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寫過一本書，叫《康熙與曹寅》，裏面刻畫康熙奸詐陰險的形象，相信許多讀者都印象深刻。該書的另外一位男主角曹寅，曹雪芹的祖父是也。此人是康熙年間的“江南織造”，這個職務很特殊，其存在的意義不但見證了康熙年間中國的經濟繁榮，也見證了康熙皇帝獨特的執政特點。
康熙年間正式通行中央與地方兩級鑄幣權，在地方上固定分爲二十個局，保證地方的貨幣供給平衡。但是，這些局分佈在全國各地，不可能發行量一樣多，如果這樣的話，中央也就沒有必要分權了。譬如經濟相對落後的四川、雲南等地，其貨幣流通緩慢，貨幣發行量自然就不大，而經濟發達、工商業健全的江南地區，貨幣自然流動速度較快，其發行量也相對較大。
(圖)康熙皇帝，清聖祖仁皇帝愛新覺羅·玄燁( 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
我們知道，南宋以來，迫於北方遊牧民族的壓力，導致中國經濟中心南移，從黃河中游地區轉移到了長三角地區，到了晚明，江蘇、浙江的“兩江”地區已經成爲中國經濟的中心，時人謂之“蘇湖熟，天下足”。及至清代，這個地區的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了。據經濟史家統計，“浙江省局”鑄造背後“浙”字與“江蘇江寧局”鑄造背後“江”字，是康熙年間發行最多的地方鑄幣。
因爲該地絲織業發達，因此，明代時該地常設“江寧織造”一職，主要負責給皇宮及貴族供應日常所需的針織品。這種情況在歐洲歷史裏也有，譬如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旁的“黃金小巷”，就是給皇宮提供黃金用品的金匠聚居地。只是自明至順治以來，江寧織造都是由皇宮的內廷太監兼任，屬於宦官之一。
康熙二年，江寧織造一職發生了質的變化。從宦官兼任改爲“內務府”派“包衣”常駐。更名爲“駐紮江南織造郎中”，旋即又改爲“江寧織造郎中”。
什麼是“包衣”呢?這是滿語“包衣阿哈”的簡稱，這個詞最初的意思是“奴才”。在入關特別是封建化之前，滿族實行將人分類的民族歧視制度，一種人是滿族貴族，他們自然是統治者;除卻滿族之外，其他民族就被稱之爲“包衣”，按當時的法律，“包衣”是要爲滿族貴族服務的。
清軍入關後，“包衣”主要指的是歸順滿族的漢族大臣、知識分子。雖然被稱爲“包衣”，但已經爲朝廷、國家所倚重。像年羹堯、曹寅等知名歷史人物，早已不再是“奴才”了，而變成了朝廷的一二品大員，屬於幾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
康熙年間，第一任江寧織造就是曹寅的父親曹璽，爾後其家族連任“江寧織造”一職。按照當時的制度，江寧織造級別相當高，僅次於當時的“兩江總督”，屬於中央派駐地方的幾位頭面大員之一。
(圖)江寧織造府部份復原模型
筆者認爲，“江寧織造”的意義，並非在於爲朝廷提供絲織品，而是朝廷派駐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的“中聯辦主任”兼“首席經濟學家”。縱觀康熙以來的“江寧織造”官員，一般有三個特點：具有文化號召力，懂經濟，對朝廷忠心。
在清代，江蘇、浙江一帶乃是國家賦稅的重鎮，工商業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剛剛萌芽，屬於國家經濟建設的“錢袋子”，猶如今日的經濟特區，而且當地文人墨客彙集，還是當時中國的文化重鎮。因此，中央政府所派駐當地的官員，不但要懂民政、治安，還要懂經濟，既要保持兩江地區的穩定，還要保持當地的文化傳承與經濟發展。這樣的大任，就落到了“江寧織造”的頭上。譬如周汝昌先生就認爲，“曹家實際上是握有國家經濟特權的大官僚”，已故經濟學巨擘黎詣遠教授也就此定論，“曹雪芹祖上三代，曾任內務府江寧織造 60 年，集紡織生產、行業管理、財政稅收於一身。”
胡適先生對此曾有不同的觀點，他認爲“江寧織造”有特務的工作性質在裏面，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曾如是回憶：“胡(適)先生說，江寧織造曹寅是內務府的採購官，同時也是康熙爺的特務，在江南打統戰。”但唐先生也表示“餘不謂然也。”筆者更傾向於唐先生的觀點。“江寧織造”可能會爲中央政府提供江南文人結社、出版的一些情況，謹防“反清復明”這類“異端”思想出現。但是就當時的情狀而言，“江寧織造”更多的責任應該是經濟發展、行業管理的重任，從這點來看，康熙盛世的出現，應與“江寧織造”這個職務的設立有着必然的聯繫。
前幾年客居南京，在三山街附近偶得一枚背“江”的“康熙通寶”，這種錢幣在市場上可謂是多如牛毛，可見當時江浙一帶經濟繁盛到了何種地步。而這一切，應該歸功於康熙皇帝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勇於任用漢族人才的人事制度與中央與地方分權的經濟管理方式。時至今日，這種先進管理理念理應爲後世所吸收借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