中，小鳳仙也絕不是什麼參與者甚至籌劃者。流行說法大致有兩種：一是蔡鍔之友哈漢章的說法，指1915年11月10日是哈母八十壽辰，蔡鍔出席，當晚在哈宅通宵打牌，清晨時由哈宅側門走出，直奔新華門總統辦事處，致電小鳳仙，說中午要約她吃飯，導致密探麻痹大意。蔡鍔藉機奔赴火車站，順利出逃。
二是民國名記者陶菊隱所記錄，指蔡鍔常常與小鳳仙乘車出遊，當日遊至火車站，混入車廂中出逃。在這兩種說法中，小鳳仙都只是幌子而已，甚至未必知情。
而摸不清蔡鍔究竟如何離去的北洋干將、警衛軍統領陸建章，將手下編造的小鳳仙將蔡鍔藏於車中逃脫的故事放出，藉以交差，也幫助了小鳳仙“揚名”。
一年後，蔡鍔英年早逝，北洋政府舉行國葬。小鳳仙送上兩幅輓聯，一是“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一是“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那堪憂患餘生，萍水姻緣成一夢;幾年北地胭脂，自悲淪落，贏得美人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不過小鳳仙只是粗通文墨，輓聯是王血痕代撰，這位代筆人用了李靖和紅拂女的故事假託，還用了“萍水姻緣”和“美人知己”這樣的曖昧用詞，更使得這故事成了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