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額豹房裏究竟住的什麼人?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明武宗的豹房於正德二年(1507年)開始建造,以後又不斷地添造房屋，據正德七年(1512年)十月戶部修建豹房工程的報告說:從開工到正德七年),工程5年的時候,費白銀24萬餘兩,添造房屋200間。這次所建的200多間房屋,名爲“豹房公廨”，雖然叫做豹房，其實就是豢養虎豹猛獸,以供觀賞取樂的地方。在這裏明武宗暫時擺脫了祖訓和朝臣的壓力，肆意玩樂。因爲皇帝主要居住在這裏，這裏也成爲了當時明帝國的權力中心。那到底豹房究竟都有些什麼人，讓明武宗樂不思蜀呢?
一、宦官
在“豹房公廨”中,明武宗一面是大明王朝的皇帝,一面又是豹房的權力主宰者，其下是一羣原來與之有夥伴關係的人，在這羣夥伴中，以宦官勢力爲大。諸宦官組成以劉瑾爲中心的“八虎”，在豹房中佔有很大權力地位,“八虎”以劉瑾爲代表，他掌司禮監印,由他審批奏章,後來又從中獨攬了批紅權,這就使司禮監成爲外廷內閣之外的另一箇中樞決策機構,它實際上藉助的是皇帝的決策權。
“八虎”中的張永掌握京軍團營,丘聚和谷大用掌控着東廠和西廠，而實際上他們掌握着的是臣民的生死大權。“八虎”集團從朝臣手中奪取到朱厚照的信任後,從批紅權、軍權、監察權到宮廷生活、皇帝起居諸事,大都歸這派宦官掌管，這個勢力後來雖因劉瑾被清除而暫時被削弱,但宦官專權這一基本情況,終正德朝始終沒有多大改變。
二、佞臣
劉瑾覆滅之後，豹房中權勢最大的人就是豹房日常事務的大管家錢寧，他是成化朝太監錢能的養子,劉瑾得勢後,錢寧被薦入豹房。他在豹房任大總管一職,豹房內所有戲樂的供應、佛事的舉行、女嬖的引進等等,絕大多數都是由錢寧來掌管,每天在豹房中與明武宗更是形影不離。錢寧依賴他在豹房的權勢,足以使其成爲當時朝廷最大的納賄人。太監或武將要想轉爲鎮守或總兵官,都要向錢寧行重賄，他的權威炙手可熱,滿朝文武官員大都要承其風旨,不敢有半點反駁。
有一件事足以表明錢寧的權勢之大，錦衣衛千戶王注與錢寧有姻親關係,平日依仗錢寧的勢力四處橫行霸道，王注平時與一位盲人歌手私人關係甚好,有一次盲人歌手的哥哥與人爭鬥,未佔便宜,就要求王注替他出這口氣,王注竟然把與盲人歌手哥哥爭鬥的人捕來,活活打死，死者家屬告到刑部衙門,刑部發票拘拿王注,將其聽候審理。但錢寧庇護王注,不準拘拿到案。
刑部尚書張子麟和當管郎中林文攢都知道王注的靠山是錢寧,所以就把這個案子擱置起來,但刑部員外郎劉秉鑑卻要秉公執法,執意要拘拿王注,錢寧當然不肯交出王注，劉秉鑑就根據當時百姓的指證,缺席審判了這件人命案。錢寧知道後,勃然大怒,說道:“王注是我的親戚,誰都知道,爲什麼刑部官員還敢這麼幹!這還要我發話嗎?”於是命令東廠揭發刑部官員盜用囚糧的事情,把該管主事鄭憊德等一批刑部官員下獄,並聲言:“刑部的主要官員都得過盜用囚糧分贓的好處,必須嚴厲追究”。
於是包括刑部在內的三法司官員都慌了手腳,說這件事被劉秉鑑做錯了,乞求錢寧的寬恕，錢寧堅持必須改變以前的審判,才肯罷休。刑部被迫服從了錢寧的意見,借重審此殺人案爲名,誣指被活活打死的那個人是病死的,王注不是兇手,而應予無罪釋放;死者家屬上告爲誣告,被投入獄中治罪，王注被放出來後,大模大樣地去拜訪三法司的官員,官員待其以上賓之禮。這件殺人案就被這樣是非顛倒過來,但錢寧也就消了氣,只把主事鄭憊德降職調出,算結束盜用囚糧一案。
錢寧身爲豹房大總管，其權力則是來源於豹房，歸根結底來源於明武宗。他利用這個權力，觸及明王朝的司法部門，並使司法官員聽從其個人意志，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明國家的司法權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屈從於豹房權力的,這就是豹房政治的一個特點。
三、豹房中的軍事大權
明武宗在豹房中，對國家的軍事權力還是牢牢控制的。這樣，就出現了“豹房公廨”中另外一個政治實力派邊軍將領。明代的邊軍專指明王朝在北方防禦蒙古的九邊鎮所屬邊防軍,這是由明太祖和明成祖父子相繼建立起來的軍事勁旅。就邊軍而言，其在武器裝備、兵員素質、軍事訓練、實戰經驗等方面都超過內地的衛所軍隊,甚至京軍的戰鬥另也不及邊軍。
從歷史的發展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要想長期的存在下去，而不發生地方割據或反叛,中央政權就必須保持一種控制地方的強制權力,尤其是在軍事方面，更是要有一支由中央直接管轄的強大軍隊作爲後盾。明代在京師的京軍三大營就是屬於這種據重馭邊的禁軍性質。但是，蒙古對邊境的不斷襲擾，使得明代對蒙古的防禦又是軍事的重點,所以要有強大的邊防軍才能保證邊境的安穩。
京軍與邊軍都是明軍的主力,但軍力強大的邊軍對於京軍來說又是一個潛在的對手,兩者存在着矛盾，所以從邊軍形成之日起,明朝皇帝就立下一條“祖制”:“京軍不能調外,邊軍不能調內”，目的就是爲防止“邊兵弱則夷狄爲患,畿(京)兵弱則邊兵爲患”，這條“祖制”的用意很明顯,就是既要有一支強大的邊軍來防禦蒙古入侵,同時又不能讓它威脅中央政府的統治，“邊軍不能調內”這一條“祖制”最重要,但是明武宗卻徹徹底底地打破了這個規定,依然把四鎮邊軍調入了京師。
將邊兵調入了京師，發生在正德四年(1509年)到正德七年(1512年)，此時地方上發生劉六、劉七流民起義，明地方衛所軍和被派去的京軍皆被流民軍隊打敗，明武宗與豹房諸人就此事商討，“諸中貴謂此事(剿滅劉六、劉七起義)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居中控御。檄宣府遊擊許泰、郤永，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帥邊兵入討之”，調宣府等邊鎮的邊軍開赴鎮壓起義的主戰場。
這次調入宣府、延綏兩鎮邊軍約2500人，統兵將領是副總兵許泰和馮禎、遊擊將軍郤永等人，兩個月後，又調入宣府的遊奇兵2000人、遼東兵2000人，加上前調邊軍共約6500人。正德七年下聖旨要求，京營軍和宣府的邊軍要互相對調，以便交換操練和駐守。也就是說要打破“祖制”中“京軍不外調、邊軍不調入”的規定，而形成一種京、邊軍互調的制度。一旦形成制度，則邊軍入調的行爲即成合法。明武宗提出的這個京軍、邊軍互調的意見，遭到李東陽等人的反對，認爲這破壞了“祖制”，但明武宗等人在豹房仍然堅持了這個決議，使邊軍長期留在京師。
從此以後，宣府、遼東、延綏、大同的四鎮邊軍便留在京城而不再返鎮。“外四家軍”由邊軍將領許泰和江彬掌管。江彬原是宣府總兵張俊的部下,後來以戰功升任指揮使。這次隨邊軍入調,在鎮壓起義軍的過程中表現非凡,得到朱厚照的賞識,遂爲入調邊軍的統帥之一,與許泰並列,後來他的實際地位超過了許泰,成爲豹房中最有實力的人物。設東西官廳時,江彬擔任了西官廳的都督,他實際上成爲豹房中軍事主管人。“內操軍”指揮實際上是“八虎”之一的張成。這三支軍隊輪流在“大內團操”,接受明武宗的檢閱。
朱厚照籠絡這批豹房宦官、邊帥的辦法仍是沿襲其先祖的方式,把這些得寵的豹房骨幹收爲義子,賜予“朱”姓。在軍隊中收義子的辦法,早在唐末五代就已盛行,朱元璋在起義和統一全國過程中就收了不少義子，這種制度是變相地以建立封建家庭關係來提高軍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同時也用這種手段來加強主帥對軍隊的控制與指揮能力。
武宗充分利用了這種辦法,用“賜國姓”、“認義子”等手段來將心腹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正德七年(1512年)九月二十四日,朱厚照宣佈一次賜給國(朱)姓的義子名單就達127人之多，這批賜姓義子中,除骨幹外,還有一些與宦官有親屬關係或與豹房諸人有特殊關係的人,有人出身奴僕,或是市井的無賴,也有些外族降順軍官等,凡是取得明武宗賞識的,就有可能成爲皇帝的義子，這些人都成爲明武宗控制皇權的工具。
四、總結
而由祖訓、祖制形成的宮廷規制時時刻刻束縛着明武宗,每天要臨朝聽政,接受朝臣們的覲見,還有大量章奏文件需要處理,更重要的是這裏時時處處都在聖人之訓及祖宗規制的規範之下。於是，明武宗特意爲自己建造了一個脫離祖訓管束的地方——豹房，這裏也因此成爲了明朝的權力中心，各種奸佞小人圍繞着肆意玩樂的明武宗阿諛奉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