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晉之後，魏國成爲戰國首個崛起的大國。魏國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天時而言，當時的秦國還在沉睡，齊國國君大權旁落，楚國內亂不止，魏國四周無強敵。就地理優勢而言，魏國橫跨黃河南北，主要領地包括今日之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陝西的部分地區，都是當時經濟文化最發達的中原區域。但最重要的還是“人和”因素，魏文侯、魏武侯父子兩代國君，在開國之後數十年，積極有爲，勵精圖治，講信修睦，使魏國成爲強盛一時的大國。
不拘一格識人、用人，調節好各方面的利益關係
先說外部的“人和”。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於三晉結盟，營造和平的環境。韓國曾前來借師伐趙，趙國也曾想借師伐韓，魏文侯採取和事佬的態度。“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開始韓趙都不滿於魏國。後來，知道魏文侯是希望兩家和平友好，“皆朝於魏”。魏國促成了三晉的結盟，自己因此成爲盟主，“諸侯莫能與之爭”。在內部的“人和”上，首先是通過改革，化解矛盾;同時注意識人、用人，儒法並用，不拘一格，調節好各方面的利益關係。
戰國的改革自三晉始。三晉之中，魏文侯首用李克(一般認爲李克即李悝)變法。李克(公元前455-前395)變法的宗旨是爲了富國強兵，所謂“盡地力之教”就是國家鼓勵墾田、激勵農耕。他頒佈的《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即要有效保障百姓的生命權和財產權。《法經》曾被商鞅帶到秦國，是商鞅變法的指導思想。《晉書·刑法志》說：“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克)，悝(克)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又說，“商君受之以相秦。”李克出自儒家，又是法家的鼻祖。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的《序》中說，法家固然起源自儒家(“法原於儒”)。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儒家思想只要務實，用之於治國實踐，就不能沒有法制手段。漢代以後號稱崇儒的政治家(唐太宗)、政論家(賈誼)莫不如此。而其源頭則出自魏文侯的老師李克。
魏文侯治國用了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才
《史記》和《資治通鑑》都津津樂道李克的一則軼事。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請教國相人選：“先生總是告訴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魏成與翟璜這兩位大臣，先生看哪一位更合適擔任國相?”李克沒有說具體人選，只談了談自己對識人的看法：“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也就是說，要細緻地觀察他的行爲：居常看他親近誰，富貴看他結交誰，顯赫看他保薦誰，困頓時看他何事不爲，貧窮時看他何利不取!李克說，憑這五條您就足以確定國相人選了，何必徵求我的意見!魏文侯大喜，說先生回去吧，我知道選任誰做國相了。李克的這一套識人術在春秋戰國時代不乏類似表述，後代也流衍甚廣。其核心思想一是行勝於言，二是人以羣分。
剛出門，李克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眯眯地問，聽說今天國君就選相一事徵求您的意見，結果是誰啊?李克說，我猜測國君會選擇魏成。翟璜唰地變了臉，憤憤不平地說：我哪一點比不上魏成?魏成、翟璜的差別在哪呢?魏成把自己的絕大部分俸祿都用來蒐羅人才，向國君推薦了卜子夏、段幹木、田子方。這三個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門高手。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在孔子最優秀的學生中，他以“文學”見長。有人甚至認爲《論語》的編纂就出自子夏及其門人之手。子夏在魏國講學授業，創立了一個“西河學派”，其中不乏經世英才。李克崇尚法治，兼習儒術，大概就受到子夏等人的影響。漢武帝之前，儒家思想不曾被統治者真正奉行過。有之，則從魏文侯始。魏文侯師從子夏學習經藝，向隱居不仕的段幹木請教治國之道，聘著名儒商子貢(即孔子愛徒端木賜)的入室弟子田子方爲客卿，引起當時諸侯震動，“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史記·魏世家》記載說，秦人曾欲伐魏，有人提醒：“魏君禮敬賢人，仁愛國人，上下和合，未可圖也。”
當然，翟璜也向國君推薦了許多優秀幹才。比如，西河郡守名將吳起，治理鄴地的能臣西門豹，攻打下中山國的大將樂羊，乃至太子的師傅屈侯鮒等。這些人都是傑出的文臣武將，各有所長。於是，我們就發現，魏文侯治國用了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才。卜子夏、段木幹、田子方有道德上的優勢，儒家自律比較嚴，同時還有戰略上的開闊視野，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是帝王之師，“坐而論道者也”。而吳起、西門豹在不同崗位上各司其責，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據李克的說法，魏成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爲師;你翟璜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爲臣。你識人的眼界，還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認同了李克的說法，爲先前的失態向李克道歉。“國君不僅需要各行各業的幹才，更需要能夠幫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導者”
治國理政，需要各種人才。“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智有短長”(《人物誌》)。李克認爲國君不僅需要各行各業的幹才，更需要能夠幫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導者。下面這兩則故事可以說明這一點。一次，魏文侯與田子方在一起吃飯，欣賞音樂。魏文侯說：鐘聲不和諧，左邊的聲音好像略高。田子方只是笑笑，沒有吱聲。魏文侯迷惑地問：你笑什麼?難道不是這樣嗎?田子方說：“臣聽說，爲君者致力於辨官，不着意辨音。如今主公着意辨音，臣擔心會忽略對官員的識辨。”田子方的意思是說，爲君之道，無非用人任事，國君關注的重點當在用人當否，不宜對臣下的具體工作，作即興式品頭論足。田子方不愧是儒商子貢的高足，深諳領導藝術。
還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擊(約前432-前370)路遇田子方，下車伏謁施禮。田子方並沒有還禮。魏擊很不高興，衝着田子方大聲嚷道：“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意思是說，是富貴者可以高傲，還是貧賤者可以高傲呢?田子方平靜地迴應道，當然是貧賤者可以，富貴者不能。諸侯傲慢失其國，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國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獲得就沒有那麼容易了。我貧賤之人，言不聽，計不從，拔腿就走，到哪裏去不是貧賤呢!魏擊，即後來的魏武侯，猶如被當頭棒喝，趕緊向田子方謝罪。
田子方教導太子的道理也發人深省。有擔當、有事業、對未來有期待的領袖人物，應該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馬光《稽古錄》卷十六《歷年圖序》，相當於《資治通鑑》的大綱。他在文中論及五種不同的人君：創業之君、守成之君、陵夷(出現危機謂之陵夷)之君、中興之君、亂亡之君。這些人君的差別不全是因爲纔能有高下，更取決於其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異。司馬光認爲，同樣是中等才能，能夠自我約束，即可守住家業不墜，是爲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會出現衰敗的危機，是爲陵夷之君。領導首先要學會管理自己，說話，處事，爲人，要比一般人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臺上，管理更宏大的事業。魏文侯治國理政，不僅有成就，而且有經驗。這些經驗構成了中國古代明君治國的微型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