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丞相諸葛亮的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歷來爲後人所津津稱道。然而，圍繞着這場斷斷續續將近20年的北伐戰爭，卻隱藏着許多鮮爲人知的祕密。馬謖失街亭、魏延被逼反、費禕遭暗殺……一個個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後，是蜀漢集團內部一系列的明爭暗鬥。
誤解、陰謀與狂歡
—蜀漢北伐背後的貓膩
醉翁之意
蜀漢建興五年(公元227年)，丞相諸葛亮率軍出屯漢中，於沔水北岸陽平關下一個叫做石馬的地方紮下大營，準備就此開始他一生勞而無功的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的處子秀。
次年，諸葛亮率20萬大軍，對外大張聲勢，擺出欲經由東部的斜谷古道攻取郿城(今陝西眉縣，出郿城即兵臨渭水南岸，直接威脅長安)的架勢，並令趙雲、鄧芝率部盤踞箕谷作爲疑軍。曹魏負責西部軍區事務的大將軍曹真果然上當，以爲蜀軍志在長安，遂舉衆拒之於郿城。諸葛亮親率蜀軍主力出其不意，攻打祁山。蜀軍軍容整齊，賞罰嚴明，號令如山，魏國涼州(治所在今甘肅武威)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時叛魏應亮，一時間關中震動。魏明帝曹睿深恐關右不保，親至長安督戰。另派宿將張郃都督諸軍，拒諸葛亮先鋒馬謖於街亭。
從上述戰術佈置來看，諸葛亮此役，其目的僅僅在於奪取涼州，而不是拿下長安和整個關右地區。這一點是很明顯、很容易看出來的。
蜀中地勢四塞險固，四面均有天險阻隔。尤其是直接受到中原政權威脅的北面和東面，地理優勢更是得天獨厚：北有秦嶺橫亙，東有三峽控扼。這樣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蜀中歷來被視爲割據者的樂園。一者，由於這種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帶來的與外界經濟交流上的困難，導致蜀中經濟具備了較其他地域更強大的獨立性;二者，同樣由於封閉性較高的地理條件，導致蜀中百姓與中原文化交流較少，因而蜀人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獨立性相對較高;其三，也是最重要的，這樣四塞險固的地理環境可以使蜀中政權在強大的中原政權面前更容易生存下來。
這是劉氏割據蜀中的優勢所在。但利弊從來都是相生相剋，相追相隨的。就劉備入川的弊端，從川中走出來的蘇洵有過極其精彩的表述：“古代有志於奪取天下的人，最先考慮的往往是如何防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我就知道他最終不能有所作爲了。諸葛亮其實沒有見過真正的大險要，他以爲憑藉着劍門之險就可以不亡國了。我曾經仔細考察過蜀中的各處險要，結果發現：割據蜀中，實際上就陷入了一種守不可出、出不可繼的困境之中。兢兢業業尚且不能自保，遑論圖謀中原!”
蘇洵說荊州是諸葛亮丟棄的，這一點歷來就存在着爭論，但他從荊州之失看到蜀漢之亡，卻是有些道理的。關羽手中丟失掉的荊州,雖然如筆者之前所分析的(詳情可見此係列之四《撲朔迷離——關羽覆敗之謎》)在各個方面已經是一塊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了，但對於整個蜀漢集團的戰略，卻也還有着另一層重要的作用：出川的跳板。
憑藉着險要的地勢和關隘，蜀中政權可以很容易地抵禦強大的中原政權入侵而自保;同樣，強大的中原政權也可以憑藉這些險要的地勢和關隘將蜀中政權堵死、憋死在盆地之中，即是蘇洵所說的“守不可出、出不可繼”。入川就像是老虎進了動物園的籠子，進去了你可以衣食無憂;但要想再出來，獲得自由，卻是難上加難。
荊州的存在，最重要的意義是可以彌補蜀中政權出川難的問題。荊州丟失之後，諸葛亮首次北伐，其目的就在於尋找到一個類似於荊州的代替品，尋找到另一塊跳板。
涼州，就是諸葛亮計劃中的跳板所在。
此後六出祁山，諸葛亮的這一戰略目標從未改變。
馬謖之死
劉備臨死之前，曾經告誡過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但諸葛亮似乎將劉備的諄諄告誡當作了耳旁風，左耳進、右耳就出去了。韜光養晦已久，至關重要的首次北伐，諸葛亮就重用了馬謖，“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最後恰如劉備所擔心的那樣，馬謖在街亭(今甘肅省秦安縣隴城鎮)一意孤行，舍水上山，犯了兵家之大忌，結果被張郃截斷了汲水之道，遭逢慘敗，部衆四散流離。首次北伐的大好局面就此發生扭轉，諸葛亮損兵折將，只得無功而返。
諸葛亮素有知人之明，卻在馬謖問題上犯下了這樣的錯誤，歷來爲史家所感嘆。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以謝衆人，習鑿齒(東晉文學家、史學家)就此發表議論：“諸葛亮不能兼併上國，豈非理應如此……蜀漢僻陋於一方，人才少於上國，而諸葛亮殺其俊傑，以求收到其他人的駑鈍之用，希望以此成就大業，不亦難乎!而且先主曾經告誡過馬謖其人不可大用，豈不等於早就鑑定出了馬謖並非什麼人才了嗎……如果諸葛亮知道馬謖不可大用而用之，則違背了明主之誡;如果說對馬謖的裁決有失公允，那就意味着他殺了有益之人。無論如何，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都很難稱得上是一個智者。”
事實上，馬謖之死遠遠沒有我們通常印象中所知的那麼簡單，這其中牽涉到蜀漢集團內部一場巨大的權力轉移。
馬謖之死
劉備生前，蜀漢集團存在着四大軍區：荊州軍區的關羽軍團，漢中軍區的魏延軍團，永安—江州軍區的李嚴軍團，京畿軍區的劉備直屬軍團。後來關羽軍團徹底覆敗，只剩下三大軍團。李嚴直轄永安—江州軍團的同時，擁有着對其他諸軍團的節制權。
諸葛亮南征平叛所率部隊，主要來自京畿軍團——李嚴在諸葛亮南征期間不聞不問，永安—江州軍團諸葛亮自然無法號令;漢中魏延軍團身處前線也不可能抽得開身。南征的意義也正在於，諸葛亮從此將京畿軍團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
建興六年的首次北伐，除了前面我們所講到的：爲了攻取涼州或者涼州的一部分，爲蜀漢集團尋求一塊出川的跳板這一戰略目的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那就是藉此控制漢中軍區的魏延軍團。
魏延雖然是荊州人氏，但他卻是劉備的部曲將(家將)，從來就不屬於諸葛亮一系。劉備用魏延鎮守漢中而不用閒得發慌的名將張飛，其着眼點就在於魏延這個“家將”的身份。諸葛亮在蜀漢集團內部費盡心機進行的權力轉移行動，自然也少不了對魏延及其漢中軍團的處理。
建興五年，諸葛亮打着北伐統帥的旗號順理成章地進駐漢中，從此魏延徹底告別了鎮守漢中的方面軍軍事將領的身份，而蛻變成爲諸葛亮麾下的一員偏將。此後，魏延頭上先後被冠以這些職務和爵號：(北伐軍)前部督、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前軍師、徵西大將軍、假節、南鄭侯。他再也沒有機會去實踐他在劉備面前許下的豪言壯語：“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
諸葛亮違衆起用名不見經傳的馬謖擔任首次北伐的先鋒，而棄用名將、宿將魏延和吳壹(吳壹之妹爲劉備夫人，吳壹也非諸葛系之人)，其背後的用心實在良苦。諸葛亮剛剛變相地順利接收了漢中軍團，他並不想立刻給魏延立功的機會，他想把這個機會留給自己的親信馬謖——馬謖自謂“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可見二人關係的不同尋常。馬謖出任先鋒，和諸葛亮刻意在軍中培養親自己的軍事將領的目的是一致的。此次北伐，形勢本來已經甚好，只要馬謖能夠穩重持中，不出紕漏，根本不需要他有什麼突出的精彩表現，諸葛亮扶植他的目的就能達到。但是天算不如人算，馬謖竟然慘敗於街亭。
至此，馬謖只能一死。準確地說：諸葛亮只能選擇讓馬謖一死。
因爲用馬謖而不用魏延，是諸葛亮獨排衆議的決定，諸葛亮必須就此負責。在諸葛亮上奏給劉禪的《自罪疏》中，有這樣的句子：“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不過，如果僅僅因爲這一原因，諸葛亮大可自己多承擔些責任，馬謖尚且用不着去死。最關鍵的是，令馬謖出任北伐軍先鋒的背後，隱藏有諸葛亮不可爲他人道的政治陰謀。這就是諸葛亮在軍中培植自己勢力，削弱劉備時代的功臣元老。雖然事情做得隱蔽，但蜀漢集團內部也難免有人就此說三道四。馬謖勝利了則萬事大吉，諸葛亮也可以免遭任人唯親之嫌，相反，可獲任人唯賢之名,馬謖也可以就此順利進入軍中擔任要職;馬謖一旦覆敗，諸葛亮必然會招致海量非議，倘若馬謖再獲得從輕發落，輿論必然會朝着更加不利於諸葛亮的方向發展，唯有對馬謖施以最重的處分——斬首，方能平息蜀漢集團內部鼎沸的議論。
故而從一開始，馬謖這個先鋒就處於只能取勝、不能戰敗的逆境。爲了諸葛亮的政治利益，丟失街亭的馬謖必須去死。
魏延之死
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病逝五丈原。隨後，魏延因爲與楊儀爭權而成爲叛徒，兵敗身死。作爲諸葛亮一生最後一次北伐的最後一聲餘韻，魏延之死顯然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開門見山地說，種種跡象表明，魏延是被諸葛亮刻意設計的逼反殺掉的。
楊儀當政，是魏延作亂的主要原因，陳壽當年已經替魏延在一定程度上平了反：“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而楊儀與魏延之間的水火不容，諸葛亮是早就深知的，明知這一點卻在臨終之際安排楊儀統帥諸軍撤退，這一舉措要麼屬於失策，要麼就是刻意爲之。
楊儀的個人品質很成問題。楊儀早年因個人才幹出衆而被劉備選爲尚書，但他卻和自己的直接上司尚書令劉巴搞不好關係，無法開展工作，最後只得外放遙領閒職虛職弘農(治所在今河南靈寶市北部)太守。魏延死後，楊儀用腳踐踏魏延的首級，破口大罵：“庸奴!復能作惡不?”如此行徑，可見楊儀還是個小人。據此可以粗略判斷，魏延和楊儀之間的矛盾，主要責任應該在於楊儀。
對於二人交惡的起因，史書如此記載：“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魏延的矜高似乎成了禍端的導火索，其實不然。當時，除諸葛亮之外，劉備時代的老臣重臣們基本上已經全部消亡殆盡，唯魏延一枝獨存，資歷最深。魏延確實有“矜高”的資本，他獲得這樣的尊重其實並不過分。但作爲諸葛亮身邊極親密的紅人(丞相長史)，楊儀很清楚魏延在諸葛亮心目中不被重用的尷尬地位。以楊儀一貫的“狷狹”性格，他根本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樣去尊重魏延;相反，楊儀很可能有意無意地表現出對魏延的蔑視。所以，魏、楊交惡的主要責任人是楊儀，不會有錯。
魏延和楊儀之間交惡到什麼程度呢?《蜀書·費禕傳》如此記載：“時值前軍師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互相憎惡，每次並坐爭論的時候，魏延往往憤怒地舉起刀向着楊儀比劃，楊儀則往往泣涕橫集。費禕經常在二人之間做和事佬，終諸葛亮之世，能夠各盡魏延、楊儀之用，全賴費禕的匡救之力。”魏延舉刀相向，有欲殺楊儀之心，可見二人仇隙之深，已是水火不容，無法化解。
讓楊儀爲首統帥三軍撤回漢中，是諸葛亮臨終時的安排。這一安排，必然會激起魏延的反對和抵制。但這一安排的意義如果僅僅止於臨時應急，以求蜀軍全身而退，其實還不足以完全令魏延武裝“反叛”。事情的關鍵是諸葛亮在楊儀身上的這一安排其實還另有文章：藉此暗示衆人，將楊儀打扮成自己最熱門的繼承人人選。楊儀能夠當政，這一點才最致命。魏延深知，楊儀當政，自己不可能再有好日子過了。諸葛亮在世之日，最多讓自己懷才不遇，不獲重用罷了;楊儀一旦執政掌軍，自己就可能只有一種結局——死定了。魏延絕對不能坐視楊儀慢慢找機會砍掉自己的腦袋。不反楊儀是個死，反楊儀最多也是個死，選擇後者或許還有一線生機。
從安排楊儀率軍後撤，到將其打扮成自己最熱門的繼承人人選，這一切都不是諸葛亮病糊塗了之後的失策;相反，這是他刻意所設的一個局，爲魏延所設的一個死局。
第一，諸葛亮召集楊儀、費禕、姜維三人商討自己死後的退軍事宜時，沒有通知魏延。魏延身爲北伐大軍的前鋒大將，理應參加這樣重大的會議。當時魏延的前鋒大營僅僅“出亮營十里”。策馬往來，十里地其實最多不過二十分鐘的時間。如此短暫的距離，卻不通知魏延參加，豈不可疑?
第二，如果諸葛亮有意保全魏延，尋求蜀軍的團結，那麼他應該選擇楊儀之外的其他人作爲統帥三軍回撤的人選。丞相府司馬費禕、丞相府參軍姜維均可勝任。尤其是費禕，此人在魏、楊二人之間斡旋多年，用他爲統帥，自然可以同時兼顧到魏、楊二人的情緒，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但諸葛亮指定的卻是這三人中間最不合適的人選：楊儀。
第三，臨死之前，諸葛亮早就把密表送到了劉禪手中，指定蔣琬爲自己的繼承人。但退軍之際，軍中以及社會上卻到處流傳着楊儀最有可能是諸葛亮指定的繼任執政者的消息，而且楊儀自己也對此深信不疑。領軍順利撤回漢中，誅討了魏延之後，楊儀滿懷希望地等待着朝廷送來聘書，讓自己“代亮秉政”。當最後的結果是僅得一中軍師虛職的時候，楊儀變得極其憤怒，“怨憤形於聲色，嘆吒之音發於五內”。這些連楊儀本人都深信不疑的流言是偶然出現的嗎?
第四，楊儀的怨憤之言中有這樣一句：“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話中的“魏氏”有兩種解釋：一種說法認爲指的是曹魏，一種說法指的是魏延。其實當是魏延無疑。若指曹魏的話，應當稱之爲“曹氏”或者“魏國”、“魏廷”，不應當不倫不類地稱之爲“魏氏”。楊儀此言隱隱約約泄露了一個重大的天機：當時確實存在着一個設計魏延的計劃。
第五，陳壽似輕似重地記了這麼一筆：“(諸葛亮交待)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似乎當時諸葛亮已經預料到了魏延會有什麼樣的反應。魏延這樣的反應難道不正是諸葛亮所一直設局尋求的嗎?
諸葛亮如此費盡心機設計逼反魏延的目的，就是爲了有一個正當的理由除掉魏延。除掉魏延的動機很明顯：諸葛亮死後，魏延將成爲蜀漢集團內部最大的元老，而且魏延本人又確實有大將之才。名位寡微的蔣琬繼任自己執政，必然無法駕馭魏延這類人物;魏延也素來好立功名，不會甘心完全聽命於蔣琬的節度，此人在諸葛亮死後，必將成爲引發蜀漢集團內部動盪的一大隱患。諸葛亮治蜀，從來將政局的穩定擺在第一位，對於這樣的隱患，從來都是堅決消除。昔日勸殺劉封、彭羕時有着這方面的考慮，如今除掉魏延，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
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去世，魏延兵敗身死，隨後接過其執政接力棒的，先後是蔣琬和費禕;接過其北伐接力棒的，則是姜維。
蔣琬東伐
蔣琬自建興十二年以尚書令身份總理國事，至延熙九年(246年)去世，執掌蜀漢政權達13年之久。這段時間蜀國極少興兵，主要致力於經濟恢復和百姓的休養生息。延熙六年十月，蔣琬似乎認爲蜀國國力已經有所恢復，再次伐魏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將行營自漢中遷至涪縣(今四川省綿陽市)。在此修繕城池，大造舟船。
據《三國志·蜀書·蔣琬傳》記載：蔣琬認爲諸葛亮數出秦川，道路艱險，糧運難繼，故而多次勞而無功，所以不如另闢蹊徑，順漢、沔二水東下，襲取東三郡(西城、上庸、房陵)，進窺荊襄。蔣琬這一伐魏計劃，兵鋒東指，故而被稱之爲“東伐計劃”。
但此時的蔣琬與諸葛亮在世之時威望與權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所以這一計劃剛剛出爐，就遭到了強大的反對力量：“而衆論鹹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劉禪也派了尚書令費禕和監軍姜維前去向蔣琬“諭旨”此事。迫於壓力，最終蔣琬放棄了這一計劃，同意回到當年諸葛亮出秦川祁山、進窺雍涼這一既定的傳統方針上來。
對於蔣琬別出心裁的“東伐計劃”的前後始末，史書上交代得頭是頭，尾是尾，因是因，果是果，條理清晰，邏輯充分。
儘管如此，此事仍有三點甚爲可疑之處：
第一，蔣琬雖然不再堅持水路“東伐”，但自己卻沒有就此拔營離開涪縣，而只是升任姜維爲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令其前往漢中，負責聯絡涼州羌、胡及其他北伐事宜。蔣琬上奏劉禪：“如果姜維北征，與魏軍相持於河右，臣我當率領大軍作爲姜維的後鎮與援軍。涪縣這個地方水陸四通，交通便利，可以做到唯急是應，倘若東北方向(作者注：由長安方向入侵漢中，正好是東北方向)曹魏來侵，趕去救援也相當方便。”於是乎蔣琬繼續坐鎮涪縣，並在此一呆就是整整3年，直到去世。
涪縣真的如蔣琬所說，地理位置那麼左右逢源、極其便利嗎?
第二，蔣琬將大營自漢中遷至涪縣其實早有計劃。延熙五年正月，監軍姜維就已經督率一支偏軍作爲先鋒自漢中回撤，駐紮到了涪縣。22個月之後，蔣琬也親自回撤到了涪縣。隨後，蔣琬自己堅持留在了涪縣，回到漢中去主持“北伐”事務的卻正好是之前回軍涪縣的先鋒姜維。
這些人事調動背後會不會藏有什麼深意?
第三，蔣琬如果真的有意“東伐”東三郡和荊州的話，沒有理由不和東吳互通聲氣，以求得東吳荊州軍團的支援。但東吳自始至終沒有收到蔣琬發出的照會，也沒有見到蜀漢就此派來的使者。以至於東吳的重臣驃騎將軍步騭、車騎將軍朱然等人誤以爲蔣琬回撤涪縣的真實意圖是有意順流東下侵略自己，於是頻繁上書孫權，請求早作應戰準備。
若此行本意確實在於“東伐”曹魏，蔣琬做事怎麼會如此毛手毛腳、粗枝大葉?
先說涪縣的地理位置。涪縣絕非蔣琬所說的那般交通便利，在此駐軍根本不可能同時兼顧到蜀漢各個方面的危機。倘若真有一個這樣得天獨厚的地方，諸葛亮在世之日爲什麼沒有發現並加以利用呢?真實的情況是：涪縣距離漢中的路途還相當遙遠，並且蜀道難行，一旦有警，根本做不到及時救援。蔣琬回撤涪縣的次年，魏國就趁漢中守兵大減的良機(不到三萬)，由大將軍曹爽率領，十餘萬步騎軍大舉來犯。漢中諸將大爲驚恐，皆主張棄關入城固守，以待涪兵救援。臨時全權負責鎮守漢中的大將王平力排衆議說道：“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有賴王平此番調度，拖延時日，隨後援軍陸續趕來，漢中方保無事。事實雄辯地證明了蔣琬所謂的涪縣“水陸四通，唯急是應”是純粹的謬談。
相對於距離漢中的千里之遙，涪縣距離成都倒是相當之近。據《蜀書·劉璋傳》記載，涪縣其實距離成都僅僅360裏而已。當日劉備由墊江水入川，劉璋就親自自成都至此迎接。事實上，蔣琬所看重的並非涪縣在戰略上的便利(實際上也並不便利)，他看中的，正是涪縣和成都之間的這段更近的距離。也就是說，蔣琬此次東伐的真正目的不在軍事層面，而在政治層面;不在外部敵對勢力，而在內部政治鬥爭(史書上沒有直接記載)。
姜維是延熙五年奉蔣琬之命率軍回駐涪縣的。我們要想找出這場政治鬥爭的端倪，自然也得將目光鎖定在延熙五年。
這一年發生了一件極其敏感但卻容易讓人忽略的事情：庲降都督(庲降軍區司令)馬忠回朝。
馬忠這個人，大多數人可能並不熟悉。但恰恰是這個人，在這次政治鬥爭中卻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在蜀漢集團後期，馬忠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諸葛亮時代，他先後以出衆的個人能力擔任過丞相府參軍和長史(副)、益州治中從事等要職;建興十一年，馬忠出任庲降都督(庲降都督府是蜀漢集團在南部廣袤的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的一種羈縻州府。因爲關係到蜀漢政權後方的穩定安全)，任期內馬忠頗建功績，爵位屢屢升遷。
更讓人敏感的是，馬忠既非荊楚士人，也非雍涼寄寓士人，而是益州本土巴西(今四川省閬中市)人士。巴西素有三狐五馬、蒲趙任黃等大姓，馬忠則同時兼有馬氏和狐氏的雙重身份——馬忠父親姓馬，母親姓狐，他自小在外婆家中長大，故又名“狐忠”。
諸葛亮治蜀，重用荊楚士人和寄寓士人，而刻意打壓益州本土士人。其原因在於：益州本土豪族執政，憑藉着強大的地方宗族勢力和本土盤根錯節的社會關係，極其容易演變成爲威逼人主、篡位奪政的權臣，而荊楚士人和其他寄寓士人則不具備這樣的優勢。馬忠手握重權於外，如今突然入朝，自然會引起蔣琬、費禕、姜維這些既是諸葛亮嫡系、又是現任執政者的密切注意。
最重要的也是蔣琬必須率軍自漢中回撤到涪縣的原因，是馬忠入朝的背後隱約有着蜀主劉禪的影子。
自延熙年間開始，劉禪開始逐漸告別諸葛亮時代的乖乖形象，轉而極力謀求親政。諸葛亮在世之日，劉禪老老實實地爲劉備守了整整三年的孝;諸葛亮一死，劉禪“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譙周語)”，連例行公事的對天地祖宗的按時祭祀活動也懶得參加了。這也可見劉禪已經獲得了很大的自由空間。對劉禪這種“數典忘祖”的悖逆之舉，蔣琬等人拿他毫無辦法。而且，劉禪還開始耍起了政治手腕，開始玩弄權術。蔣琬最初以尚書令身份總攬政事，而劉禪卻連續升任他爲大將軍、大司馬;相應地，劉禪又令費禕頂替蔣琬留下的缺空，費禕一路升至尚書令、大將軍。衆所周知，大司馬之職和大將軍之職其實是並列和重疊的(光武帝所創設)，大司馬就是大將軍，大將軍就是大司馬。兩者品級相同、權限相同、職責相同，僅僅是名稱相異而已。當年光武帝同設大司馬和大將軍的原因是爲了解決戰時諸將出徵時名號不足的問題，蜀漢政權僅僅一州之地，根本用不着設置這種重疊官職。所以只存在一個解釋：劉禪希望蔣琬、費禕二人能夠互相牽制。可惜的是，蔣、費二人並沒有出現劉禪所希望見到的爭權奪利、互相扯皮的局面;相反，二人一內(費禕留守成都)一外(蔣琬駐守漢中)，在政事軍務上配合得相當默契，每逢大事，費禕總是和蔣琬商量着辦。
延熙五年，劉禪召庲降都督馬忠入朝。同年，馬忠前往漢中，面見蔣琬，傳達劉禪的詔旨。回來之後，劉禪立即加拜馬忠爲鎮南大將軍。傳達了一次詔書就加官升爵，劉禪扶植馬忠的意思是很明顯的。也是同年，蔣琬令姜維率領一支偏軍回撤到涪縣，以防成都生變。將漢中之事安排好了之後，次年，蔣琬自己也率軍回撤到了涪縣。對於這次動作，蔣琬對外宣稱其目的在於“東伐”。劉禪對蔣琬率軍回駐涪縣甚爲反感，於是藉機發難，大造“東伐”不可行的輿論，意圖逼迫蔣琬回到漢中。蔣琬不得不承認“東伐”的不現實(這是個草草尋找的藉口)，於是取消“東伐計劃”，將姜維打發回漢中去負責北伐事宜，自己繼續賴在涪縣，不再挪窩，直到去世。
這就是蔣琬那場別出心裁、獨闢蹊徑的“東伐”背後的真相。
姜維的另類史
延熙十六年正月新春佳節，蜀漢政權第三任執政者費禕在其駐地漢壽(即葭萌關，位於今天四川省廣元市昭化鎮境內)劉備將其更名爲漢壽，與關羽的漢壽亭侯中的漢壽異地同名)舉行“歲首大會”，大宴羣臣，同僚共歡。席間費禕“歡飲沈醉”，不意被出席宴會的一個叫郭循的人“手刃”刺殺，當場身亡。
對於蜀漢政權而言，費禕之死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自諸葛亮頻繁北伐耗空國力之後，蔣琬當政13年，費禕當政六年，均未再大規模地對魏用兵，蜀漢政權獲得了一段相當難得的休養生息之機。費禕死後，姜維當政的前五年，歲歲興軍，年年用兵，剛剛積蓄起來的有限的一點國力又被瞬間耗空。可以這麼講，費禕之死，意味着蜀漢政權內部鴿派勢力的下臺和鷹派勢力的登場。雖然不能偏執地將亡國之責加在姜維的窮兵黷武上面，但是姜維執政後的頻頻北伐，的確加速了蜀漢政權的滅亡，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令人疑惑的是：郭循爲什麼要刺殺費禕?
郭循並非蜀人，而是魏國涼州西平人。一次蜀軍寇掠西平，郭循作爲戰利品被帶回了蜀國。所以史書對他的身份的定位是“魏降人”。對於郭循此舉，曹魏方面下達過一份詔書予以褒獎，並且恩及其留在魏國的後人。詔書是這麼說的：“已故中郎西平人郭修(即郭循)，品行高尚，百折不回。之前蜀將姜維寇掠西平郡，郭修遭到擄略……郭修於大庭廣衆之下刺殺費禕，其勇超過聶政，其功勝於介子，真可謂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人。追加褒獎和恩寵，是爲了表揚忠義之士;賞賜爵祿延及後嗣，是爲了獎勸將來之人。特下詔追封郭修爲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追諡爲威侯;令其子襲爵，再加拜爲奉車都尉;賜銀千兩，絹千匹，以光榮恩寵存者與亡魂，使其永垂後世。”
乍然讀來，似乎郭循受到了曹魏方面的指使。其實不然，最明顯的證據就是：郭循刺殺費禕是在正月，而曹魏方面下詔褒獎卻是在八月。蜀漢執政者的死訊屬於當時的重大“國際事件”，曹魏方面應該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不可能8個月之後才知曉。倘若郭循是曹魏方面派來的刺客，費禕死訊一到，曹魏方面的褒獎詔書就應該隨即下達，不可能拖延半年之久。
實際上，對於費禕之死背後的謎底，陳壽雖未明言，但卻也爲我們留下了一絲線索。在其親筆一字一句撰寫的《蜀書·姜維傳》中，有這樣的記載：“(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製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
姜維在費禕的制裁下鬱郁不得志，率萬人也不能。費禕剛死，姜維就如鳥出籠、如虎進山，率軍大出。這種前後對比帶着強烈的含沙射影的意味，很容易讓人將費禕之死和姜維聯繫起來，但又並不能切實證明姜維和費禕之死有關係。自來史家撰史，最忌諱這種容易引人誤解、模棱兩可的筆法。如果確有其事，不妨直書;倘若並無其事或者僅僅心存疑惑，則不妨略過。陳壽素有良史之名，他如此記載，必有原因。
原因其實很簡單，兩個字：迴護。陳壽必須替姜維迴護。
我們考察陳壽的生平，結果發現：仕蜀期間，陳壽曾經擔任過衛將軍主簿之職(《晉書·陳壽傳》)。衛將軍之職歷來僅設員一人，屬第二品，位亞三司。蜀國設立此職始於劉禪延熙十年(247年)，姜維首任，至延熙十九年姜維升任大將軍爲止。此後缺員四年，景耀四年(263年)，復授諸葛瞻此職。
充分的證據表明，陳壽所擔任的是衛將軍姜維的主簿，而非諸葛瞻。第一，據《晉書·陳壽傳》記載，諸葛瞻一向輕視陳壽，不可能徵辟陳壽做自己的主簿;第二，景耀年間黃皓專權已久，“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陳壽仕蜀的最高官職是六品黃門侍郎，若其景耀四年尚爲八品衛將軍主簿，是不可能在此期間升至六品的，相反，他會遭到黃皓的打擊而貶官;第三，陳壽在做了衛將軍主簿之後，又擔任過東觀祕書郎、散騎黃門侍郎等職，景耀四年距離蜀漢滅亡僅僅兩年，陳壽怎麼可能仕途得意、連續3次升遷呢?
“故吏”對於“舊主”的感恩和忠誠，這在當時是一種被世人普遍認可和推崇的社會道德。臧洪身爲張超的“故吏”，不惜爲之去死;蔡邕身爲董卓的“故吏”，也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爲其死大哭一場，最終也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如此我們就更加清楚了：身爲姜維“故吏”的陳壽，自然沒有任何理由誣衊姜維;相反，對於《姜維傳》，陳壽必然較其他傳記要更爲用心地去撰寫。所以，在《姜維傳》中出現上述這麼一段含沙射影的記載，絕非偶然，必有深意。
而且，費禕遇刺前後的相當長時間裏，陳壽終日在姜維身邊工作，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也絲毫不足爲奇。
除此之外，刺殺費禕的幕後指使者是姜維這個論斷，還有一些別的佐證：
第一，郭循進入蜀國極其偶然。魏國不可能知曉蜀軍將至何處擄掠，自然無法安排郭循早早地埋伏在西平等待時機被俘入蜀。
第二，《傅子》記載：“(姜)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姜維既有豢養“死士”的興趣，而最初俘虜郭循的人又正是姜維，自然他最有機會將郭循納入自己麾下，使其成爲自己衆多“死士”中的一員。
第三，據《魏氏春秋》記載，郭循刺殺費禕的時候，已經官至左將軍，也正因爲如此，他纔有資格出席費禕的“歲首大會”。一個降俘要想在短短的時間裏驟然升到如此顯赫的地位，在蜀國沒有一個強大的後臺是做不到的。蜀主劉禪又是昏庸之輩，不可能做出量才破格提拔之事。當時具備這樣強大的後臺資格的，除了大將軍費禕，就只剩下了衛將軍姜維。
第四，郭循的“魏降人”的身份最適合刺殺費禕。事後，姜維等人大可將責任全部推給曹魏集團。而魏國延緩了半年多時間才下詔褒獎郭循，而且還將郭循之名誤寫爲郭修，可見他們是在事後很久纔打聽到此事的，而且道聽途說，並不完全準確。
費禕死後，姜維暢意自爲，連續5年時間裏五次北伐，結果自然是勞而無功，虛耗國力，蜀漢覆滅的速度無形中墜落得越來越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