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宰相”是怎麼演變的?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先秦時期有相國、相邦等名稱，但它們跟丞相一職確有不同，據出土文物秦國東陵器物上刻着的金文：“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這證明相國與丞相當是兩種不同的官職，而且是同時並存的，據歷史學家們的嚴謹考究，他們大膽推測丞相是相邦的副手，相國等於相邦，亦可簡稱“相”，地位高於丞相。
先秦建築風格
秦國的第一個相國是樛遊，後來秦武王增設左右丞相作爲相邦的副手，此後相國與左右丞相同時並存。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保留了原來的左右丞相制，卻不再設立“相邦”一職。秦二世時，秦朝又加設了“中丞相”一職，此時左丞相、右丞相、中丞相同時存在。這符合歷代宰相職能不斷下移的規律，既可避免功臣位高權重，又可防止封無可封的尷尬局面，以維繫皇帝的絕對權力。
漢承秦制，因老劉家的皇帝出身草莽，劉邦本人更是地痞流氓一個，其根本沒有治國理政的經驗和能力，故其崇尚“黃老”之學，以“無爲”治國。但是，國無爲而治卻不可不治。於是，西漢初，復設相國，同時丞相依然是相國的副手，直至諸呂被剷除後，呂產成爲最後一位正常任命下的相國，此後丞相即皇帝之下的最高權位，直至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改丞相爲大司徒。自秦算起，丞相一職存在了三百多年。自哀帝至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年)這兩百餘年間不設丞相，建安十三年曹操復設並自任丞相，但不久之後，曹操便被封爲了魏王。
先秦貨幣
三國魏晉南北朝這三百七十年間，除蜀、東晉初年和北朝的較短時間外，不設丞相。此後的隋唐宋時期也基本不置丞相。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亦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的情況屬於統治機構對官制繁瑣而行政效率低下問題的調整，但只是再一次重複宰相職能下移的循環罷了。元朝於中書省置丞相的情況是爲了滿足最高統治者及大部分貴族階層不精通漢文化的統治需要。明清是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制度的巔峯，故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宰相。
那麼爲什麼筆者在上文中要將“丞相”、“宰相”分開呢?筆者此處的“宰相”並非是稱呼、職位，而是指職能，在中國歷史上“丞相”或許具有“宰相”這一職能，但有時候“宰相”的職能並非落在“丞相”這一職位上，這種時期的“丞相”或成爲榮譽的虛銜以嘉獎功高的老臣，或是遭到了不正常的攫取，例如董卓自立“相國”而奪取了原屬於“司徒”的“宰相”職能。
商鞅
那麼，如前文所說，“宰相”的職能基本上是不斷下移的，也就是說，歷朝歷代承載“宰相”職能的具體官職也是不同的。究竟是如何不同呢?我們來看看中國古代“宰相”的演變。
自秦始，中國開始了專制皇朝的歷史，如果說秦奠定了中國古代官制的基礎，那麼漢則將這種基本官制發展完善。怎麼算完善呢?
漢初，承秦制，三公分爲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掌外朝事的同時，具有出入禁中的權利，可與皇帝商討國家大事，具有議事權。御史大夫的辦公場所就在禁中，御史掌管文書，故御史大夫某種意義上可算中朝官之首。之後，御史大夫有了正式官署，搬到禁中之外，在存放文書的官署中間需要一種人負責傳遞信息，於是尚書、中尚書等祕書職位誕生了。漢武帝是位雄才偉略的帝王，他改變了漢初三公尤其丞相、太尉權力過重的情況，確立了中外朝制度，設立了中朝官。
爲了方便大展宏圖，武帝舉用賢良文學之士，於本官外，另加侍中、給事中等職，讓他們出入禁庭，與聞大政。武帝還參用宦官爲中書謁者，掌尚書之職。尚書本是“少府”的屬官，武帝使掌文書章奏，傳遞文書雖仍是其職權主體，但新增了保留兩府文書供皇帝取閱之責，部分有審閱評議文書之權，地位日漸重要。
曹操
昭帝時期，霍光以領尚書事身份輔政，帶動尚書職權的較大變化。代行皇帝權力，審批百官文書，以尚書向外朝官傳達指示、瞭解情況以及責問，“尚書令受丞相對”，權力有所擴大。
成帝“綏和改制”，以大司馬、大司空和丞相合稱“三公”，俱爲宰相之職，三公開始平起平坐，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這四曹是：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後來又加三公曹，是爲尚書五曹，尚書機構完善並擴大了。
東漢建立以後，光武帝吸取了西漢後期權臣當政、外戚篡權的教訓，極力加強皇權，在官制上徹底落實了“三公鼎立制度”。後面的皇帝逐漸加重尚書的權力，擴大尚書的機構，以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並以尚書僕射爲其副，分六曹，六曹尚書連同令、僕二人，合稱“八座”。此時尚書已有龐大的組織，而且權力“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
劉邦
此時的三公掌握國事決策權力，尚書以集議制度提供參考，以三公爲主的前提下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決議。二者並舉，皆爲東漢中央最重要的行政機構。當然，東漢末，權臣篡位之前，罷三公，置丞相，篡位後又取消丞相，復置三公，以丞相一職作爲上位的臺階的情況是例外。實際上不僅是東漢末年如此，此後歷代王朝末年的權臣篡位都需要經歷這一過程，逐步完成兩姓之間的權力交接，保證所謂“正統性”和新王朝統治秩序的穩定。
尚書機構在東漢時稱臺，魏晉以來漸漸改稱省。魏晉時期，尚書檯已基本成爲宰相機構，尚書檯長官已基本相當於宰相。尚書不僅作爲近臣在宮中與皇帝議政，而且代替三公監督百官執行各項決定，處理日常政務。
尚書在邁出向宰相機構進發的第一步時業已成爲外朝官，新的中朝官及其機構也隨之發展成型，那就是“中書令”及“中書省”和“侍中”及“門下省”。
“中”即宮中、宮內。由漢武帝近臣身份發展而來，昭帝時期逐步定型。作爲重大決策的參謀、“出入禁門腹心之臣”，多在宮廷內部理事，是皇帝個人的心腹謀臣。其組成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般是大司馬、將軍、侍中、中常侍、諸吏、散騎等。其主要職權一爲參謀與顧問，二爲集議與提供方案，並無實際行政權力。
那麼“中書令”和“侍中”後來何以成爲“宰相”職權的承載者呢?
關鍵在於其掌握了“審閱評議文書之權”。倘若近臣或中朝官擁有了“審閱評議文書之權”，那麼當王朝出現政治不穩的情況，如幼主繼位、皇帝重疾無嗣等情況時，很容易催生出像霍光、曹爽這般的輔政大臣，其往往以外戚、宗室的身份領、錄尚書事，冠以大將軍或大司馬之銜，帶動“尚書令”、“中書令”、“侍中”等職的職權發生較大變化。
而這種變化的結果視輔政大臣的品質和素質而定，似霍光順利完成權力交接任務者畢竟少數，多數情況是統治階層內部以及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矛盾激化，要麼佞臣當道，引發農民起義或“清君側”，要麼權臣野心膨脹，欲取而代之，成功者如司馬懿、司馬昭父子，失敗者如桓玄、宇文護。不管怎麼說，這只是中國古代專制制度的週期性自我清洗，不算曆史循環論，因爲每個時代每種情況的具體矛盾不盡相同，但總歸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中書機構逐漸發展成“中書省”，“侍中寺”逐漸發展爲“門下省”。到唐朝時，三省正式並立，其長官皆爲“宰相”，原來的九卿成爲閒職，而尚書省的六部上升爲具體行政機構。這期間新的中朝體系再次形成，比如高宗、武周時期的“北門學士”和玄宗以後被稱爲“內相”的“翰林學士”，再到後來的“樞密院”。
所以每個時代的“宰相”職能是落實在不同職位上的，有些名臣或許曾有過力挽狂瀾之舉，或許一度一下萬上、權傾朝野，但他卻算不得“宰相”。祝總斌先生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指出“宰相”的標準是具有議政權和監督百官執行權。在中國古代的官制演變中，近臣往往侵佔“宰相”的部分議政權，卻無“監督百官執行權”，真正的“宰相”亦可能在特殊時期，只有“監督百官執行權”。
總的來說，宰相機構和祕書機構都是不斷髮展的，其職權在不斷完善。祕書、諮詢機構一開始只是由侍奉皇帝的近臣組成;後因其成員可出入禁中的便利性，開始負責文書的傳遞和保管工作;然後逐漸發展爲顧問參謀，獲得部分議政權;祕書機構和諮詢機構逐漸壯大之後，就有了正式的官署和成員，職責開始分開，分別負責草詔和審覈，並在制度上確定下來;當其聲望和地位得到普遍認可時，則進一步明確了品級，新的宰相機構就誕生了;隨之而來的，是新的祕書、諮詢機構的發展過程，而原來的宰相機構則被廢除，原來的宰相成爲尊寵的虛職。
宰相權力的不斷下移和分散，使得皇權逐漸集中，專制得以加強。當然，因爲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治理的複雜程度在提升，以上規律在宋元之後出現了新的變化，但總的趨勢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