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歷史是中國一個極爲重要的時期,統一了中國卻是一個短命王朝。很多人都不瞭解，接下來跟着本站小編一起欣賞。
從後世角度來看，秦始皇一統天下和此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確稱得上功在千秋，這也是近現代秦始皇風評逐漸好轉的原因之一。然而，對於當時的秦朝百姓而言，顯然並非如此，尤其是嚴苛的秦法和繁重的勞役，搞的百姓怨聲載道，再加上秦二世的胡作非爲，以及士子階層的推波助瀾，自然就留下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印象。
六國百姓對秦法本就牴觸，秦二世在位期間秦法更爲嚴厲
從現代出土的雲夢秦簡來看，《秦律》雖談不上殘暴，但絕對算的上嚴苛，其內容包含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對百姓的衣食住行限制極爲嚴格，這套律法秦國百姓早已適應，可山東六國的百姓短期內又如何接受。再加上秦二世時期的強硬政策，自然導致了百姓們的反抗。
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便開始採用法家治國理念，而法家講究的就是一個“法、術、勢”，外在表現就是“法網嚴密、高效執行”，即以完整的律法來確保國家的運轉。與山東六國不同的是，秦國早年爲求生存發展，受西戎影響較大，文明程度相對較低，因此《秦律》得以在秦國迅速推行，並被廣泛接納。
正是由於《秦律》在秦國的成功，導致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將其迅速向全國推廣。秦國百姓能夠接受的秦法，卻並不代表六國百姓就能接受，對於秦國百姓習以爲常的事情，到了六國百姓眼裏，就演變成了官府對自己的壓榨和折磨。正是由於這種不適，六國百姓落實秦法的執行力，根本不能與秦國百姓相比，然而秦法又是極爲嚴厲的，一旦達不到朝廷的要求，按照秦律就必須予以嚴懲，百姓們豈能不怨聲載道。
要知道，由於沒有配套的官僚選拔機制，而當時的知識普及率又相對較低，秦始皇推行郡縣制本就面臨着官員不足的問題，各地官員的能力本就參差不齊，他們只懂得機械的執行律法，又豈會去考慮百姓們的感受。
尤其是秦二世時期，李斯爲自保而上了一道《上書對二世》，本意是建議對官員加強監督，確保臣子能夠竭盡全力履行職責，結果秦二世胡亥卻將此直接變成了“績效考覈制”，誰收的稅多，那麼誰就是好官;誰抓的犯人多，誰就是能吏。如此一來，各級官員爲了保住官位，便徹徹底底的變成了酷吏，結果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根據《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的記載，蒯通曾對范陽縣令說道，“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如此，民間怨氣不斷積累，而朝廷又毫不妥協持續高壓，結果可想而知。
大型工程太多，勞役太過頻繁，六國百姓怨聲載道
根據出土的雲夢秦簡來看，雖然秦朝的《徭律》和《戍律》相對較爲合理，但也架不住朝廷持續開展大型基建工程，在那個生產手段相對落後的年代，驪山大墓、長城、靈渠、秦直道、西南棧道等工程無一不需要大量勞力，結果搞的百姓怨聲載道。
彼時，百姓飽經數百年戰亂，急需要休養生息、恢復生產，秦國百姓早已適應了這種生活，對此或許並無怨言，但對於剛剛歸附的六國百姓來說，這顯然已經超出了他們的承受範圍，要知道，當時的百姓對於剛剛建立的秦朝，本就沒有多少認同感，如此頻繁的勞役，徹底將百姓們推向了朝廷的對立面。
從後世角度來看，或許秦朝的很多大型工程都功在千秋，可對於生活在當時的百姓來說，這無疑是場災難。對於百姓來說，他們可不管你的這些工程有什麼作用，他們更在乎的是自己的生活，你不讓他過好日子，他又豈能不對朝廷怨聲載道。
而在胡亥即位之後，秦國的大型工程非但沒有減少，勞役情況反而更爲嚴重，就連秦始皇時期都很少徵發的“閭左”之人(秦以二十五家爲一閭，貧者居住閭左，富者居於閭右，秦代指主要由僱農、佃農等構成的貧苦人民)，秦二世時都開始大量徵發。
同時，秦始皇對待役夫尚算善待，秦二世胡亥則絕對是殘暴無比，例如秦始皇驪山大墓修建完成之後，爲防止泄密，胡亥下令將參與建造的工匠全部封死於皇陵之中;又如其命令全國各地向咸陽供應糧草，卻不許押運人員不得動用所押運糧草，甚至不許食用咸陽周圍三百里以內的任何糧食。
縱觀整個秦朝，大型工程不僅沒有停歇，甚至同時開啓多個，這對當時的百姓，尤其是六國百姓造成了極大的負擔。而到了秦二世時，由於其在位期間的胡作非爲，甚至連關中百姓都不再支持秦國。
“焚詩書”事件造成的惡劣影響，漢朝時期朝廷的輿論導向
“焚書坑儒”可以說一直以來都是秦始皇身上的重大污點，事實上此事可分爲“焚詩書”和“坑儒生”兩部分，其中尤以“焚詩書”事件的影響最大，該事件幾乎將整個士子階層推到了朝廷的對立面，而這則是導致秦朝風評極差的一個重要原因。
“焚詩書”事件，說到底其實是秦始皇嘗試以懷柔手段實現文化統一失敗後，採取的激烈手段。周朝以來，由於天下長達數百年的分裂，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前，各地早已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例如“以法爲教，以吏爲師”的秦國法家文化、以儒家之禮爲核心的齊魯文化、粗獷豪邁的燕趙文化和浪漫奔放的楚文化。
各地文化不僅差異極大，不同文化之間更是具有極強的排外性，甚至由此衍生出了極強的地域歧視現象，例如楚人被視爲“蠻夷”，秦國被視爲“虎狼之國”。思想文化的分裂，自然是不利於國家統一的，因此實現思想文化層面的統一，便勢在必行。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也曾嘗試以懷柔手段融合各地文化，不僅允許諸子百家和列國士子涌入咸陽，而且對不同文化採取了接納包容的態度，例如黃老道家、陰陽家融合儒、法、道諸家的學說後提出的“五德始終說”，又如秦始皇“大咸陽宮”規劃體現出的“法天象地”的道家思想，再如秦始皇接納齊魯文化而進行的“泰山封禪”。在秦國用人以精通律法者爲主的情況下，秦始皇甚至設立了“博士”職位，以六國士子充任，准許其參政議政。
然而，秦始皇的一切努力最終付諸東流，例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意圖通過“泰山封禪”來獲得齊魯士子的認可，結果卻換來山東儒生的嘲笑。又如擔任“博士”的六國士子，他們不僅態度傲慢，在參議國政時一言不發，卻又在私底下對新政非議不斷。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齊人淳于越於廷宴之上重提“分封制”，這顯然觸怒了秦始皇的底線，最終引發了“焚詩書”事件。
雖說“焚詩書”事件事出有因，且對此後的思想文化融合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但對於當時的士子階層來說，此舉簡直就是在摧毀他們所奉行的學說，這自然引起了他們的憤怒。彼時讀書人畢竟較少，這些士子無疑掌握有極大的話語權，再加上漢朝之時的輿論趨勢，秦朝皇自然難免遭到非議，而這些都對後世評價秦朝產生了極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