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明亡後遺民們爲何又重新討論“永樂遷都”? 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在有明一代的歷史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其對明代政治以致社會文化之風氣都有極大的影響，這一點自不需多言。在遷都之前，時人對於遷都利弊就有過很多爭論，無論朝野，意見均不統一。最終永樂皇帝乾綱獨斷，排衆議行遷都。而關於遷都的功過討論以“都燕之辯”的題目貫穿於明代始終。在一些特殊時刻，這一問題又顯得尤其尖銳，比如“土木之變”，則有人指斥其爲都燕之弊，而明亡之後，處境尷尬的明遺民則又重拾這一話題，並給了它新的內容。
明代士夫論爭好“借題發揮”，“都燕之辯”給了他們評論當時政治的良好素材。其時，李自成攻入京城，時論有議請崇禎皇帝遷都南方，徐圖再起，“都燕之辯”就在這樣的背景重被提起。而最終崇禎帝選擇了煤山自縊，不論是出於真的要以身殉國，還是爲當時言論所逼迫，但爲人所知的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那麼問題又回到了“都燕之辯”上，因爲這種形式的“守國門”也好，“死社稷”也罷，都是朱棣的預設價值。
崇禎“殉國”了，但南明的政權卻前仆後繼。亡國遺民自然就陷入反思，時論有認爲勸崇禎殉國爲“弒君”的說法，主張遷都;有人則認爲遷都就是怕死，就是投降，國亡就應歸罪於這輩“降臣”。沿着這一說法進行邏輯回溯自然就回到了遷都的利弊上(永樂是往北遷，明亡是往南遷)。
此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所謂“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在這樣的價值觀下，崇禎殉國，而遺民苟存本是“不合法”的，那麼“都燕之辯”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對遺民生存合法性的論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