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是北宋中期政治家，作爲北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章惇一生的政治作爲對北宋政治造成深遠影響。那麼，章惇是奸臣還是中興名臣?爲何被宋史納入奸臣傳?
一個人在他當時所處的時期，時好時壞，有哪些功績又有那些過錯，並不是他一人說了算的。特別是在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就連一代女皇武則天，在去世之後，也只留下一座無字碑，是非功過任由後人評說。作爲後人的我們，對於前人的評價也不能一言以斷之，需要從正反兩個方面討論。畢竟人無完人，就算再優秀而聖賢的人，都會有一些小瑕疵。我們只能說判斷此人，功績是否大過於過錯，對當時的社會作出的貢獻是否更大。
章惇是宋朝歷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是對宋朝局勢影響很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對於這個人物的評論，歷來都有兩種說法。奸臣還是良相，雙方各執一詞。在宋史中，章惇被明確定義在奸臣一列，位列奸臣傳之中。史載：當宋神宗崩後，王安石去世，宋哲宗元祐間，宣仁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任相，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王安石變法受挫之時，章惇當時爲樞密院使，爲了維護變法成果，他強項敢爭，明目張膽，肆爲辨說。他針對司馬光反對免役法奏疏：“凡疏略未盡者，枚舉而駁奏之。”他直斥司馬光爲“村夫子，無能爲”。直至被賦閒居家。在《宋史·章惇》傳中，把章惇爲大宋江山立下的赫赫武功也當做一大罪狀，謂之“肆開邊隙”。
然而，當時北宋邊境危機四伏，北方與西部遼、夏虎視耽耽，南方交趾經常寇邊爲患。四川、荊湖一帶少數民族也割地自據。在“和戎”政策上，以韓琦爲代表的保守派主張，馳武備、釋寇疑;以王安石爲首的變法派則主張，修武備、振武功。王安石執政八年，收復河湟，幅員二千餘里;平定荊湖“諸蠻”、四川“諸夷”，擊敗交趾的入侵，基本上安定了當時的邊境。而繼承了王安石改革精神的章惇在經制荊湖蠻事三年多的時間裏，招降“梅山洞蠻”、“五溪蠻”，擊平“江南蠻”，並遣別將熊本招降“四川諸夷”，收復版圖四五十州。
元祐時期，司馬光當政，“諸蠻”、“諸夷”復叛，對西夏也採取屈辱求和的政策。1086年西夏對北宋提出領土要求，“遣使求蘭州、米脂等五寨。”而司馬光、文彥博則主張與其讓西夏武力取擊，不如自動放棄“此無用之地”，且欲“並棄熙河”。變法派安濤固爭之說：“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邪?”前通判河州孫路《挾輿地圖》指出棄地的危害，司馬光才放棄這個主張。至元祐五年二月保守派屈於西夏的武力威脅，結果還是將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寨割給西夏。
元祐八年，宋哲宗親政，章惇被啓用爲相。紹聖二年，西夏多次犯邊，章惇中止宋朝與西夏邊界問題進行談判的一切行動，用淺攻撓耕之說，斷絕每年給西夏的歲賜，進築汝遮等城，命宋軍進攻討伐，陝西諸道五十多個地方開戰。宋軍進攻西夏，除硬探斬獲首級更不計數外，斬首一萬六千以上。
紹聖三年，夏崇宗李乾順率五十萬人親征金明寨，殺死宋軍兩千餘人，不久，宋朝置五十餘寨。多次擊敗進犯的夏軍。在章惇的指揮下，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章楶率軍進攻西夏，收復洪州、宥州、會州、鹽州、蘭州、橫山等地。宋夏投入數十萬人的兵力交戰，宋軍取得了綏德、麟州等戰役的勝利，斬首數萬人，俘虜三萬餘人。此後宋夏雙方多次展開大規模的攻防戰，互有勝負。
元符元年，宋軍多次出擊，斬殺了數萬夏軍，夏軍四十萬人進攻平夏城，章楶率軍救援，擊敗防守的夏軍，斬首兩萬餘人，夏軍開始撤退，章楶指揮宋軍包抄反擊，大破夏軍，西夏損失慘重。不再能夠大規模作戰。之後宋軍又在天都山之戰中取得勝利，夏主震駭。以後，宋軍進取南牟會、收復葭蘆寨，宋朝在南牟會置西安州、葭蘆寨置晉寧軍。宋夏以沙漠爲界，秦州成爲內地，幅員一千餘里，首尾相連。從此西夏喪失了戰略主動權，經章楶反擊之後，西夏國兵屢敗，將士苦於戰禍，紛紛投降宋朝。
正當宋朝大舉集結兵力準備一舉攻滅西夏時，西夏接連上表請求遼朝出兵，遼朝派蕭德崇到開封勸和，提出讓宋朝將攻佔西夏的領土歸還西夏，同時徵集大軍駐紮宋遼邊境，作出大舉南下之勢。章惇拒絕了遼朝的要求並無視遼朝的勸和，最後宋朝經過謹慎討論後，爲避免進入三方作戰的境地，充分展開了軍事及外交雙重手段對遼朝以及西夏施加壓力。
宋夏和談，西夏向宋稱臣，全部依慶曆和議誓詔施行。西夏不斷徵集全國男性，多次傾全國之兵與宋朝展開大規模會戰，戰死和投降的人不計其數，元氣大傷，逐漸走向衰落。然而，《宋史》對章惇的這些武功，責之以“肆開邊隙”，而對司馬光等保守派屈辱求和，棄地千里卻不予理論，可見其中遠近褒貶。
最後，關於章惇在宋哲宗死後討論皇位繼承人問題上，再一次表現章惇的孰忠孰奸。史載他曾當着神宗皇后向太后的面，厲聲反對向太后立端王趙佶，說“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圓滑的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結果向太后決策立端王，即有名的亡國之君宋徽宗。章惇因抗爭趙佶繼位而再度下野，一貶再貶，最後死於貶所睦州。而其死後不久，北宋在徽宗玩物喪志中迎來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悲慘的“靖康之恥”。
對此，240多年之後，元朝一代名相脫脫在組織修撰《宋史》時，亦不勝感慨：假如當初章惇的意見被宋廷採納，北宋也許是另一種結局。因爲“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慾而敗度，鮮有不亡者，徽宗甚焉”。
宋史一篇《章惇傳》，自此定格兩宋第一大奸臣。而重讀於宋史，反覆校之於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和其他相關史料，再廣泛考之於歷史和現實，實認爲章惇被列入兩宋之第一大奸臣，可謂千古冤案。《宋史》等史書之所以將章惇、呂惠卿、蔡確等變法派中堅分子都列入“奸臣傳”有兩個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這是繼承了北宋衣鉢的南宋朝廷“政治正確”的需要。以宋高宗趙構爲首的新的統治階層既然不能將亡國的原因加於其父輩的玩物喪志和荒淫無能上，便必須爲亡國受辱尋找“替罪羊”。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宋高宗爲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奸相蔡京上溯至改革派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爲基調，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爲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爲中國皇權時代官方定論。
第二，這是程朱理學成爲宋以後中國主流思想的結果。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斥責荊公新學爲異端邪說“於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於形名度數”，再一方面把新學作爲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予以無情打擊。由於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爲一尊的統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爲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
程朱理學的創始人二程是和王安石、章惇同時代的人。理學家根據“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原理，反對變革。程顥上疏宋神宗說，變法即使成功，“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動搖，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也。”南宋的朱熹也極言詆譭王安石變法，其《讀兩陳諫議遺墨跋》說王安石：“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之志，而反爲一世禍敗之原。”
《宋史·王安石傳》末了引朱熹對王安石的評價說：“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奸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
《宋史》編者並認爲：“此天下之公言也。”古代治史者都以程朱觀點作爲指南，貶誰褒誰可想而知。王安石倖免定爲“奸臣”，是朱熹肯定了他“文章節行”、“道德經濟”高人一等之故。而章惇雖然後期爲相，但因爲其一向恃才傲物，打擊排斥異己較之王安石更加嚴酷，且其本身確有一些“小節”被抓住了把柄，因此才遭受到當世和後世諸多“保守派”的羣起而攻之，也最終和呂惠卿、曾布等人被列入“奸臣傳”裏，替王安石接受歷史的審判。
然而，今人評判歷史，既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客觀現實，又要超越於歷史認識的主觀侷限性。縱觀北宋末年之史，章惇的歷史功績和傑出貢獻是不容抹殺的。而章惇在爲相後雖然採取了打擊守舊派的嚴酷手段，也只是爲了推行改革不得已而爲之的政治手法，還談不上卑劣。章惇應該算是北宋後期最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改革家。
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爲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尤其是其運用軍事手段，爲宋朝開拓疆域，穩定邊防，是一個勇於事功、敢於擔當的能吏名臣，而且其最了不起的是其已然看到中央皇權帝制之下繼承人的品德才乾的至關重要性——也許，這正是以趙構爲首的南宋朝廷極力污衊他的重要原因：畢竟，他看穿了他們的伎倆，識破了他們的把戲，並敢於藐視他們的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