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在位期間，雖然沒有什麼明顯的豐功偉績，但是他爲日後的大清康乾盛世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一位研究電視劇的朋友笑談：“80後”眼裏的雍正，是《雍正王朝》裏的唐國強，而“90後”眼裏的雍正，則是《甄嬛傳》裏的陳建斌。
但是我認爲，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最怕的就是臉譜化。雍正既不是唐國強飾演的“千古一帝”，當然更不是陳建斌所演繹的“陰險之徒”。作爲清朝初期承前啓後的一個君主，他有着自身的侷限性，但是他在治國理政的成績上，確實可圈可點。特別是“改土歸流”制度的推行，可謂是開天闢地的舉措，爲後來的乾隆、嘉慶時代帶來了穩定、和睦的民族關係。
(圖)雍正帝,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
我們知道，自唐宋以來，對中央政權產生威脅因素的少數民族政權分爲兩種，一種是北方的遊牧民族，一種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而清王朝本身是遊牧民族南下建立的政權，所以，之於清王朝來說，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已經被解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如何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緩解當地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成爲了幾位清初皇帝的心頭病。
土司是什麼呢?就是由朝廷冊封的、當地的少數民族首腦負責當地的治理，相當於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而且是世襲制。中央政府一開始頒佈土司制度，用意肯定是美好的。一是希望瞭解少數民族民風民情的人來治理少數民族地區，既能服衆，而且也不會與老百姓產生觀念上的溝壑;二是中央不直接面對少數民族的宗教、習俗矛盾，而是將“土司”作爲中央政權與少數民族民衆之間的緩衝帶，替中央行政。
但是土司制度到了後來，就會發生問題，其中有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土司辜負朝廷信任，變“父母官”成爲魚肉鄉里的惡霸，造成少數民族民衆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前面講過，“萬曆三徵”中有一徵，就是南征播州的土司楊興龍。此人作爲世襲土司，不但不造福鄉梓，相反還欺男霸女，成爲了鄉里的禍害。結果由於“土司制度”的保護，中央政府也無法將其免職，但少數民族民衆卻認爲此人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員，如此違法亂紀，定是中央政府所支持的。
而且，土司和土司之間也時常因爲信仰、風俗以及家仇族怨而發生械鬥。尤其在雲南、貴州與湘西等地，這種本不應發生的械鬥卻時常發生。每一場械鬥，帶來的都是成千上萬人頭落地。在“土司制度”的庇護下，一方土司仗着中央政府不能將其罷免的特權，上述各類肆意妄爲的事情是家常便飯，這自然讓中央政府威信掃地。自明代以降，南方少數民族因爲土司的專橫而多有不滿，時常釀起民變。
(圖)“改土歸流”的相關文本
雍正帝執政後，雲貴總督鄂爾泰面對難以忍受的“維穩壓力”，向雍正帝痛陳土司稱霸一方的禍害，並建議廢除土司制度，改由“流官”任職，旨在將一些作惡多端的土司的權力剝奪掉。“改流之法，計擒爲上策，兵剿爲下策，令其投獻爲上策，敕令投獻爲下策。”雍正帝聽從了鄂爾泰的建議，就此問題專門頒佈“改土歸流”政策，先在黔東南地區試行。可以說，這是一次劃時代的壯舉。
所謂“改土歸流”，即將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動性、非世襲的官員即“流官”取代土司。這個官員上任後，一旦政績不佳，或是因爲倒行逆施激起民變，中央政府就直接就地免職，更換新的官員上任。這雖然部分地削弱了“民族自治”的一面，但是卻以法律的形式，客觀地保證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
“改土歸流”是中國封建王朝對於少數民族地區管理的政治探索，見證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也顯示出了雍正帝的開明、智慧之處。事實也證明，在雍正之後，中國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穩定程度，達到當時的空前。
前幾年，在雲南地區田野考察時，偶得“雍正通寶”一枚。我不知道這是否是當時“改土歸流”的見證，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雍正通寶”作爲一般等價物在西南邊疆地區的流通。史家一般認爲，“改土歸流”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改變了西南少數民族部落“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狀況。從社會史的角度看，“改土歸流”讓一部分西南少數民族部落從奴隸制度轉向了封建制度，加速了他們的封建化進程，是歷史的進步。對於中國這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來說，“改土歸流”及其推行者雍正帝是值得寫進上下五千年的史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