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以後，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視刑律的建設，反覆修改，先後用了幾十年的時間，方成規模。明朝初年的刑律，包括有律、令、誥和榜文四種。其中的誥，指的是大誥，這是一本由明太祖朱元璋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在公元1385年，也就是洪武十八年的冬天，親自編寫的刑典。在這部刑典裏面收集了當時的一些重大案件以及審判的案例，體現出了朱元璋的治國理念。
在大誥裏面，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官吏不下鄉”的規定。這是因爲朱元璋本人出身清貧，從小就見慣了官吏下鄉擾民，也受盡了官吏的欺凌，因此在他當了皇帝之後，就提出了這麼一個規定，命令官員不得下鄉騷擾百姓。這樣一來基層鄉村的事情就得由鄉村自己解決，這樣就衍生出了明朝的民間調解制度。
這項制度的最主要內容，就是在鄉村修建“申明亭”和“旌善亭”。其實這項規定，朱元璋早在洪武五年，也就是公元1372年二月，就要求各內外府州縣以及鄉之里社在自己的區域內修建了。
申明亭和旌善亭的主要功能是用以張貼榜文、“申明教化”。其中對於申明亭的規定是：凡境內民人有犯者，書其過，明榜於亭上，使人心知懼而不敢爲惡。在洪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對申明亭在實行中的弊病又進行了改革，規定除十惡、奸盜、詐僞、幹名犯義、傷風敗俗以及犯賊至徒者外，不再在申明亭公佈，“以開良民自新之路”。
明朝法律對申明亭嚴加保護，在《明律·刑律·雜犯篇》中有規定：“凡拆毀申明亭房屋及毀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至於旌善亭，則規定凡在修建申明亭的地方，也必定一塊修建旌善亭，亭上書寫善人善事、惡人惡事，一同以示懲勸。
至於具體日常管理上，則規定：
首先在城鄉各坊裏廂，按要求都要修建二亭。在縣衙門的地圖上，要標明二亭所在的地方;
其次每裏(裏是明朝縣以下的一個行政單元，明朝初年一里大概有110戶人家左右)，推選一名歲數大、有威望的人員來主事，被稱做老人，由當地里長輔助。最初，老人一直是世襲的，不輪換。老人這一職務，很像秦朝和漢朝鄉官中的三老，掌管鄉里的教化;
第三是老人需要定期向裏中編戶宣讀並講解《大誥》、《大明律》、《教民榜》，使全裏的編戶都要知法畏法，不敢犯法。同時還要宣講“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爲”等《聖諭》六事，承擔起教化的職能;
第四是講說《宣諭》。按照明朝的制度，每月初一，皇帝都下發一道《宣諭》，規定出來老百姓在當月應該做的事情，由北京順天府發出，傳達到全國。如六月百姓應繳夏稅，《宣諭》即提醒衆人要“各守本分，納糧當差”。這就需要老人在兩亭裏向本里的編民傳達;
第五是這些老人還要負責評判裏中編戶之間的爭訟。朱元璋在《教民榜》中特別規定出來，“民間戶婚田土鬥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輒便告官，務要經由本管裏甲老人理斷”。有的編戶想投機取巧，不經過本里老人理斷的，直接越級到縣衙以上的衙門上告的，則不問情由，先把告狀的打六十大板子，然後還要打回去交由老人評理。因爲這些老人的權勢頗大，所以地方上的官員、裏中的百姓，都尊敬有加，尊稱這些老人爲“方巾御史”。
從以上規定我們可以看出來，這些由本鄉人推舉出來的老人在官府備案之後，就有了一定的公務身份，此後民間的糾紛等小事情就由這些老人來主持，地點就是在申明亭和旌善亭中調解。調解不能和解、平息的，再向官府起訴，這就形成了明朝的一種民間調解制度。
現在在南方的一些鄉村當中還留有申明亭的建築，一般是完全木質結構的路亭，飛檐翹角誇張地向四周斜飄而出。據當地老人講述，在每月的朔、望之日，也就是陰曆的初一、十五之日，由當時的老人鳴鑼聚衆於此，公斷家事或民事糾紛，如果村中有人爲非作歹，就將他的惡行書寫出來，張貼於此，還要將那人捆綁在亭柱上，進行懲處。所以，亭名中“明”字的左偏旁是“目”，而非“日”，意即要人們多睜一隻眼，盯着惡人、壞人、做污穢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