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之後，在建都何處問題上倍受困惑，起初定都洛陽，然因其謀士張良言盡關中百般之好，以及當時爲加強關中的統治，漢朝最終帝都於長安，而洛陽則作爲“東都”，直至王莽篡位，我們稱其爲西漢。
在西漢王朝風雨飄搖之時，身爲漢系子孫的劉秀則在宛城爲光復漢業(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南陽)起兵討伐王莽政權，之後力爭羣雄最終成爲最後的勝利者，再次統一華夏，再次建立漢朝，而此時之漢，則被後人稱之爲東漢，然東漢之得名，乃是因其定都洛陽，因洛陽地處長安之東，遂被後人稱之爲東漢，而漢光武帝劉秀爲何棄長安而都洛陽?
公元25年六月，劉秀即皇帝位，其後坐鎮河陽(今河南孟縣西)，指揮圍攻洛陽的戰鬥。十月，守城將軍大司馬朱侑舉城投降，劉秀“車駕入洛陽，幸南官卻非殿”，宣佈定都洛陽，因漢爲火德，忌水，故改“洛”爲“雒”。從光武帝定都洛陽至獻帝遷都長安，洛陽爲都共歷十二帝196年。
《後漢書·光武帝紀》載劉秀爲漢高祖九世孫，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也被認爲是前漢王朝的繼續，那他爲什麼沒有依前漢舊制定都長安，卻定都洛陽呢?後世史家和學者除了對地理形勝的肯定外，便是以歷史上盤庚遷都爲根據。筆者認爲這裏面有着深刻的經濟和政治原因。
長安地區歷史上呈週期性繁榮，西周時定都長安，秦、西漢、西晉、隋、唐也都定都長安，可以看出，這些王朝基本上都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強大的王朝，它們有足夠的力量抵禦西北少數民族的入侵，並利用八百里秦川的沃土滋潤、壯大着自己的國力。但是它們在使關中一帶繁榮興盛的同時，也把這一地區的地力耗盡了，(如唐朝的皇帝就不得不多次“就食洛陽”)繼之而起的王朝如繼續定都與此，則發揮的餘地甚小。另外一個原因是王朝末期的動亂對長安地區的破壞。王莽統治時期，長安先後數次被攻破，人口銳減，滿目荒涼，昔日的恢宏與繁盛蕩然無存，已喪失了繼續爲都的條件。
劉秀本是南陽的世族地主，他建立政權主要依靠起自宛洛一帶的地方割據勢力，他必須避開其它地方割據勢力的鋒芒，待鞏固了自己的根據地、站穩腳跟之後才能再做企圖。同時，來自北方的匈奴的威脅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漢王朝天下未定，還沒有足夠的精力同匈奴對抗，“退避三舍”未嘗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從地理位置看，洛陽地處黃河中游南岸，跨伊、洛、澗幾條河流，北倚邙山，南對伊闕，東據虎牢，西有崤阪，素有“河山拱戴，形勝甲於天下”之譽。按張華的說法，洛陽是一個恃險防禦、虎踞龍盤的地方，“調在中樞，西阻崤谷，東望荊山，南望少室，北有大嶽三河之分，風雨所起，四阻之國”。洛陽居天下之中，地理位置險要，歷來爲兵家必爭之地。另外，伊洛平原地力肥沃，周圍水路發達，漕運便利，可以很好地解決京師的供應問題，使皇帝坐鎮中央，遙控天下，集中精力維護自己的統治。
正是基於以上各種原因，劉秀才最終放棄長安，定都洛陽。歷史證明這一選擇在當時是明智的，它對於維護東漢的統一穩定、促進封建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安居樂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以洛陽爲中心的關東地區由此進入了長足發展的歷史階段，繼東周之後，洛陽重又走上了中國歷史政治的前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