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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和司馬光是北宋時期人們公認的君子，道德楷模，兩人也有相似之處，都曾爲宰執，諡號都是文正，按照司馬光本人的說法文正是大臣最好的諡號。那麼這二位到底誰的道德更高呢。
我們先來看看對政敵的態度，范仲淹的政敵是呂夷簡，司馬光是王安石。呂夷簡是仁宗朝當宰相最長時間的人，深得仁宗器重，呂夷簡死後，仁宗言道：“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呂夷簡在官場摸爬滾打了四十多年，是個很能幹的宰相。在《清平樂》裏我們感覺到這是一個奸臣，就是范仲淹也上書彈劾過他，兩人因此鬥了近十年。呂夷簡這個人對上比較圓滑，他一方面支持劉娥，另一方面又爲仁宗生母討要死後的典禮，兩頭都不得罪。對下呢，呂夷簡的確有相才，這一點不可否認。不過呢他有個毛病，這個和我們通常意識裏的奸臣不太一樣，我們意識裏奸臣都是貪污犯，這人呢他不貪污，他主要是不推薦能力比他強的人，他當初被貶，繼任者一個個碌碌無爲，皇帝不得不重新任命他。不過呢，我們也應該看到一個事實，當時的確沒資歷名望能力都俱佳的宰相人選。
呂夷簡對於范仲淹不是黨同伐異，弄死對方纔高興，這一點就和真宗朝的丁謂不一樣了。他倆是政見不合，呂夷簡主要覺得范仲淹有點迂闊，不太接地氣。范仲淹在地方了很多年，西北戰事起，朝廷決定起用范仲淹，呂夷簡還是支持的。在西北數年，范仲淹成爲軍中的一根標杆，“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多年的磨練，范仲淹心性更加沉穩，他和呂夷簡之間的矛盾也逐漸化解。呂夷簡在病重之際，還向朝廷舉薦了范仲淹，希望他回到朝廷，發揮更大的作用。呂夷簡死後，范仲淹作《祭呂相公文》“得公遺書，適在邊上。就哭不逮，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寫得很真摯，可見呂範二人最後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說到底呂夷簡是以一位資深的宰相看范仲淹的，是想歷練他，兩人沒有因爲政見不合而勢同水火，老死不相往來。
司馬光和王安石可就不是這關係了。首先司馬光比王安石年齡大，兩人屬於同齡人，司馬光年少成名，我們都津津樂道的司馬光砸缸的故事，東西錯了，不是缸是甕，這是史書記載，怎麼成缸了，我們看到的故事是明朝人傳出來的，明朝人大多都用缸了，而在宋朝人們用的是缸。司馬光十九歲中進士，比王安石早了四年，那個年代論資排輩，王安石要禮敬司馬光。王安石也是很早就出名了，早在仁宗朝王安石就上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說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不過因爲慶曆新政的失敗，王安石的主張又過於激進，加之仁宗年事已高，仁宗最終並沒有採納王安石的主張。英宗朝，王安石居家丁憂，神宗朝領導了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司馬光這個人呢，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很自律的人，朝廷的任命他只做他認爲他擅長的，其他的官即使顯要，但他認爲自己不擅長就堅辭不就。早年間，王安石和司馬光還是志趣相投的，兩人的分裂就是因爲變法主張。
神宗時期國家已經到了缺錢的地步，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主張節流，司馬光的理由是天地所產的東西就這麼多，只能來回騰挪，多不出來。王安石的主張不是沒人幹過，歷史上漢武帝時期的桑弘羊就是這麼幹的，只不過這樣做，是官府與小民爭利，爲了錢不擇手段，爲士大夫所不齒。而且這兩人性格還很像，他倆都當過宰相，平心而論這二位都沒宰相之器，全都聽不進去不同意見。政見不合司馬光選擇離開開封，到洛陽專心修編《資治通鑑》，十餘年後書成。神宗駕崩後，太皇太后高滔滔下詔將司馬光扶上了相位，司馬光盡毀王安石變法內容。王安石變法是對還是錯，這個問題史學界爭論了幾百年，我們今天不談。王安石和司馬光一年死的，王安石早死，司馬光代表政府就是不給王安石諡號，這就有點打擊報復的意味了。這兩人到死也沒化解恩怨，其實他倆除了政見不合在很多方面都一樣，比如剛愎自用，而且都沒有識人之明，蔡京能在這二位手下官位不失很說明問題。
對待政敵，范仲淹更豁達，司馬光氣量就有點小了。我們再來看他倆對一個人的看法，這個人是滕宗諒，就是《岳陽樓記》那個滕子京。他和范仲淹是同年，也就是一年考上進士的，政治上也是互相幫助，也都在西北共過事，范仲淹對他的評價還是很高的。司馬光卻說這人是個貪污犯，德行有虧。這怎麼回事呢，滕宗瓊在西北的時候挪用給公款給手下的士兵，不是貪污，這錢沒進他腰包，這事在軍中也常有，不過御史舉報他的數額比較大，十六萬貫，范仲淹當時還是力挺滕子京，後來查出來的也只有三千貫可以做事。不過這種事就看皇帝的態度了，最後滕子京還是被貶了。其實在西北作戰，面對兇橫的党項人，不用金錢激勵根本不行，另一位名將種世衡也是用錢激勵士卒的，不過他是通過做生意的方式，其實也是不被允許的，因爲有上級的庇護，所以沒事。
從對這件事的態度上可以看出范仲淹和司馬光的不同。范仲淹主張要用人的長處，縱有小過，不影響大局就不應該處罰，司馬光主張爲官者不允許德行有虧。他倆的主張沒誰對誰錯之分，關鍵看你用在哪。如果在軍隊中過分強調道德水平，那軍隊戰鬥力肯定不強，宋對西夏能獲勝的原因是因爲沒有像對遼一樣拿着陣圖打仗，軍人能隨機應變。司馬光的要求過高，而且也很難實現，他自己也沒做到啊，蔡京那樣的人，在四天廢除新法，大家都知道這肯定做了害民的事，司馬光卻誇做的好，這就有點爲了打垮敵人不擇手段的意味了。
給我們的印象司馬光是個因循守舊的人，爲什麼小時候他另闢蹊徑地去救人，大了卻成守舊派了。其實我們誤會他了，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他覺得王安石那一套行不通，也不僅僅他這麼認爲，當時的慶曆新政的主導者富弼對王安石變法也持否定態度。范仲淹有個轉變的過程，他初入官場的時候敢想敢說，意氣風發，晚年的時候多了一份豁達，經歷的事多了很多事就看開了也看得更通透了。
我們再來說說他倆的諡號文正，文正在唐朝的時候是文貞，魏徵的諡號就是這個，宋仁宗名趙禎，需要避諱，文貞就成了文正了。其實本來諡號高低沒那麼明顯，司馬光把這給提高了，到他那文正成了最高的諡號。其實也不完全是這樣的，古代的諡號有三種，文臣的諡號，武將的諡號，還有通諡，要說通諡比那兩個高，通諡是文武雙全的人才行，以忠字開頭，韓琦就諡號忠獻，以范仲淹的貢獻應該是通諡，給了他個文諡，說明皇帝沒有肯定他在武方面的功績。司馬光本人可沒從事過軍事，他弄不到通諡，他就知道說文正是最高的。他沒想到的是，他死後變法派章惇擔任宰相，將王安石諡號文，這一個字可比那兩個字的高貴。
司馬光因爲當過首相，南宋是成爲昭勳閣二十四功臣之一，范仲淹沒有登上。說明宋朝人對司馬光的評價要高於范仲淹。我們以百年後的眼光去看，范仲淹比司馬光做得好。范仲淹和呂夷簡最後化解矛盾，沒有讓黨爭繼續下去，大宋朝廷得以穩定。司馬光和王安石的黨爭卻是愈演愈烈，兩人到死都沒化解，直接造成了北宋最後幾十年黨爭不斷，也是北宋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以道德而論，司馬光約束的是自己，卻沒有影響到別人，范仲淹卻影響了一大批人，同時期的歐陽修，之後的蘇軾等，都受到范仲淹的影響。他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是中國士大夫的一個精神追求。以此來看，我認爲范仲淹纔是真的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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