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中平元年到建安二十五年這三十六年間，諸侯割據，互相攻伐兼併。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東漢末年，朝廷的權威日新衰弱，中央與地方的均衡狀態被打破，地方勢力迅速崛起。長期處於邊緣地帶的董卓勢力、張魯勢力、公孫勢力和士燮勢力迅速發展壯大成爲割據一方，能夠左右東漢末年政局的強大地方勢力。
他們在迅速贓起的過程中，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被捲入到了東漢末年的羣雄割據混戰的歷史潮流之中，從政治的邊緣走向了東沒末年的政治中必，對東漢末年的政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在與各大勢力的周旋之中，他們又迅速走向了衰亡。他們迅速崛起的原因何在，何以又在短短的數十年時間內紛紛走上了敗亡之路?
一、趁亂而起
東漢末年，地方災荒不斷，各地農民起義頻發，尤其是黃巾軍起義，聲勢浩大，影響巨大，全國陷入一片動盪不安之中，而在中央朝廷，宦官、官僚和外戚三股勢力長期相互鬥爭，官僚集團在與宦官的鬥爭中，先後經歷了兩次黨銅之禍，大量的清流之士被禁銅，退出了東漢的政治中也，元氣大傷。
在外戚與宦官的鬥爭之中，顯赫一時的竇氏外戚亦徹底退出了東華朝廷的權力中。取而代之的何氏家族不再是聲望高的世家大族，而是以平民起家，但最後大將軍何進爲了掌握中央的權力，與扶持何氏家族的宦官勢力矛盾日益激化，最後宦官張讓等先發制人，將何進殺害，外戚勢力從此一跟不振。
而官僚集團在袁紹的帶領之下，大肆誅殺宦官，宦官勢力亦被消滅殆盡，此時的中央朝廷出現了權力的真空。此時奉詔入京的董卓，藉此機會迅速掌控了京城中的局勢，並通過擁立獻帝的方式，達到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樹立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威信。
然而董卓這種想獨攬朝中權力的行爲，引起了關東豪族們的強烈不滿，他們以袁紹爲盟主，紛紛聯合起來，共同討伐董卓，這就進一步加劇了整個東漢末年政治混亂。這種混亂打破了東漢長久以來形成的固有的社會結構體系，原來處於權力中央的一些實爲強大的傳統豪強逐漸衰弱，一部分徹底走向消亡，這就給予在地方上逐漸成長起來豪強勢力以迅速幅起的機會。
公孫家族在化東本來地位低下，被江東的豪族所輕視，但是公孫度通過董卓的關係，獲得了江東太守的職位。再利用手中的權力，排除異己，樹立自己在邊東的威信。
由於海東地處偏遠，再加上董卓之亂後，東漢朝廷名存實亡，公孫度便趁此機會，長期割據江東，公孫家族也就由原來一個弱小無地位的家族迅速成長爲一個統治遷東地區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地域勢力張魯家族在巴蜀地區通過五斗米教起家，在巴蜀地區信徒衆多，而漢末的黃巾之亂，進一步擴大了五斗米教的影響力。
劉焉爲了達到長久的割據益州的目的，聯合了張魯家族，張魯掌握軍權，並在協助劉焉攻打漢中的過程中，壯大了自己的軍事力量，進而佔據亡漢中，在漢中地區利用完善後的五斗米教來進行統治，與益州的劉焉父子形成了長期的對時。
士燮勢力的崛起是在交州動亂之際，交州刺史被殺後，劉表、曹操和孫權王股割據勢力爲了爭奪交州的控制權，相互鬥爭，彼此都不希望對方得到交州後實力迅速壯大。
頗具政治才幹的士燮，與其兄弟趁機佔領了交州的各個要職。曹操爲了牽制劉表和將來南征的戰略意圖的需要，對士燮家族採取扶持的政策，肯定了士燮在交州的合法地位。士燮家充分利用地方動亂和各大割據勢力相互博弈的有利時機，實現了其在交州的統治。
二、採取靈活的外交政策
採取靈活的外交政策，是各大邊緣勢力的長期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遷東的公孫勢力和交州的士燮勢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公孫勢力在公孫康之時實力較爲弱小，怕被勢力強勁的袁紹集團所吞併，便採取了向袁紹稱臣的政策。
但當袁紹被曹操擊敗，曹操的勢力迅速壯大之後，公孫康便轉變了其政治立場，採取棄袁投曹的政策，將前來投奔遼東的袁尚兄弟的首級獻給了曹操，以表明其投靠誠也。公孫康立場的轉變，順利保住了其在遼東的統治地位。而接替公孫康之位的公孫恭延續了這一做法，使得靳東和曹魏之間依舊保持着和睦共處的關係。
但是到了公孫淵時期，公孫淵想要擺脫曹魏勢力的控制，便一改昔日公孫家族向曹魏稱臣的立場，聯合孫權和鮮卑，對曹魏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對此在魏明帝時，先後對公孫淵發動了三次討伐戰爭，最後纔將公孫淵誅殺，平定了遷東。交州士燮勢力爲了在豪強林立的割據勢力中生存，採取了靈活的外交政策。
爲了對抗荊州的劉表，士燮先是向朝廷稱臣，獲得了曹操的支持，趁亂掌管了交州。當曹操在赤壁敗於孫劉聯軍之後，面對劉表集團覆滅，孫權逐漸強盛的局面，士燮爲繼續保住其對交州的控制，放棄了與曹操的聯盟，轉而投向孫權。
同時通過送質子、每年定期向孫權進貢等方式，向孫權傳達士其對孫權集團的忠心，最終贏得了孫權的信任，保全了士燮家族在交州的統治。但在士燮死後，其子士徽由於不滿孫權趁機奪取交州的權力，便與孫權集團發生了劇烈的衝突，結果士徽不敵孫權勢力，投降後被斬首，士燮家族在交州的統治亦隨之結束。
漢中的張魯亦是先採取了與劉焉聯合的策略，才得以掌握軍隊和割據漢中的，同時他與西涼的馬超、韓遂等亦有所接觸，有效的遏制了曹操向漢中的進犯，穩定了漢中的局勢。
靈活的外交政策對一個地方勢力的生死存亡雖不具決定性的作用，但其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一個地方勢力能否長期穩定地存活下去，如不予以重視，則會加劇自身勢力的衰亡。
三、地理位置和政治格局的影響
地理因素在古今政治、軍事鬥爭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冷兵器時代，地理因素髮的作用更加突出。董卓之所能夠在短時間內成爲左右東漢末年政治局勢的風雲人物，主要是他抓住了中央朝廷經過一系列黨派鬥爭出現了權力真空的時化，動用手中強有力的軍事力量，迅速掌控了中央的權力。
但是董卓擁立獻帝，掌握了中央的權力之後，卻引發了另一場巨大的政局變動。即陳西勢力與關東勢力爲了爭奪中央權力的鬥爭。以袁紹爲首的關東勢力紛紛聯合起來，要求董卓釋放獻帝，董卓爲了躲避關東聯軍的鋒芒，西遷長安，同時亦可接近其勢力範圍涼州地區，支援其對關東軍的作戰。
董卓能夠與關東勢力相抗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涼州強大軍事力量的支持，而涼州和幷州的軍隊是當時最富戰鬥力的軍隊。董卓西遷之後，內部陷入分裂和鬥爭之中，涼州集團與呂布爲首的幷州集團矛盾日益凸顯，呂布備受排擠，險些喪命在董卓的手上，最後呂布聯合王允將董卓誅殺。
張魯勢力、公孫勢力和士燮勢力得以長久地維持其勢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決於他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當村特殊的政治格局。張魯所割據的漢中，是連接巴蜀地區與中原地區的咽喉，再加上漢中地區地形複雜，地勢險峻，兼易守難攻，無論是劉璋還是曹操，想要在短時間內攻佔漢中是非常困難的。
當時益州的劉璋懦弱無能，無法對張魯形成強有力的打擊，而曹操雖有意於漢中，但在中原和漢中之間卻有馬超和韓遂的割據勢力，曹操要發動對張魯的討伐就必需先要解決西涼的馬超和韓遂勢力，才能順利的討伐張魯。在這種形勢之下，張魯勢力得以長時間的維護對漢中的控制。
但隨着劉備入川，佔據益州，以及馬超和韓遂被曹操擊敗之後，有利於張魯的格局被打破了，較爲弱小的張魯勢力夾在曹操和劉備兩個實力強勁的割據勢力之間，只有走向滅亡的命運。士燮家族所統治的交州，地處南蠻之地，遠離中央朝廷，在動亂不已的東漢末年，朝廷更是難以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
同時交州與荊州和東吳接壤，在戰略上具有重大的意義。荊州的劉表想佔領交州，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形成對東吳的強有力的威脅;北方的曹操雖然在短時間之內沒辦法南下，但其亦不希望劉表和孫權任何一方得以掌控交州，影響其將來南下統一天下的計劃。
因此，曹操對士燮家族採取了拉巧扶持的政策，通過對士燮家族的拉化扶持，有效地遏制了劉表勢力的擴張，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孫權。但是在劉表集團覆滅，曹操在赤壁之戰潰敗之後，這種政治格局被打破了，孫權勢力迅速強大起來。
士燮在採取投靠孫權策略之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其勢力的衰亡，但是孫權要消滅士燮家族奪取的交州的目的卻是始終不變的。孫權在士燮死後，馬上從政治和軍事上控制了交州，士燮勢力就此消亡。江東的公孫家族在各大邊緣勢力中，維持時間最長，從東漢末年一直到三國初期。
這首先要得益於遷東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地處偏遠，再加上行軍的環境極其惡劣，中原的軍隊想要討伐還東，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在魏明帝之時，雖然多次發動了對江東的討伐，但都因冀東路途遙遠，行軍艱難，往往無功而返。
而當時曹魏的主要敵人是蜀國和吳國，曹魏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與這兩者之間的鬥爭之中，對遼東的公孫家族還無暇顧及。但隨着三國之間的對戰陷入僵局，彼此之間的戰事漸漸緩和下來，以及公孫淵政治立場的轉變，遷東成爲了曹魏政權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最後公孫淵在沒有等到孫權支援到來之時，被司馬懿擊敗。
四、民衆與豪族的支持
董卓的敗亡，一是由於內部的鬥爭，二是沒有得到百姓和中原豪族的支持。兩漢時期逐漸形成了以仕選官制度，朝中官員文官成爲主流，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之下，日漸形成了重文輕武的傳統。董卓作爲一個武將，不受文官集團的重視，坦然董卓解除黨籍，積極提拔有名望的士人入朝當官，但是依舊得不到他們真心實意地擁護。
而董卓濫殺無辜，縱容其部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行爲更是加深了老百姓對董卓的痛恨。在缺乏民衆的支持之下，董卓勢力的敗亡顯得尤爲迅速。張魯在統治漢中的時候，便充分利用五斗米教，在漢中建立了一個理想的社會，讓廣大飽受戰爭之苦的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公孫家族在公孫度剛接管隴東的時候，雖然對反對他的豪族採取了殘酷的屠殺政策，但是在此之後，公孫家族卻長期的維護了遼東地區的穩定，使得江東地區成爲沒有戰爭的淨士，大量中原的百姓和士人紛紛遷往江東避難，支援了遷東的開發和發展，該在一定程度上也鞏固了公孫家族在遼東的統治。
士蠻在鎮壓交州的動亂之後，亦妥善地處理了交州與各個割據政權之間的關係，維持了交州長久和平穩定，促進了交州地區的發展，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擁護，鞏固了其勢力在交州的統治。
五、總結
究其原因，公孫度、張魯和士變等人並無長遠的政治計劃，他們割據一方，更多的是出於一種歷史的偶然。他們往往固守一隅，以維持其在當地的統治作爲最終政治目標，這樣必然會導致他們變得目光短淺，不思進取。
而無論是曹操還是孫權和劉備，他們都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並且有着具體可行的政治藍圖，他們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地盤，使自己的實力得以不斷壯大，所以他們在漢末的政局之中是處於主動地位的。戰爭不只是軍事的角力，而是政治、經濟、外交、地利、人和等綜合因素的較量，而其中的“人謀”則顯得尤爲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