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的賦稅制度爲佔田課田制。規定每個成年男子有田70畝，女子30畝，叫“佔田”，但無論男女皆未從政府領得一釐地，屯田戶轉化的自耕農也只有50畝地。那時荒地和拋荒的田地很多，政府的用意是要人們去荒地確定自己的土地所有權。“課田”指政府硬性規定男子須按50畝的面積繳田租，女子按20畝繳納，每畝繳8升。
西晉的賦稅制度
如一家三四口計，則一戶農家可佔田100畝，課田20畝，還要納“戶調”絹3匹、綿3斤。若女子爲戶主，調減半。邊區及少數民族有照顧，視遠近每戶交3石或5鬥，極遠的改交28文。調也是這樣，如四川、湖南等少數民族每戶布1匹或1丈。上述規定只是一個平均定額，徵收時還據事先了解到的情況把居民按貧富分爲九等，按等定數繳納。可見西晉的賦稅制度嚴密有序，南北朝的統治者大都沿用此法。
同魏的租調製相比，晉的租增加了一倍，調增加了三分之一，這可能與各自所處具體時代有關。曹操定租調正值東漢末年大亂之際。晉時天下統一形勢緩和，經濟已有初步發展。佔田確實虛的，考慮到那時皇帝非常之多，課田50畝不是毫無所本的。齊王司馬攸說，“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大臣束皙說，“今天下……無田課之實”傅鹹也在奏摺中指出：“今者土廣人稀……”。這些話說明佔田課田制是一種旨在督促農民開闢耕地的賦稅制。
政府也對官吏佔田蔭客蔭親屬的特權作出規定。一品官佔田50頃，以下每品遞減5頃，九品官只佔田10頃。一品官至九品官可庇廕佃客15戶到1戶。宗室、貴族等可庇廕窮親屬，官高者九族，官小者三世，人數不限。所有被蔭者皆不負役稅。其目的是保障官僚世族的特權，但也含有限制他們過分強大之意。在私有制社會，要對統治集團成員作出什麼限制是行不通的，比如石崇就佔田無數，蒼頭800多人，水碓30餘區，強弩將軍龐宗有田200多頃。
這還不包括他們通過兼併或私自侵奪攫取的土地和勞動力。尚書郎李重就說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人之田宅，既無定限”。政策對高級士族的優待遠遠超過中下級士族，可能是換取他們對限佃客制上的讓步，少霸佔些人口。對中下級士族，政府是有控制能力的。這樣，應有一些私屬上升爲編戶。
長期戰亂帶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失。流失者逃入深山大澤或塞外民族地區，更多的被豪族大姓脅爲依附民。滅蜀後招募蜀人內遷，應徵者給2年口糧並免20年徭役。滅吳後也優待北遷的吳人及手工業者免20年徭役，將吏免役10年。這些蜀吳應徵者中應有不少北方籍的流寓者。由於勞動力缺乏，各少數民族大量涌入內地，只286年內遷的匈奴人就有10多萬。還規定民女17而未嫁者，地方官可代選夫婿。
又允許公家奴婢婚配並進行屯田，其中有些人是司馬氏政敵的子女。最有意義的措施是晉武帝不聽羣臣勸諫，毅然下令撤銷地方軍隊，解除州郡官的兵權。兵役是東漢末年以來農民最沉重的負擔。如蜀國，人僅94萬，兵卻達102萬，幾乎8人中就有1兵。除去老弱婦幼，恐怕青壯年無一倖免。西晉初年重視生產和百姓生活。268年設“常平倉”，豐年收購糧食拋售布帛，荒年售糧以保障城鄉居民的正常生活。要求地方官“省徭務本”，開墾荒地，興修水利，嚴“禁遊食商販”，打擊“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的投機倒把和囤積居奇的不法行爲。
277年潁川(河南許昌)、襄城(河南襄城)一帶霖雨成災，晉武帝令豫、兗二州對公私水庫塘堰進行整治，防止水澇危及良田，並把3。5萬頭牛賒給潁川、襄城一帶官民，以便及時春耕下種，秋收後用穀物償還。平吳後又減免兵役。經濟的進一步恢復和發展，使太康年間(280-289年)“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鹹安其業而樂其事”。顯然是由於國家統一、政治到位的結果。人口也大增，265年晉代魏時，魏蜀吳三國共有戶146萬餘，767萬多人。280年平吳時，戶245萬多，1600多萬人，15年間增戶100萬，人增840多萬。
西晉的腐朽統治和八王之亂
西晉建國時已距離大規模的黃巾起義八九十年。皇室司馬氏及支持他奪權的大臣都是出身於東漢以來或魏的豪族巨姓。在建國前已有十多年順利發展的歷史，國家的統一和太康年間經濟的發展，使這個緊緊抱在一起的統治集團迷信自己的實力和智謀是無比強大的。
因此他們同西漢、東漢和魏的統治者不同，看不見人民羣衆磅礴的力量，也不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而皇室又不得不在各方面忍讓或滿足他們，所以這個統治集團從不以國事爲重，只對權勢和金錢胃口大開，生活上習於侈靡淫樂。身爲封建統治者，卻連起碼的封建道德也沒有。
晉武帝的後宮原已有從官宦人家選取的處女五六千人，平吳後又從吳宮女中選取了五千人。每晚坐羊拉車去各宮淫樂。更有甚者是他公開賣官，所得之錢揣人腰包。他曾問負責察舉百官的司隸校尉劉毅：我像東漢那一個皇帝?劉毅說他像桓帝、靈帝。
司馬炎辯解說：朕一統天下，怎能比作桓、靈之類亡國之君。剛正不阿的劉毅回答很巧妙：桓、靈帝賣官錢入國庫，陛下賣官錢人私囊，比桓、靈還不如。皇帝如此貪婪腐化，貴族官僚自然有恃無恐，且更過之。由於士族門閥壟斷了朝政，一般地主的子弟的出路全被堵塞了。普通人如想做官，就得權門請託，依附於門閥士族。低級士族要想升遷也得奔走權門。“官無大小，問是誰力?”就像生意人的行話一樣，成爲鑽營者的口頭語。許多公卿大臣都是非常貪婪的搜刮能手。
宗室司馬望、司徒王戎等人的門庭若市，戶限爲穿。由於賄賂公行，求官買職者如過江之鯽，吏治之腐敗，整個朝廷猶如鬧市。荊州刺史石崇公然幹不要本錢的買賣，以搶劫外國使節和商旅致富。《晉律》規定死罪以下允許用錢贖買，實際上死罪也可贖免，只是得要黃金2斤。政府賤視以賺錢爲目的的商人，規定他們一腳穿白鞋，一腳着黑鞋，還得戴頭巾，白頭巾上寫明姓名及所賣何物。士族自矜門第清高，鄙視商賈。可他們多兼爲商人。王戎爲洛陽首富，住宅、膏田、僮僕、水碓無數。園中產各種李子銷路甚廣，可他怕買者得好種，先要鑽破李核才運往市場銷售。又怕管家不忠，自拿籌碼算帳晝夜都難休息。
爲人也極爲吝嗇。女婿裴顧向他借錢數萬久未歸還，女兒返家常受白眼。女兒把錢還清了才顯出高興的樣子。石崇有水碓30多區，替人春米收費，日進千錢。潘岳在農莊裏自賣鮮魚、羊奶、蔬菜並收碓費，自詡生活過得很愜意。當時有3個文士寫小品，辛辣的譏諷士族嗜錢如命的醜態，以魯褒的《錢神論》最爲傳神。銅錢內方外圓，戲稱孔方兄。“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閥。
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己已”。
奢侈靡費從晉武帝直至官僚貴族皆視爲理所當然，安之若素。太傅何曾日食萬錢，還嫌肥厭瘦，說沒有下筷子的地方。其子、司徒何劭更日食二萬錢。外戚王濟用人乳餵豬殺食待客，用美婢百餘上菜。石崇家裏的廁所內放有各種香料，並備有新衣供出廁者更換。他宴客時命美女勸酒，若客人飲酒不盡，便以勸酒不善殺之。
有客人不飲而連殺三美女。官僚貴族們還競相以極奢侈的排場來炫耀，甚至故意破壞稀世奇珍以顯示自己的豪華。外戚王愷用米漿洗鍋，石崇則用蠟燭當柴;王愷用紫絲作布障40裏，石崇用錦緞作步障50裏;王愷用赤石脂塗牆，石崇就用香椒泥;王愷求助於外甥晉武帝，被賜以二尺多高的珊瑚樹，他把它拿到石崇面前誇耀，石崇順手把它打碎，叫人拿出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樹，對王愷說：這有什麼稀奇，你拿兩株去好了。
一個皇帝公然資助大臣去鬥富，可見奢侈風的盛行。而士族奢侈成風，必嗜財如命，賄賂公行，加重對人民的剝削。這種情況引起少數官吏的憂慮，深感前途渺茫。傅鹹上書說：“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又說“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其實，天災還有一定限度，奢侈鬥富永無止境。對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必然促使階級矛盾的尖銳化。
司馬氏認爲自己能從曹氏手中奪得皇位，是由於曹魏沒有分封宗室，帝室孤立無援有關。於是違反秦漢一來虛封王侯的慣例，先後大封同姓王五十七國，並不斷擴大宗室諸王的權力。大國有軍五千，自選官吏，有戶二萬，以後又允許封國增加戶數。
諸王恃親驕矜，位尊權大。在中央的權傾朝野，予取予求;出鎮地方要地的，擁兵自重，實屬一方的土皇帝。原以爲諸王能在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傾軋中屏藩皇室，壓抑異姓功臣和吳蜀地主，使司馬氏的統治得到鞏固。殊知諸王個個都是貪婪奸戾的野心家，他們競相網羅羽翼，擴充軍隊，各自拉攏一批士族官僚爲死黨，伺機爭奪中央統治權力。矛盾很快發展並尖銳起來，諸王終於爲爭奪皇位而互相殘殺。
290年晉武帝死，子惠帝是個只知吃喝玩樂的大傻瓜，朝政由外祖父楊駿主持。時值天下饑荒許多人餓死，他竟向大臣說，爲什麼不吃肉粥?皇后賈南風卻是個很能幹的野心家，便於次年密召楚王瑋人京與淮南王亮聯手殺楊駿及黨羽數千人。由此挑起了歷時16年的諸王爭奪統治權而狂斗的內戰，史稱“八王之亂”。
賈后利用執政的瑋與亮的矛盾殺亮，然後說瑋矯詔擅殺，殺瑋。賈后的專權引起諸王和大臣的反對，殘殺遂由宮廷伸展到諸王間。296年被召入京的趙王倫掌握了禁軍及朝政，用計殺了賈后等。301年倫廢惠帝自立爲帝。齊王冏、成都王穎、長沙王又、河間王顒等發兵討伐，倫兵敗自殺，惠帝復位。冏、顒、又、穎及東海王越等反覆殘殺，戰場由洛陽、長安擴大到黃河南北，並勾結匈奴、鮮卑、烏桓等族騎兵參戰。
而少數民族貴族與諸王一樣;也是伺機窺測西晉統治權的野心家，加上失意士人的推波助瀾，戰爭的規模和破壞性大增。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變得複雜起來。少數民族貴族的軍隊和諸王的軍隊一樣燒殺劫掠，屠殺人民。許多城市被焚燬。遭洗劫。戰爭期間，洛陽附近13歲以上的男子被拉夫或當兵，石米萬錢，人命如蟻。黃河流域少數民族人民和漢族人民一樣遭災受難，多破產逃亡，淪爲無家可歸的流民，併爲流行的瘟疫和經常的飢餓所折磨。306年，越王殺穎和顒，又毒死惠帝，立懷帝。諸王力量消耗殆盡，戰亂方告結束。
結語
八王之亂是一羣魔鬼的狂鬥，給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的災難是有惡皆備無壞不臻，引爆了潛伏着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造成了300年的戰亂和分裂，元兇司馬氏集團萬死不足以抵其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