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處理胡黨案時，發明了一項史無前例的罪名。
這起史無前例的罪名叫什麼呢？
通倭罪。
倭是古代中國對日本的簡稱，不是蔑稱，古代日本也是接受這個封號的，只是到了中世紀以後，才改稱日本。按照朱元璋後來的偵破結果，胡惟庸不僅成了中國最後一個丞相，而且還創造一項中國歷史紀錄——勾結日本的第一個中國國字號漢奸。在胡惟庸之前，中國還從未出現與日本有染的亂臣賊黨。
那麼，話說後來，這個朱元璋發現的日本是誰派來的？胡惟庸是怎麼勾搭上日本人的呢？具體說來又牽出一大案：林賢案。
林賢是誰？明史沒有這個人的列傳，只說他是朱元璋任命的明州衛指揮史。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寧波，是明中國東海門戶。拿今天話來說，林賢身份相當於中國東海艦隊司令。
明朝對林賢案的官方描述，是一個很詭異的“諜戰”故事——
這位林指揮史是個好大喜功的人。早在進京述職時，胡惟庸就吃定了他，準備將他發展爲自己死黨。如何利用這個好大喜功的傢伙爲自己所用？有一次，胡惟庸給林賢設了個套，告訴他有一對日本商貢船要經過他的防地，讓當做倭寇船打擊，出動官船去火燒一氣，然後，向朝廷報告“抗倭大捷”。結果，一心想邀功求賞的林賢如是這般做了，不料胡惟庸背後捅刀子，向朱元璋揭發這起“火燒戰船”的遊戲，結果林賢遭到重罰。處罰的方式比較詭異——撤了職，沒有移交司法機關處理，而是發配日本。而更詭異的是，過了三年，胡惟庸派人去日本，暗自將林指揮召回，威脅加利誘，使林賢別無選擇，成了胡黨一員。胡惟庸與林賢共商大計，主要思路是借兵日本，裏應外合，陰謀顛覆洪武政權。於是，林賢領命，回到日本開始準備。
隨後，這起諜戰劇除了胡惟庸和林賢外，出現第三個關鍵人物，那就是日本高僧如瑤藏主，這個人明爲高僧，實際上是高級刺客。朱元璋發現的，那個往來胡家大院的人，就是如瑤藏主使者。
在巨大的物質利誘下，這個如瑤藏主與林賢一拍即合。殺手嘛，出個好價錢就幹。兩人籌劃配合胡惟庸變天的一條毒計：帶四百日本武士，扮成僧人模樣朝貢大明，向朱元璋進獻巨燭，也就是大蜡燭，裏邊藏着兵器暗器，伺機暗殺朱元璋。我們知道，日本武士搞暗殺可謂天下第一，他們一不怕死，二擁有對主人的絕對忠誠。如果這夥人真靠近朱元璋，洪武大帝還真兇多吉少。
但是誰知人算不如天算，沒等胡惟庸和日本人動手，朱元璋先下手了。
胡惟庸的馬仔、御史中丞塗節反水，告發胡惟庸有謀反計劃。隨後，有個叫雲奇的內史火線告御狀，發現胡惟庸醞釀的一起“重大政變”，史稱“雲奇告變”。說他在經過胡惟庸家門口時，發現牆道里藏着士兵，宅院旌旗招展，刀槍林立，這是意圖兵變跡象。朱元璋聞訊迅速採取行動，抓捕胡惟庸及其黨羽。胡惟庸頃刻倒臺。
朱元璋拿下胡惟庸後，宣佈立案偵查。隨後，他用了大量時間，來對付日本人的刺殺行動。而不知道日本人那邊，是情報工作不利，還是明朝對日本封鎖了消息，總之胡惟庸出事後，林賢夥同日本如瑤藏主帶四百武士，還是按既定方針辦，如約入境了。早已識破此計的朱元璋，將計就計，設個反埋伏，來個請君入甕，將他們一網打盡。這個假朝貢真行刺最後沒有成功。四百日本精兵全被朱元璋發配到雲南邊疆，當邊民去了。
這起暗殺事件自始至終沒有胡惟庸身影，但卻成爲胡惟庸裏通外國的鐵證。破獲此案的朱元璋很興奮，將林賢案視爲胡黨案重大突破，排在胡黨案第九系列。列入親自牽頭編寫的“反面教材”《大誥三編》，但細心的人們發現，此案有很多可疑之處，我歸納爲三大疑點：其一，當時日本並非明朝藩屬國，何以成爲接受明朝官員流放地？其二，明初日本內戰不絕，自己國家尚未統一，有何實力去顛覆他國？其三，時間對不上號。明史記載，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事發，洪武十九年，“林賢獄成”，而日本史料記載，洪武十六年，如瑤藏主入貢大明。也就是說，這三件事，每個相隔三年，那三個人，誰也不挨誰。不能排除，朱元璋在定胡惟庸通倭奇罪時，發揮了豐富想象力，愣是把三個故事整合成了一個故事。
那麼，朱元璋爲什麼要這麼幹呢？非要把胡惟庸和日本人連在一起呢？
我試着挖掘了一下這段歷史， 從一段洪武大帝的抗日神劇中找到了答案。
縱覽中國歷史，凡是建立中原王朝皇帝，登基後經常面臨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總有外敵與中原王朝並存。這些外敵大多從陸地而來——大多爲與中原接壤的草原遊牧部落。作爲大明開國皇帝的朱元璋，也遇到了同樣問題，但情況有些不同——一部分外敵從海上而來。其中，來自日本的“倭寇”騷擾最早最頻繁。
這些日本倭寇，戰鬥力極強，憑着十幾條船隻，在中國東南沿海如入無人之境。必須指出的是，元末明初時的所謂“倭寇”，與後來大舉進攻中國的“日寇”不同，不是政府正規軍，而是日本政府也管不了的浪人海匪。就像21世紀的索馬里海盜，索馬里政府也奈他不得。
那麼，這些倭寇在中國沿海乾了什麼？爲什麼戰鬥力那麼強？官兵打不過他們？明朝著名白話小說三言二拍中，有一篇《楊八老越國奇逢》，道出了實情：
這幫倭寇，爲首的是日本浪人，而還有一部分從衆，竟然是中國人。這是怎麼回事？原來這些日本浪人武士，到中國沿海，主要幹兩件事，一是搶東西，二是還搶人。對搶來的中國人，他們分三種處理方式，老弱病殘，一概殺死，年輕婦女，姦淫擄掠；強壯青年，脅迫入夥。每抓到一箇中國青壯年，就不由分說，剃頭抹油，打扮成和他們一樣模樣。每遇戰事，就讓這幫假鬼子打頭陣。而中國官府有這樣規定，官軍只要砍掉一顆倭寇人頭，就可以拎着領賞。所以平常這幫官兵，看着百姓光頭，爲邀功請賞都沒準砍下來；何況在戰場，哪管你是日軍僞軍。所以那些被剃了頭的中國壯丁，知道沒好，一旦到了戰場，就乾脆一往無前，非常賣命，敢死隊一樣。而那些真倭寇，就像後來日軍一樣，只等僞軍打頭陣，隨後殺出。如此，就令官軍難以招架，所以屢戰屢敗。
倭寇之亂從元鬧到明，在大明初期愈加厲害。礙於日本海盜越鬧越兇，明太祖朱元璋登大寶之初，就馬上做了一件事，派使臣向日本下國書。主要向日本表達兩層意思：一希望他們來朝拜新中華之主。二是責令他們配合大明圍剿擾明倭寇。
但是，使臣到達日本後，令朱元璋驚呆的事發生了。
日本不僅沒來朝貢，而且還砍了使者的腦袋。這是怎麼回事呢？
史料顯示，日本時值南北朝時期，南強北弱，南朝的實際統治者叫懷良親王，所謂親王，不是皇帝的兒子就是皇帝的兄弟，是僅次於皇帝一等王爵。據說這位懷良親王是後醍醐天皇之子，作風強硬，他斬殺大明使者，明擺着是向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示強。
那麼，小小日本，爲何敢對大明示強？想當年，漢唐時代中國使者去日本，日本王室都是高接遠迎，爲何此時對明朝翻臉？懷良殺明朝使者底氣從何而來？
日本王室對中國的態度轉變，說起來，與兩場歷史鉅變有關。
其一，兩宋滅亡；其二，日本抗元。兩宋滅亡前，中國是日本的榜樣。日本對漢唐文明頂禮膜拜，對宋文化也是崇拜有加，蒙古滅宋，開啓了少數民族統治全中國先河。宋亡後，華夏的正統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破滅。不少日本史學家將宋朝滅亡視爲古典意義中國的結束，即所謂“崖山之後，已無華夏”。對於那時中國，日本人的心情是複雜的，既有榜樣破滅的遺憾，另外還有此消彼長的心理變化。忽必烈滅宋後，驅戰船直取日本。藉助“神風”——其實也就是颱風，日本兩次打敗蒙元遠征軍。通過抗元，日本信心和野心大漲——蒙古滅宋，卻不能滅日。中國不過如此，我們有朝一日也可以征服他。雖然百年之後，朱元璋率漢人復國成功，但繼起的明王朝在野心暴漲的日本人眼裏，已經失去了正統地位，他們不拜元，也不拜明。
所以，懷良纔敢於斬殺大明使者，他一不認大明爲中華正統，二是通過朱元璋示強樹立國內權威，他料定明軍不敢來打日本，忽必烈辦不到的事，朱元璋也未必能辦得到。果然，朱元璋沒有讓懷良感到失算和後悔。
很多愛好歷史的觀衆都知道，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對日本恨之入骨的皇帝之一。朱元璋爲什麼恨日本？上邊這個故事已經交代清楚了，倭寇騷擾，使者被殺，日本朝野都不買他的賬。但是，朱元璋終其一生，卻沒有跟日本開一仗。即便使臣被殺，也沒有對日本興師問罪，這又是爲什麼？
這可以從後來朱元璋留給子孫的鐵券丹書中尋找答案。
朱元璋臨終前，曾留給後代子孫一本鐵券丹書，明確將十五個國家列爲“不徵之國”。其中，日本赫然在列。其餘十四個國家都是誰呢？
“朝鮮、大小琉球、安南、占城、真臘、暹（xian）羅、蘇門答臘、瓜哇、湓亨、白花、三佛齊、渤尼、西洋頊(xu)理”。這十五個國家都是什麼“成分”？可以今日名稱比照。“琉球”就是現在的日本沖繩，“安南”就是越南，“真臘”就是柬埔寨，“暹（xian）羅”就是泰國，“渤尼”就是文萊，“蘇門答臘”“瓜哇”屬今日印尼，“西洋頊(xu)理”有說印度，“占城、三佛齊、白花、湓亨”這些古國已經沒有了，成爲中南半島、菲律賓羣島、馬來羣島和印尼羣島一部分。
由此，可一現端倪。這十五個國家有個共同特點，均與海相鄰——不是島國，就是半島國，均可稱得上是海洋國。這說明什麼呢？
說明朱元璋是個“中國式皇帝”，沒有“走向深藍”之志。對於海戰，他既無慾望，也無信心。他給子孫留下的，其實就是“不打海洋國”的鐵誓盟約。中國天子只要管好中國事、統治好中國百姓就行了，對夷狄之國，尤其是隔海島國，力避“勞師遠征”。大明戰船，是向世界炫耀財寶的，不是炫耀武力的。
今天我們可以說，朱元璋奉行的和平外交初衷是好的，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不是你不打人家人家就不打你。明初時的日本王室，根本不接受朱元璋釋放的善意。他們不僅不朝貢、殺大明使臣，甚至縱容倭寇，對大明沿海主動發起更猛烈的衝擊。打又打不得，不打又不消停。怎麼辦？洪武皇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個“抗日絕招”——令人做了一把仿日摺扇，命名爲“倭扇”，在扇面上，他提寫了一首蕩氣迴腸的“反日詩”，名喚《倭扇行》：
滄溟之中有奇甸，人風俗禮奇尚扇，
卷舒非矩亦非規，列陣健兒首投獻。
國王無道民爲賊，擾害生靈神鬼怨，
觀天坐井亦何知，斷髮斑衣以爲便。
浮辭嘗雲弁服多，捕賊觀來王無辯。
王無辯，折褲籠鬆誠難驗。
君臣跣足語蛙鳴，肆志跳梁於天憲，
今知一揮掌握中，異日倭奴必此變。
這首蕩氣迴腸的“反日詩”可以在《明太祖集》中查到，是朱元璋的得意大作。你別看朱元璋文盲出身，但經過自學，還成了一個挺不錯的詩人。在這首詩中，朱元璋明確將日本定性爲“國王無道民爲賊”小丑國，發出對日本挑戰大明的鄙視，同時，他也料到日本日後一定會成爲中國一大外患。但卻沒有爲本國、爲子孫拿出具體的對應之策，只是表示要把日本像摺扇一樣，“一揮掌握中”。
如此這般，把倭扇帶在身上天天握在手上，就等於天天“把玩日本”，日日“抗倭大捷”了吧。朱元璋此舉，真是夠絕，達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新境界，不廢一刀一槍、一兵一卒，就取得了抗日勝利——至少是精神及意念上的完勝。
故事講到這裏，觀衆就不難理解朱元璋製造胡惟庸通倭罪的初衷了。所謂通倭罪，實乃一石二鳥之計。朱元璋一看日本煩得慌，二看胡惟庸不解氣，所以借題發揮，羅織了“如瑤藏主、林賢、胡惟庸”這個“通倭”的“證據鏈”。胡惟庸被雲奇告發時，據稱宅院裏旌旗招展。而區區一宅之地，能有多少兵力？可能朱元璋覺得這樣定個兵變也不好意思，所以在追加通倭罪時，特意給胡惟庸加上了“四百日本精兵”，從而將本國奸相和敵國賊寇一勺燴，取得了英明皇帝及其民族精神的“偉大勝利”。
當然，我的這個推斷，也屬於一家之言，我姑妄說之，大家姑妄言聽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