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以前，招安可以說歷代皆有，尤其是兩宋。不過，兩宋雖然招安次數頻繁，但其時社會矛盾仍以民族矛盾爲主，因此無論是就招安的規模還是影響來講，均不能與此後的明朝相提並論。
明自正德時起，奸佞當道，社會矛盾激化，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其中尤以劉六、劉七等人舉事影響爲最大，他們先是同意負責鎮壓的馬中錫採取的招撫策略，後又叛歸山林，最終在王守仁的主撫之策下，才最終使叛亂得以平定。
明代農民起義至崇禎朝達到高潮，《明史》稱其時“羣盜滿山，四方鼎沸”，“盜賊之禍，歷代恆有，至明末李自成、張獻忠極矣”。這些舉事的義軍首領，不少直接受到了《水滸傳》招安思想的影響。張獻忠始初起義，明確表示圖的就是“異日招安”。
但是由於對朝廷招安誠意的疑慮，加之從《水滸傳》悲劇結局中吸取的教訓，明末各路義軍雖表面聲言效仿宋江之招安與忠義，實際僅將其作爲鬥爭的策略罷了，那種死心塌地且毫無條件地接受招安少之又少。而當時明廷“委政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這就使得明末招安問題比此前任何一個時代都顯得更爲突出，當然影響也更大。
崇禎三年(1630年)義軍初起時，負責剿撫的陝西三邊總督楊鶴即主撫，但招安效果差強人意，楊鶴最終也因所撫義軍的再度叛變，以主撫誤國罪下獄論死。實際上此次招安來自上意，楊鶴只不過是這一策略的執行者罷了。崇禎四年(1631)，朱由檢在詢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事時，便已表示“寇亦我赤子，宜撫之”。因此，在該年批給楊鶴的招降奏章中，即明確指示他“相機招安、允協朕意”。此次招安失利，使崇禎帝有所悔悟，負責核奏此案的吳甡，事後說：“先剿而後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帝王討賊定案。今渠魁借招安爲名，給札予官，反殺脅從，戮良民，以克功級，天下之禍有決裂不忍言者。前此塘報多矇蔽，上始知言撫者誤，諭督撫鎮道等官如按臣言，殲渠散黨，毋再蹈覆轍”。
明末農民起義自楊鶴主撫而始盛，然而繼之“專辦流賊”的陳奇瑜，似乎並未從中吸取教訓。初剿成功，陳奇瑜即以爲“湖廣賊盡，鼓行而西，謂賊不足平也”。官軍四集，義軍十分懼怕，遂“悉遁入興安之車廂峽，諸渠魁李自成、張獻忠等鹹在焉。峽四山巉立，中亙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山口累石塞，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當是時，官軍蹙之，可盡殲”。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殲敵機會，然奇瑜無大計，又本主撫，在左右將帥的慫恿下，遽許李自成、張獻忠的僞請降，“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勞遣歸農。每百人以安撫官一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諸將無邀撓撫事。諸賊未大創，降非實也。既出棧道，遂不受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攻掠諸州縣，關中大震”。若從此後義軍發展的情況來講，此次李自成與張獻忠的僥倖逃脫，恐怕是最令明廷士大夫扼腕痛惜的。
清初史家査繼佐稱:“賊始於楊，亦烈於楊。前則恇怯圖苟安養寇是也，後則增餉斂怨，因而長亂。養寇在一方，長亂滿中原矣……鶴與嗣昌生不凡，是奇誤也。夫既誤，雖奇亦庸。庸而誤，誤小;以奇而誤於庸，誤大”。楊鶴與楊嗣昌父子前後主掌明末剿撫大局，竟皆主撫，一養寇患成，一令大局崩壞不可收拾，確實是“以奇而誤於庸，誤大”。楊嗣昌本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之策，征剿之初，頗見功效，京軍屢捷，義軍頗懼。然援引倚任熊文燦，文燦實無才，居官福建、兩廣時，以招降海寇敘功升遷，曾因招撫劉香損官折將，崇禎責其“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安得登舟降體?督臣節制何在?”
受聘楊嗣昌後，熊文燦仍效故技，以招撫爲主，楊嗣昌心雖非之，既已任之，亦不得不在崇禎帝前曲爲之解。“文燦下令，殺賊者償死。賊不肯從，則齎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賊’”。張獻忠等人窮蹙之下，紛紛請降，文燦遂上言:“臣兵威震慴，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惟革、左及馬光玉三部尚稽天誅，可歲月平也”。但張獻忠等人並非真降，不過藉此請餉、請官、請地、請關防而已，文燦悉與之。楊嗣昌當初建議崇禎皇帝加餉，“本藉以剿賊，文燦悉以資撫”。“獻忠列軍狀曰請備遣。既而三檄其兵不應，朝野知獻忠必叛也。其後，汝才降，不肯釋甲。及進忠、萬慶等並降，文燦以爲得策，謂天下且無賊也。五月，獻忠遂反於谷城，劫汝才於房縣，於是九營俱反。初，均州五營懼見討，自疑，相與歃血拒獻忠，無何亦叛去。”熊文燦雖在崇禎的震怒之下，坐大辟棄市，但明朝因此敗局已定，無可挽回。
楊嗣昌、熊文燦主撫失敗後，明廷山河日下，很快覆亡。在此種情勢下，人們對明末招安誤撫的反思，已不僅僅停留在經驗總結的層面上，更多的是透露出無可奈何的悲嘆與痛惜。其實明末的招安失敗，重要的是明末的招安不僅貫穿始終，且具左右整個戰局的力量。更有甚者，明廷當政者雖前後皆主招安，但事先並無周密計劃，亦不詳察真僞，具體實施更是形同兒戲，不但未能借此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很多情況下反爲義軍所利用，成爲其發展壯大的有利條件。因此可以說在整個中國農民戰爭史上，明末的招安誤撫堪稱絕無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