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爲了制衡胤禩、胤禟、胤禵，搞了一些政治上的花樣，但這些花樣、戲法靈不靈，還要看雍正在政治上有無起色。年羹堯平定青海叛亂不啻於向朝野內外宣告雍正的“知人之明”，而且青海問題康熙都沒有解決利索，到了雍正手裏不到幾個月就出奇地料理乾淨，這讓那些原本心存反對的敵對者也說不出來什麼。隆科多在擁戴雍正即位上立了第一功，年羹堯並沒有直接參與擁立，所以，在雍正即位這件事上，年羹堯遜於隆科多。可是到了清雍正二年，年羹堯建功西北，比較胤禵當初還要風光，勢頭開始超越隆科多，成爲雍正在這一時期的頭號寵臣。年羹堯最巔峯的時候拜撫遠大將軍不說，還賜封一等公，年羹堯的父親年遐齡也受封一等公、賞加太傅頭銜，兒子年斌受封一等子(子爵)，說起來真是闔門顯達。年羹堯是川陝總督，可手伸得很長，雲南的事情他也能管，山西巡撫不按照年羹堯的話辦事，雍正就把這個巡撫給撤了。朝廷有重大人事變動，雍正也徵求年羹堯的意見，年羹堯保薦的人，吏部、兵部都特別重視，當做大事來辦，一時號稱“年選”;雍正還親密地對年羹堯說：“你此番心行，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這還不算，雍正對年羹堯賭咒發誓說：“朕不爲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也就是說雍正不當一個好皇帝，第一個就對不起年羹堯。這種肉麻的話簡直是亙古未見。雍正賜給年羹堯荔枝，爲了保鮮，讓驛站派人狂奔，從京師到西安只用了6天，比起當年“一騎紅塵妃子笑”的楊貴妃，似乎也不差什麼。年羹堯雖說是“藩邸舊人”，可並不真正瞭解眼下這位新皇帝，他滿以爲皇帝對他這麼好，即使不能天長地久，也不至於出什麼意外。所以，他根本不做多餘的考慮，進京朝覲時，王公大臣下馬問候他，他也就點點頭，有些臣僚跪接，他連看都不看一眼。
年羹堯氣焰熏天的同時，隆科多也風生水起、煊赫一時。隆科多擁戴雍正即位，受封太保、吏部尚書、理藩院尚書、《聖祖仁皇帝實錄》總裁官、《大清會典》總裁官、《明史》監修總裁。雍正提到他總是叫他“舅舅”，親熱程度是比較少有的。年羹堯得寵看不起隆科多，雍正當然不能告訴年羹堯隆科多擁戴他即位的事，只能旁敲側擊地說：“舅舅隆科多，此人真聖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羣拔類之稀有大臣也。”隆科多一人兼了這麼多的“臣”，威猛程度明顯高於年羹堯，雍正還怕這兩人心裏彼此結成什麼疙瘩，專門指定年羹堯的長子年熙過繼給隆科多爲兒子。隆科多已經有了兩個兒子，得到這個過繼的年熙便告訴雍正說：“臣命中當有三子，今得皇上加恩賞賜，直如上天所賜。”他還表態說：“我二人(指他和年羹堯)若少作兩個人看，就是負皇上矣。”這就是他準備和年羹堯團結到底的意思，雍正、年羹堯、隆科多“三位一體”的“千古君臣知遇榜樣”，沒有像雍正自己說的那樣，更沒有像年、隆期待的那樣，不過一年多的光景，新皇帝就翻臉了。
雍正爲什麼對年羹堯、隆科多翻臉?
年羹堯、隆科多本來是雍正對付胤禩集團的兩把利刃，沒想到先於胤禩集團走向覆滅。到底原因何在?以往一些清史研究者多以年羹堯、隆科多“驕縱不法”作爲唯一的答案，這是不準確的，也沒有道出年、隆遇難的真相。“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的歷史現象儘管較少，可並不是沒有。南宋名將岳飛是宋高宗趙構一手提拔起來的大將，之所以遇害，主因無非兩條，第一條，阻礙趙構的和談大計;第二條，深觸趙構的忌諱之處。第一條衆所周知，第二條指的是岳飛曾經對趙構說建議立趙伯琮爲皇太子。趙構因爲早年受到金軍追擊的恐嚇以致陽痿不舉，他收養了兩個宗室的孩子，一個叫趙伯琮，一個叫趙伯玖，沒有最後確定立哪一個爲皇太子。岳飛出於一片赤誠，直言立趙伯琮爲太子，這件事在當時就有人私下裏反對岳飛直言，認爲岳飛是大將，不宜談論立儲這樣的大事。岳飛不聽，果不其然，他的話一出口立刻遭到趙構的極大反感，趙構說：“你是大將，手握重兵，這種事情不宜你來介入。”宋朝防備武將干政是國策，歷代君主都把武將參與政務看做是頭等的忌諱，岳飛雖然出於忠誠可也因此招致殺身之禍。從岳飛的例子我們就能看出來，雍正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收拾掉年羹堯、隆科多，根本一點在於年、隆觸及到雍正的最大忌諱，必欲除之而後快。
那麼，雍正最大的忌諱是什麼呢?
就是圍繞皇位的繼承。雍正“得位不正”，胤禩、胤禟、胤禵這些人雖然口不能言，可不等於心裏沒有表示，不等於行動中沒有流露，所以，儘快地除掉胤禩、胤禟、胤禵這些政敵和知情者，是雍正的既定方針，而年羹堯、隆科多在這件大事上則並不熱衷，這就觸動了雍正的忌諱，讓雍正萌動了殺機。
我們先來看年羹堯的下場。
年羹堯在雍正眼裏是一個有“前科”的人物，早在皇子時代，雍正就因爲年羹堯曾經示好於皇三子胤祉的門人孟光祖而大動肝火，罵年羹堯是“惡少”，還威脅年說要去皇帝那裏揭發，搞得年羹堯不得不俯首帖耳。可是，年羹堯雖說是雍正所謂的“藩邸舊人”，但畢竟也是朝廷的封疆大吏，雍正貴爲皇子卻沒有直接統屬年羹堯的權力。最讓雍正深感忌諱的是，皇九子胤禟曾派外國人穆景遠拉攏年羹堯，穆景遠對年羹堯說：“九阿哥貌似有福之人，將來很有可能會被立爲皇太子。”年羹堯並不爲所動，可這一場景卻被雍正深深地記在了心上。此後胤禟被軟禁在西北交給年羹堯管理，年羹堯上奏說胤禟“頗知收斂”，這明裏已經給胤禟說好話了，雍正不以爲然地批駁說，胤禟是奸宄叵測之人，繼續提防才行。可見在整治胤禩、胤禟這件事上，雍正、年羹堯是有一定分歧的。要說年羹堯擁戴雍正即位這點上應該沒有太多的疑問，主僕關係儘管不很密切可也休慼相關，胤禵從西北迴來，年羹堯一個人受命於危難之間，用了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平定了羅布藏丹津的叛亂，給雍正掙足了臉面。但是，年羹堯誠心誠意擁護雍正與堅定支持他用激烈的手段對付胤禩、胤禟乃至胤禵又是另外一碼事。年羹堯就近監視胤禟，自然和胤禟少不了打交道，加之以前的淵源，胤禟爲何許人，年羹堯當然清楚。在年羹堯看來，胤禟此人並無才具，不值得下大力氣提防，而且，胤禟就算是不服雍正，可也沒有到了公開造反、挑動鬧事的地步。胤禟在西北和親信穆景遠說過這樣一件事：“有人給我送來一個帖子，上面有山陝百姓說我好，又聽見我很苦的話。我看了帖子，隨着人送還了，向那人說，我們兄弟沒有爭天下的道理，此後要再說這話，我就叫人拿了。”《文獻叢編》第一輯《允禩允禟案·穆景遠口供》。有人出面鼓動胤禟硬性對抗雍正，胤禟不同意，他的態度是他儘管不服乃兄，可這也是兄弟間的家務，不能走到爭天下的地步。這說明胤禟此人雖然才能平平，可腦筋並不糊塗，而且也不準備採取什麼極端的手段進行報復。年羹堯對這些情況、包括在西北的一些之於胤禟的總體印象，他不可能不瞭解，而且，他比雍正瞭解得更爲直接。按照年羹堯對胤禟的觀察，他認爲像胤禟這樣的人物雖有怨氣，但只要看管得當，出不了大的紕漏，沒必要對其趕盡殺絕。年羹堯的這種念頭導致他在胤禟、胤禩問題上的含糊不清，這就給雍正造成一個錯覺，感到年羹堯不再像以往那樣俯首帖耳、唯命是從了。如果是其他人這麼做，雍正倒也不用過多地擔憂，唯獨年羹堯、隆科多這樣重量級的人物假如有了類似的想法，那就比較麻煩。
《雍正朝起居注》中記載在清雍正二年四月初七，雍正對大臣們不乏抱怨地說過：“爾諸大臣內，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謂允禩(胤禩)賢於朕躬，爲人足重，能有益於社稷國家，朕即讓此位，不少遲疑。”這樣有失分寸的話出自一個即位已經兩年的皇帝之口，足以說明這位皇帝當時所處的地位以及他的對手的威望。雍正這麼說，底氣不足的同時也是警告大家不要站錯了政治隊伍，年羹堯同樣也在被警告之列。清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即將吹響清洗年羹堯號角的前兩天，雍正說：“在廷諸臣爲廉親王(胤禩)所愚，反以朕爲過於苛刻，爲伊抱屈，即朕屢降諭旨之時，審察衆人神色，未嘗盡以廉親王爲非。”雍正這裏說的“在廷諸臣”顯然包括年羹堯，因爲同一天，雍正再給李維鈞的奏摺批示上寫道：“近日年羹堯陳奏數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純，大有舞智弄巧潛蓄攬權之意。”還要李維鈞逐漸和年羹堯疏遠。此前有人判斷指責揆敘、阿靈阿這些皇八子胤禩的死黨的主意可能來自於年羹堯，雍正立刻加以否認，這從側面也反映出雍正、年羹堯在處理胤禩集團上的一些分歧。
雍正對胤禩、胤禟包括胤禵都要除之而後快的，可年羹堯卻有一點不同看法，年倒不是同情他們，而是覺得沒有必要這麼窮兇極惡，然而，年羹堯這麼考慮問題卻犯了雍正的大忌。雍正本來就對打擊胤禩集團有些底氣不足，需用藉助年羹堯、隆科多的響應，偏偏這兩個人在這個問題上不那麼百分之百地順從，雍正後來說整治年羹堯在他看來是“深悉年羹堯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爲也”。這說明雍正並不擔憂年羹堯個人會有什麼不利於皇權的舉動，而且年也不敢，雍正最爲擔心的是以年羹堯這樣的身份和這種“糊塗心思”一旦給胤禩集團加以利用，那就麻煩大得很了。因爲雍正能有今天的局面靠的就是內仗隆科多、外倚年羹堯，而且年羹堯不同於隆科多，他手握重兵、遠懸西北，如果有人以他爲外援的話，給新皇帝造成的壓力就不容忽視，這也就是雍正念念不忘地多次引用當時一句謠言即“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來警告年羹堯的理由所在。
另外，年羹堯隨着恩寵的加重不但沒有提高自身的審慎，反而有些驕恣，他給督撫、將軍的行文不以對等的口氣，而是用長官訓誡僚屬的口吻、規格，這就是等於把他自己凌駕於督撫之上。在年羹堯的身邊聚集了一大批官員爲之喝彩、奔走，隱然形成了一個年氏小集團，雍正自己當年依靠結黨獲取皇位，所以，他對於臣下結黨最爲忌恨，年羹堯幾乎沒有遮掩地提拔他自己的親信，雖然這方面雍正給了他一些特權，可年羹堯卻錯會了雍正施恩的真正意圖在於要他謹守臣節而不是飛揚跋扈。種種誘因讓雍正感覺除掉年羹堯、隆科多比之清洗胤禩、胤禵、胤禟更爲重要，一則年、隆的實力看漲，他們不同於胤禩、胤禵、胤禟已經身列異黨，而是以皇帝的寵臣面孔出現，如果不及早地清算他們，必然讓更多產生誤解的臣僚加以追隨，尾大不掉的形勢就會益加嚴重;二則清洗年羹堯、隆科多可以展現新皇的權威，所謂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年羹堯能從川陝總督變成一等公、撫遠大將軍，也能從一等公變成一等罪人，這些霄壤之別都來自於皇帝一人的手段;三則清洗年羹堯、隆科多能讓胤禩黨人徹底斷了藉此二人興風作浪的念頭。有此三點，年羹堯不死也得死了。
年羹堯第一次進京榮耀無比，第二次則有些實質性的變化。雍正嘴上說他“公忠體國”，實際已經開始打他的主意。年羹堯是十月份到的北京，十一月十三日，雍正就跟年羹堯的好友、直隸巡撫李維鈞打了招呼，要他疏遠年羹堯。李維鈞原本是年羹堯推薦給雍正的，李的妻子還是年羹堯的親信的乾女兒，兩家走得很近，雍正給李維鈞吹風表明年羹堯的問題已經提上了日程。緊接着，高其倬等封疆大吏都先後收到雍正的祕密批示，要他們逐漸和年羹堯劃清界限，站到皇帝這一邊來。與此同時，雍正提拔年羹堯的對立面李紱、蔡珽，李、蔡當年本來是年羹堯在雍正面前提起來的，後來因爲一些個人恩怨，雙方鬧得很不愉快，雍正就利用這一點，給李、蔡打了招呼，讓他們出面揭發年羹堯。雍正在做好了收拾年羹堯的準備工作以後開始有計劃地敲打年羹堯了。清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他陰陽怪氣地在年羹堯的奏摺上批示道：“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難，終功難。爲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言外之意就是告訴年羹堯，既然做臣子的守功難，那也就別怪做君主的“保恩難”了。可惜年羹堯還認爲雍正不會對他怎麼樣，就在下一年，即清雍正三年正月，又辦了一件臭事被雍正徹底抓住了藉口。這一年的正月，年羹堯的親信胡期恆彈劾陝西道員金南瑛，年羹堯沒有想到這位金南瑛大有來頭，他是雍正的頭號心腹兄弟怡親王胤祥保薦來的，參奏金南瑛就等於給胤祥下不來臺，而在此之前年羹堯對於胤祥已經缺乏足夠的禮貌，譏諷胤祥表裏不一，雍正如今看他舊病復發，再次對胤祥進行挑釁，不禁勃然大怒，公開指責年羹堯、胡期恆大搞朋黨。二月裏，年羹堯把奏摺上稱讚皇帝的“朝乾夕惕”寫成了“夕陽朝乾”惹怒雍正，雍正小題大做地指責年羹堯，進一步威脅年羹堯說：“(年羹堯)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歸之於朕耳……年羹堯青海之功，朕亦在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堂堂清帝國的最高當局和他的臣下竟然像小孩子“過家家”玩遊戲一樣誇張，做臣子的因爲筆誤寫錯了字，皇帝就說你過去的軍功我可準備反悔呢。這樣子鬧來鬧去的結果就是一條，那就是讓年羹堯儘快下臺。四月，年羹堯被罷去撫遠大將軍，調爲杭州將軍，清初的這幾位撫遠大將軍的命運都有些差勁，圖海做撫遠大將軍，野史上記載此公後來是給康熙嚇死的;福全做撫遠大將軍，因爲作戰不夠徹底也被責罰;胤禵做撫遠大將軍不僅丟了皇儲還差點賠上一條性命;至於年羹堯則徹底玩兒完。
政壇上歷來都講究“牆倒衆人推”，年羹堯一旦失寵，他的朋友忽而都變成了仇敵，李維鈞首先大罵年羹堯“冒濫軍功、侵吞國帑”，繼而李紱便直接請求皇帝處死年羹堯，田文鏡也主張誅殺年羹堯。在對年羹堯落井下石方面，雍正的親信當中數李紱、田文鏡扔的石頭最大。清雍正三年九月，雍正下令逮捕年羹堯，十二月議罪，給年羹堯列了92條大罪，十二月賜死年羹堯。就在年羹堯死前一個月，他的妹妹、也就是雍正的貴妃年氏也病死，有人認爲她如果活着的話，年羹堯家族或許還會被從寬處理，這是不可能的，因爲雍正對待政治對手素來不留任何情面，後來即便是他的親生兒子他也一律可以處以極刑，所以，年氏即便死在年羹堯的後面，年羹堯的下場也不會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觀。雍正給年羹堯羅列的所謂的92條罪狀，除開年羹堯接受賄賂等幾條罪狀還算有點影子，其他的都是故意羅織、深文周納。例如指責年羹堯“僭越”，也就是不守做臣子的禮儀，說年羹堯吃飯叫“用膳”，送給別人東西叫“賜”，接見屬員叫“引見”，這些詞本來都是皇帝專用的，年羹堯擅自使用就是“僭越”，可是，雍正的另外一個寵臣李衛也曾經如此大膽地“僭越”過，翻開《硃批諭旨·李衛奏摺》，清雍正二年九月初六，雍正在給李衛的批示中指出：“川馬、古董之收受，俱當檢點。兩面‘欽用’牌，不可以己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態，何須乃爾。”從這段批示中我們可以看到，李衛一樣接受賄賂，一樣把自己的執事牌子寫上“欽用”的字眼，可是雍正對他不過是罵了兩句而已，說他有點小人得志的意思，再無其他嚴厲的指責。清雍正二年，李衛當時的職務不過是雲南布政使，遠不能與年羹堯的一等公爵、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的地位相提並論，何以李衛“僭越”，雍正就輕描淡寫呢?實際上李衛的驕縱，連年羹堯都有所耳聞，他直接批評過李衛這個缺點，但卻被雍正輕輕放下不提，李衛後來在浙江擔任總督的時候還在西湖花神廟給自己以及妻妾搞了一個不倫不類的“湖山神位”，把自己吹捧成浙江地區乃神乃聖的“大仙”，乾隆南巡時看到，下令拆毀。由此可見，李衛所謂的“驕縱”正是在雍正的庇護下完成的，只要皇帝支持、信任的人，即便受賄、僭越也不過是小問題，而一旦失寵，那麼這些問題很快就上升到政治高度上來，年羹堯致死的主因既不是受賄，也不是什麼僭越，而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年羹堯由於在胤禩、胤禟等人的問題上與雍正的分歧被雍正視做“不可信”，從而擔心他會被政治對手利用，遂決定先下手爲強將年羹堯處決。在殺年羹堯這件事上，當時民間就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一些知識分子對年羹堯很具同情色彩，汪景祺在《讀書堂西征筆記》中就善意地提醒年羹堯注意皇帝老兒的“卸磨殺驢”，可惜年羹堯沒有當回事兒，年羹堯一出事，雍正很快找茬把汪景祺給殺了。因爲年羹堯軍功顯赫，他被貶到杭州時，坐在涌金門一側，販夫走卒見到年羹堯都不敢上前，說“年大將軍在此”(此處可以見昭槤的《嘯亭雜錄》)而作爲後來雍正確定的皇儲弘曆(乾隆)，也對年羹堯抱有很大的同情，他堅持認爲像年羹堯這樣難得的名將應該留下來應對西北的戰事，此事來自於《永憲錄》之《續編》(該書第335頁)的記載，當時朝中無人敢對年羹堯事件發表真實看法，只有弘曆一個人這麼說，可他的觀點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從後來雍正在西北兩路用兵缺乏得力的大將這一事實來看，弘曆的建言比較具有遠見。年羹堯如此人望，也就差一死了。
年羹堯既死，“真正當代第一超羣拔類之稀有大臣”隆科多也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