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看到1948年4月18日的《申報》，說天津城裏有一家廉價旅社，客房中間打通，沒牀，沒電視，沒沙發，只有沿四面牆根兒挖空的幾十個窟窿，晚上民工來住，把身子放進窟窿裏，頭留在外面，小夥計拿着大鏟往窟窿裏填沙子，填實之後，再把留在外面的腦袋埋上，只留口鼻在外。這樣住宿相當危險——有那睡覺不老實的哥們兒，夢裏一個大翻身，沙子塞了口鼻，頓時呼吸困難，窒息而死，天明時，小夥計得往外擡屍體，這才叫豎着進來橫着出去，一個大活人就這麼“睡”死了。
民工之所以住這種廉價旅社，不是因爲他們不怕死，當然更不是因爲他們發神經想體驗生活，而是因爲沒錢，租不起房子，也住不起像樣的旅社。當時天津是大城市，又有租界，前清遺老和下野軍閥都拿這座城市當世外桃源，許多有錢人紛紛來定居，搞得天津人口驟增、房價陡漲。《丙寅天津竹枝詞》裏唱道：“租界街基價倍騰，房金移轉即加增。更多闊佬營三窟，土木工程日日興。”房價越來越高，房租越來越貴，房地產市場越來越火爆，而廣大農民工和市井貧民只能望房興嘆，白天賣命換飯吃，晚上掏兩個大子兒，讓旅社的夥計把自己埋進沙子裏防寒保暖。
居住成本高的城市不止天津，上海更是典型。跟天津比，上海租界更多，更安全；而且商業更火，更發達。所以魯迅、茅盾等文豪涌向上海，丁玲、柔石等文青也涌向上海，有錢的寧波富商和有槍的北京軍閥就更不用說，他們狡兔三窟，幾乎都在上海公共租界或者上海法租界或者臨近租界的北四川路附近置有產業。大批富人聚集在上海，大批窮人也到上海淘金，拾荒者、包身工、蘇南妓女和東北流氓蜂擁而至，在民國前期的十幾年間讓上海的人口密度翻了幾十倍。以公共租界爲例，不到6000英畝的土地，竟然住了100多萬人口，每平方公里近5萬人，是今天上海中心城區人口密度的5倍！人口多，房子少，房價房租肯定飛漲，“有錢人”如魯迅，還能租一所獨門獨戶的公寓，廣大白領只能跟人拼租。於是普普通通一所石庫門宅子，客廳住一家，廚房住一家，樓梯口住一家，陽臺（當時稱之爲亭子間）住一家，大一些的臥室，中間隔幾塊木板，可以住四五家，樓房左右廂接出幾塊坡屋頂，用硬紙板一圍（當時稱之爲竈板間），又可以住幾家。熱播電視劇《蝸居》中出現的多家拼租一套房的鏡頭，其實早在民國時就已經實實在在地演過一回了。
當時上海外來民工的居住條件更慘，他們連跟人拼租的錢都拿不出，自己找空地搭建簡易房。今天上海天目中路以北、大統路以西，原有一塊佔地90畝的垃圾場，民工們從家鄉運來毛竹、蘆蓆和篾片，把毛竹烤彎，插在地上，搭出一個半拱形的架子，上面蓋上蘆蓆，用篾片一拴，向陽的一面割出門來，地上鋪塊爛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這種簡易窩棚俗稱“滾地龍”，高度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進進出出必須深彎腰。上海多雨，夏天河水上岸，家家戶戶泡在臭水之中，一時屎尿遍地，瘟疫四起。
我大學時住簡陋宿舍，心有不平，後來見到更簡陋的旅社，心就平了。現代民工住簡陋旅社，心有不平，他們要是見到民國時天津民工每夜都被活埋的慘狀，估計心也會平的。當年上海小白領跟人拼租一套房，心有不平，想到那麼多窮苦農民只能擠在窩棚裏泡臭水，應該也會好受一些。當我們對現狀有所不滿時，不妨想想比我們更差的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痛苦立馬減少，這就叫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
但是我們必須警惕這種精神勝利法，因爲它只能麻痹精神，不能改進現狀。同時我們還必須要警惕那些勸告我們“樂天知命”、“安貧樂道”、“知足不辱”、“學會感恩”的所謂精英，因爲這些勸導別人安住蝸居的人本身都不住蝸居，正如整天歌頌勞動之美的人自己都不勞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