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經濟繁榮有哪些因素?北宋是如何創造這種奇蹟的?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唐朝末年，天下大亂，在經歷了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之後，宋朝於公元960年統一了中原大部分地區，史稱北宋。北宋自開朝直至1127年滅亡，歷經九位皇帝，國祚傳承167年。不同於其他皇朝的是，北宋自始至終始終富庶，並在某些經濟領域保持了長期的記錄，直至清朝全盛時期才被趕上。並且這種富庶在北宋滅亡後，繼續被金朝和南宋所繼承。
被世人詬病“積貧積弱”的宋朝確實羸弱，面對遼夏金的攻勢，大多處於被動挨打的態勢之下。但若說宋朝積貧，則言過其實，雖南宋和北宋合稱宋朝，但北宋對經濟繁榮的促進纔是最重要的，因此本文重點探討北宋的情況。那麼北宋是如何在五代十國的混亂基礎上，開創了封建社會中經濟繁榮的奇蹟呢?
吸取歷史教訓，推出重商輕武國策
北宋的富庶，源於朝廷政策在經濟層面的開明，而這種開明政策其實是有歷史原因的。唐朝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的局面出現，雖然從唐肅宗到唐憲宗的60多年裏，大唐帝國的中樞逐步壓制住了藩鎮勢力，但卻因此耗費巨大。鉅額的財政負擔最終引發民怨四起，農民起義爆發，成爲壓垮大唐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此後各處節度使形成事實上的割據狀態，到白馬之禍時，五代時期正是來臨。
唐朝曾對地方上的軍人專權進行過干預，甚至曾讓宦官從當監軍使，以此來監督地方將領的動態。然而宦官羣體內，素質層次不齊，更曾引發宦官掌兵專權的局面。五代時期，中原政權更迭頻繁，郭威、趙匡胤等人更以兵變上位，兵權成爲各路諸侯唯一倚重的政治資本。這樣的歷史背景和親身經歷，讓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忌憚萬分，爲此於深度參與策劃陳橋驛兵變的丞相趙普制定了一系列重商輕武的國家政策。人們或許會奇怪，爲何宋太祖杯酒釋兵權，那麼多高級將領會如此配合而不反抗。其實一方面是趙匡胤只是奪取了他們的兵權，但一旦發生戰事並不會完全將他們棄之不用，依舊會讓老將出徵;另一方面則是宋朝給予了這些將領大量的金銀田宅，足以支撐起一個家族的崛起了。
邊疆相對安寧，戰爭開支小，貿易環境穩定
五代時期，後唐大將石敬瑭遭到皇帝猜忌，於是起兵造反意圖篡權謀逆。石敬瑭爲了獲得已經崛起的大遼支持，幫助自己登基稱帝，便許諾割讓幽雲十六州，並向大遼進攻。遼國笑納之後，北地由此失去防禦屏障。然而遼國在接納農耕地區幽雲十六州後，其草原政權屬性發生劇變。只佔據遼國很小一部分的幽雲十六州，人口占據遼國六成以上，其農耕稅收極大的維持了遼國朝廷的財政穩定。遼國爲了應對這種新局面，開啓了南北兩院制度，形成了遊牧農耕二元統治模式。在這種統治邏輯下，遼國爲了維護幽雲十六州等與北宋接壤的農耕地區穩定，內部主和派始終佔據上風。
中原歷朝歷代，均需面臨草原遊牧民族的侵擾，成爲北境頑疾。然而宋朝的北疆自從檀淵之盟後，因商貿往來頻繁和遼國統治邏輯的變化，維持了百年和平。草原上確實會出現一些新興崛起的好戰部族，但這些無序的遊牧部落終究無法成事，因爲遼國因其自身的草原屬性，會定期到草原掃蕩一番，消滅這些可能威脅遼國統治的勢力。有遼國在北方守着，北宋自然不用頭痛草原民族了。邊境的安寧，以及宋遼兩家對商貿的共同需求，刺激了經濟的大規模發展。
貨幣經濟的繁榮與東亞貿易圈
檀淵之盟要求北宋每年需要向遼提供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雙方需要開通自由貿易互通。這其實是草原民族始終夢想的事情，漠北草原在中原割據之時，可以和中原交換自己急需的物品。但如若中原統一擁有了貨物的定價權，則草原部落就會被迫形成一個強大的聯盟才能與中原進一步爭奪商貿話語權。遼國通過條約獲得了戰爭原本的目的，並且還附加了頗具政治意義的歲幣條款。然而自由通商意味着整個遼國被納入經濟強勢的北宋經濟體系之內，歲幣的流入更打破了遼國的貨幣體系。遼人只認宋幣而不認遼幣，這讓對經濟沒太多概念的遼國居然最終放棄了鑄幣權，全國同行北宋貨幣。至此，以貨幣爲紐帶，漠北草原與白山黑水間均成爲宋朝經濟覆蓋範圍。
唐朝時，中原的經濟中心就緩慢南移，朝江南和蜀中兩個方向推動。到了北宋時期，中國的海外貿易規模已經十分巨大。江南地區臨海，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倚重遠超傳統的路上絲綢之路。於是大量宋朝銅錢通過商船流向海外，從東南沿海到日本列島、南洋羣島一線，居然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環繞中國的貨幣共同體。東洋、南洋地帶也因此成爲宋朝經濟的覆蓋範圍。錢幣的大量外流使得宋朝本土貨幣不夠用了，尤其是遠離漠北和海外的巴蜀一帶，爲了保證貨物的穩定交易，商人們聯合擔保發行了各種紙幣，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由此誕生。
社會組織結構的變化和技術大爆發
前面提及北宋的強勢經濟，形成了一個囊括整個漠北和東南海域的大宋經濟圈。那麼爲何北宋能夠形成如此強勢繁榮的經濟體系?僅僅依靠統治者重商輕武的政策就能夠取得如此成就嗎?其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成爲經濟繁榮的因素，甚至是主導因素。由於北宋後期對商稅的依賴，朝廷的重商主義政策得以持久進行。唐朝前期由於延續的是北周時期符合周禮的兵民一體制度，採納的是府兵制，對戶籍的管轄十分嚴格。唐朝城池裏做生意，是需要在“坊”內指定區域進行的。然而唐朝中期，由於土地兼併嚴重，府兵制基礎不復存在，募兵制開始實施，這樣收稅就成爲朝廷嚴管戶籍的唯一理由。可是宋朝從一開始就不太看重因戰亂而稀少的農業稅，因此也就放寬了對社會組織結構的壓制。“坊”這種制度因此也被取消了。
朝廷不再對社會進行緊密控制，民間貿易因此變得極爲發達，各種細分行業由此誕生。百姓的富足又進一步催生了大量第三產業的出現。不僅是金融行業發達，北宋的手工業同樣迅速崛起。航海造船、醫藥、大型工程建設、農藝，這些很早就曾在中國流傳但社會地位低下的行業技術，在宋朝集中爆發。商人地位的提高，人們對工匠的尊崇，刺激了行業經濟的發展，行業經濟的繁榮又反過來爲技術發明推廣提供了一個龐大的市場。宋朝沒有其他封建朝代重農抑商的舉措，儒生科舉失敗後往往轉而經商，武將文臣皆不會覺得經商有辱門楣，這客觀上爲商業領域提供了大量精英人才，亦是促進了經濟的繁榮。
綜上所述，宋朝，尤其是北宋得以迅速完成經濟體系的繁榮，既有歷史經歷的刺激，又和當時的經濟重心變化、地緣格局等因素有關。當東亞大陸各國財政收入皆需依賴商稅之時，這種繁榮得以持續。然而過分的輕視武力，居安而不思，這樣的繁榮終會消亡。女真人蜷局東北一隅，始終遭受遼國欺壓而未能分享這場經濟實惠，最終崛起推翻了遼與北宋，常使後人一聲嘆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