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韓論，顧名思義是是征服朝鮮，這是當時日本提出的針對朝鮮的一種對外擴張的政治主張。
簡介
1868年剛剛經過明治維新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日本政府內部，發生了一場有名的關於對朝鮮政策的爭論。以急進派軍人板垣退助、江藤新平、西鄉隆盛等人爲首的軍國主義分子或主張立即出兵侵略朝鮮。或先禮後兵，向朝鮮派駐大使，如朝鮮無禮則舉兵席捲朝鮮全國。此議遭到主張先整頓內政、暫緩對外興兵的緩進派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對和壓制。
背景
在日本國內，豐臣秀吉兩次侵朝的失敗一直被作爲“民族的恥辱”，日本武士階層時刻以“徵韓”、“復仇”爲己任。
1857年，美國人佩裏率艦隊打開了日本的門戶。此後，日本國內一批革新勢力開始致力於推翻幕府統治，在日本建立新秩序，使日本富強。維新先驅吉田鬆蔭曾這樣勾畫成爲強國後日本的國際戰略：“現在要加緊軍備，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可開拓蝦夷，封立諸侯……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一如古時強盛之時。北則割據中國東北的領土，南則掠取中國臺灣及菲律賓羣島。”
明治政權建立之初，在幾項內外政策上發生失誤，國內暴動不斷。同時，由於日本國內資源匱乏、市場狹小、社會購買力有限等諸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使得日本經濟的發展受到制約。因此，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日本政府大力整備軍備，準備對外侵略擴張。希望借發動對朝鮮的戰爭轉嫁國內危機。
歷史誘因
對馬島危機是徵韓論提出的歷史誘因。
對馬島是東亞海上的要衝，位於朝鮮半島和日本之間，扼朝鮮海峽門戶，倍受歐洲列強的注目，特別是沙俄。克里米亞戰爭後，俄國在東北亞的擴張活動更引起了英國警惕。因此，英國對日本的對馬島產生了興趣。1859年12月，英國軍艦“阿克特恩”號闖入對馬海岸測量水情，英國駐日本箱館領事霍奇森建議英國海軍在對馬島建軍事基地。沙俄得知此消息後，於1861年3月13日，派軍艦“波薩得尼克”號，開入對馬島的芋崎浦，俄艦艦長彼裏列夫更以修理軍艦爲藉口，要求允許其在此停泊。不久，俄艦又駛進日本內海古裏浦，並不顧對馬藩吏的制止，強行測量水情，伐木建造營房、糧庫、醫院，實際上已將該地佔領。同年5月，彼裏列夫一面向對馬藩廳大肆渲染英國對於對馬的野心，一面要求租界土地和謁見藩主。對馬藩當局急忙報告幕府，日本幕府立即派外交長官小慄前往交涉，要求該艦撤走。然而，俄艦拒絕撤出對馬。幕府求援於英國艦隊。英國政府認爲對馬島被俄國佔領不能容忍，要求“波薩得尼克”號撤走。1861年8月，英國駐日公使阿禮國公開表示：英國政府對俄國軍艦開進對馬不能袖手旁觀。隨後，英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霍普海軍中將率兩艘軍艦駛入對馬。迫於英國的軍事壓力和國際輿論及對馬島民的英勇奮鬥，9月2日，俄艦被迫撤出對馬。對馬危機使日本充分認識到了對馬海峽和朝鮮半島在近代東北亞國際事務中的戰略地位，隨着日本幕府對朝鮮事務的重視，一部分人便開始策劃“徵韓論”。從而導致了日本政府“徵韓論”的出籠。
主要觀點
吉田松陰
早在幕府末期，長州藩士吉田松陰就主張以講“信義”的名義屈從歐美，同時侵略朝鮮半島和中國。1855年與美俄簽訂友好條約後，他說：“我與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斷然背約，以失信與夷狄。必須嚴定章程敦厚信義，在此期間蓄養國力，割據易取的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的土地作爲補償。”
木戶孝允
明治政府最早提出“徵韓論”的是木戶孝允。1868年12月，他向輔相巖倉具視提出侵略朝鮮半島的建議，把朝鮮看作“保全皇國的基礎，將來侵略進攻之基本”，而“往朝鮮派遣使節，問彼之無禮。彼若不服時，宣佈罪狀，攻擊其國土”，並和軍務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等研究了具體的行動計劃。次年，明治政府遣使攜帶國書往朝鮮，被以國書“不合體例”爲由拒絕。這次出使，名義上要與朝鮮打開國交，實際是爲侵略朝鮮半島製造藉口。木戶、巖倉等人到1871年出國訪問爲止，一直在討論和擬定侵略朝鮮半島的計劃。
日本企圖侵略朝鮮半島，是爲了轉移國內人民的不滿情緒，更是爲與列強爭奪東亞、進一步侵略中國製造跳板。
宗義達
1868年4月，對馬藩主宗義達向政府建議：朝鮮正與外國滋生糾紛，日本切不可失“先發制人”之良機，如能確立“思威並行之規模，統御之術得其法”，則朝鮮“數歲之後將如日本外府”。至於日朝交涉時，如朝鮮仍然“抱守向來偏固之風習及鄙陋之舊規”，辜負“皇國厚愛眷顧之厚意”，甚至“萬一有非禮倨傲之惰況”發生，政府當可斷然採取“赫然膺懲”的行動，以免危及“將來之功業”。
徵韓論圖
發展
1869年12月4日，日本政府採納木戶孝允建議，派遣“徵韓”派佐田白茅等三人到朝鮮，並下達了調查任務，如，朝鮮與清廷關係、內政是否紊亂、有無適宜軍港、軍備情況，其軍事意圖昭然若揭。1870年佐田白茅等三人向政府報告朝鮮情況。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採納了，外務省綜合三使者報告，向其提出的方案，派外務大丞柳原前光、少丞花房義質出使中國談判建交與通商事宜，另派外務少丞吉田弘毅等三人赴朝刺探國情，並再次遞交遭拒之國書。然對朝外交難有明顯進展。因此，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決定改弦更張，於1872年8月把駐朝鮮釜山的草樑倭館轉歸外務省直接管理。到了1873年，圍繞者立刻發動徵韓還是等待時機這一問題，政府內部分爲兩派：一派是巖倉具視、大久保禮通、木戶孝允，另一派是西鄉隆盛、板垣退助、副島種臣。兩派的爭執以一場大政變(西南政變)的發生，西鄉隆盛等徵韓派退出政府而告終。
“徵韓論”之爭,並不能歸結徵韓派與反徵韓派之爭。恰恰相反,雙方所爭的不是徵韓與不徵韓的大原則問題，而是對徵韓的時機把握的策略問題。所以，所謂“徵韓論”之爭,只不過是“徵韓論”者內部的急徵派與緩徵派之爭而已。事實上，“徵韓論”之爭雖然暫時告一段落，但明治政府對外侵略擴張的既定方針並未改變。
影響
明治維新後興起的“徵韓論”無疑對日本的政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維新元勳西鄉隆盛因此造反，釀成西南之亂。伊藤博文被刺殺，都與此有關。
韓國這時又處於風雨飄搖的時候了，又迎來日本，大院君與兒媳閔妃間矛盾激化，1882年，大院君將閔妃黨羽逮捕，日本軍隊做亂，幸好時任大清國駐韓交涉通商大臣的袁世凱手中有兵權，將日本軍殺退，救出了大院君。到了明治43年，韓國終於被日本吞滅，改爲朝鮮，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