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8日，西北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開國上將、時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的閻紅彥在昆明軍區的一個祕密軍事基地突然去世。閻紅彥的死，在雲南，乃至全國引起了強烈震動。一位曾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赫赫戰功的陸軍上將，沒有在槍林彈雨中被敵人擊倒，卻死於“文化大革命”初期，而且死的有點“不明不白”。有關傳記中只一句“閻紅彥已經停止了呼吸”簡單了事，讓人一頭霧水。
著書的說“事後查明，閻紅彥是吞服了幾十片眠爾通”，但沒有文字記載現場有物證，似乎證據不足。
寫詩的雲：“‘莫須有’罪遭戕殺，反誣自縊亂僞真!”但其中摻雜個人的情緒化成分多點。
有的說閻紅彥是受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逼迫而自殺，理由是閻紅彥跟陳伯達結怨頗深。理由似乎比較充分，但不免使人產生了他爲什麼要自殺的疑問。“文革”中，受迫害的並非閻紅彥一人，有許多人都是戰鬥到最後一息，閻紅彥是不是有點經不起“風浪考驗”，“膽怯”陳伯達?
爲此，筆者查閱了大量的資料發現：一方面，閻紅彥是被逼心臟病突發而亡的，這與陳伯達不無關係;另一方面，閻紅彥的死與他本人耿直剛烈的性格有關。
因不同意見，閻紅彥和陳伯達發生了爭吵。陳伯達指責閻紅彥是“大西北主義”。
1933年初，日本帝國主義準備大規模進犯華北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幫助下，5月26日，以馮玉祥爲首的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成立。這時，蔣介石一面配合日軍“圍剿”抗日同盟軍，切斷交通，斷絕糧秣;一面施展各種陰謀，對馮玉祥部下進行政治拉攏和分化瓦解。8月5日，馮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軍處境十分艱難。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河北省委領導的同盟軍中黨的前委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動員在黨影響下的部隊約一萬餘人，於8月9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張北縣。
閻紅彥和劉振遠奉調率部至張北，編入許權中(共產黨員)的第十八師。不久，閻紅彥的騎兵連又調歸同盟軍北路軍總指揮吉鴻昌，改編爲特務連，仍由閻紅彥任連長。8月27日，前委在張北縣北部的二泉井召開了擴大會議，研究部隊的去向問題。閻紅彥提出“將部隊拉過平綏線到陝北與紅二十六軍會合”，陳伯達當場指責閻紅彥“只知道你們陝北”，是“大西北主義”。
陳伯達主張我黨應當退出同盟軍。爲此，閻紅彥和陳伯達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一氣之下，閻紅彥退出會場。第二天，前委常委鄒春生(後叛變)批評閻紅彥，並要他檢討，遭閻紅彥拒絕。不久，閻被撤銷職務，調司令部“休息”。1934年7月，閻紅彥被上海中央局派往蘇聯，次年底返回陝北。
閻紅彥如實向毛澤東反映公共食堂中存在的問題，並得到毛澤東的讚揚
1961年5月10日，閻紅彥在彌渡縣給毛澤東寫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幾個問題的調查》，內容如下：
從4月16日起，我在思茅地區作了些調查研究，參加了普洱、景谷兩縣的縣委擴大會議，同一些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幹部進行了座談，並找了若干社員聽取意見。現將幾個主要問題報告如下：
一、社隊規模問題。我省的社隊規模一般都是偏大的。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居住條件、經濟聯繫、民族關係，該大就大，該小就小。山區應基本上以村寨爲基本覈算單位。在一個公社內，可以有的核算單位是大隊，有的是生產隊。以調查和試點推算預計全省調整後，社隊都將增加兩倍以上。
二、公共食堂問題。羣衆反映很強烈。我重點調查了三個食堂，羣衆意見主要有三條：一是浪費大，二是平均主義，三是辦食堂和發展私人養豬、家庭副業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幾十個食堂調查，都說明了同樣的情況。省委考慮還是根據羣衆自願，不能有任何勉強，羣衆真正要辦的就辦，羣衆真正不願辦的就不辦。當然，即使要散，也要有準備地散，避免發生混亂。
三、關於分配“三七開”問題。根據我的調查，多數地區羣衆都不主張實行部分供給制，但都一致同意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其開支大體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二至三，最多不超過百分之五。這實際上是擴大公益金的辦法。一部分地區羣衆仍願意除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外，對全體社員實行部分糧食供給制，供給部分大體上也只佔到分配給社員部分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我覺得上面兩種辦法都可以實行，全省不必強求一律。
四、耕牛、大農具的所有制問題。多數意見是歸生產隊所有，我認爲這樣做對大隊並無損害，還可以大大加強生產隊的責任心和積極性。
五、山林分級管理問題。現在的問題一是所有權不清、責任不明，二是管理制度廢弛。調查中，大家認爲：只要迅速確定林權，明確所有制，加強管理，山林恢復起來就很快。
六、實物分配問題。社員要求實物按工分分配，多勞多吃。
這封信樸實無華、實事求是。閻紅彥既沒有昧着良心隨波逐流說假話，也沒有閉着眼睛人云亦云吹大話。信寫好後，不少同志都爲閻紅彥捏一把汗，勸他不要操之過急，想好了再作決定。
公共食堂在當時被認爲是“社會主義的心臟”，是“階級鬥爭的焦點”，是“必須堅守的社會主義陣地”。誰反對誰就是“攻擊三面紅旗”，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閻紅彥的主張，雖然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符合大家的心願，但沒人敢於公開支持。
對此，閻紅彥的態度是：“不瞭解情況辦錯事是可以原諒的;明知不對，考慮個人得失，投機取巧，就是品質問題。”
這封信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揚。他親筆批示，轉發。
2002年12月23日，《合肥晚報》曾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一份不提階級鬥爭爲綱的文件》爲題作過報道，內容如下：
1962年8月至9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分析，會議決定按照“以階級鬥爭爲綱”的精神，在全國農村開展一次全面整頓羣衆運動。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認爲，雲南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颳起單幹風，也不存在生產、生活和市場混亂的問題，因此不需要提“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問題。閻紅彥把這個意見報告給鄧小平，得到了同意和支持。鄧小平說：你們的情況不同，就按你們的辦。
12月21日，雲南省委批轉省委宣傳部的《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意見》。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爲綱’去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羣衆運動”。這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爲綱’”的省委文件。如今，這一文件被認爲“是雲南歷史中一個值得稱頌的亮點”。
文件發出後，很快就受到西南局和中央的追查。閻紅彥說：“沒有飯吃，搞哪樣階級鬥爭!雲南急於解決的是老百姓的溫飽和穩定，如果誰能發明人可以不吃飯，我就天天搞運動。”
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就這個文件點名批評閻紅彥是大膽的主觀主義的假設，小心主觀主義的求證。不久，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告訴閻紅彥，要他就此事在西南局會議上作個檢查，並由省委寫出檢查報告。閻紅彥爲檢查定的口徑是：省委的做法是符合雲南實際的，但文件在文字上有“不妥”之處，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應該記取教訓。
彭真受中央委託到雲南檢查處理此事。經過調查，他認爲雲南是緊密結合實際，認真貫徹中央指示精神的，那個文件只是文字表述上“欠妥”，檢討了就行了。彭真回京後，雲南省委向各地委打了招呼：工作要按省委的安排抓緊抓好，公開講話和在文字上不要與“以階級鬥爭爲綱”發生矛盾。
爲避開“造反派”，秦基偉將閻紅彥送到一個祕密的軍事基地
閻紅彥做夢也不曾想到，這份“受查”的省委文件，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找了出來，成了“造反派”首要“炮打”目標，他們攻擊閻紅彥是“反革命分子”。1966年10月，陳伯達、林彪、江青等專門召集一部分高級幹部，“揭發、批判”鄧小平。有人說在淮海戰役中，鄧小平動搖，想要撤退。閻紅彥當即揭穿說：“淮海戰役中，前委一直和三縱隊在一起，我怎麼不知道。”弄得江青、陳伯達狼狽不堪。於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點名閻紅彥爲“反革命修正主義”。閻紅彥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
在北京開會期間，閻紅彥的兒子閻澤羣還告訴了一個令他十分吃驚的消息：江青在北航對紅衛兵說，中央正在開會，她和主席佔少數，很多人都反對毛主席。主席準備上山打游擊。閻紅彥當時怔了一下，慎重地問兒子：“她真這樣說?”閻澤羣說：“不會錯，八大學院像開了鍋，這些話很快會傳到外地去，你們在這裏開會研究了半天，恐怕還抵不上這幾句話的作用。”
閻紅彥聽完兒子的話後，激動地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臉色赤紅，捂着胸口，半晌沒有說話。忽然，他緊鎖雙眉，對兒子大聲說：“怎麼能講出這樣不負責任的話!我們跟着主席幾十年，會反對毛主席?我們會反對毛主席?”
從北京開會回來後，昆明已是一片混亂。閻紅彥也處於“造反派”的猛烈“炮轟”之中。“造反派”要他表態贊成誰打倒誰，但他始終堅持原則。“造反派”頭頭氣急敗壞，辱罵閻紅彥是“老奸巨滑，爲老幹部樹黑樣板”。他們把閻紅彥拉出去批鬥，整天不讓他休息，不讓他喝一滴水，吃一粒米。
1967年1月4日，“造反派”頭子要求閻紅彥出席在昆明檢閱臺廣場召開的批判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勒令閻紅彥到會接受批判。閻紅彥沒有去，“造反派”就煽風點火造謠說，秦基偉把閻紅彥藏到軍區去了，並高呼：“秦基偉!把閻紅彥交出來!”
不明真相的羣衆一窩蜂似地衝進軍區大院，衝擊軍區機要大樓，圖謀搶奪機密檔案。解放軍戰士手挽手，用血肉之軀組成一道人牆奮力抵制，軍區大院一片混亂。
閻紅彥得知消息後，血壓急劇升高，心跳加快，面色通紅，他決心親臨現場，給不明真相的羣衆講明道理，讓他們撤出去。省委其他負責同志把閻紅彥勸住了，說現在是有理講不清。秦基偉、李成芳也打來電話，勸他千萬不要出去，說由軍區出面，設法解決問題。
爲保護閻紅彥，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在當天下午5時把閻紅彥和夫人王騰波祕密送到昆明市一個軍事基地——小麥峪。
小麥峪距昆明市約10公里，是省軍區的一個祕密的軍事基地，周圍設有警戒線，一個警衛團在這裏駐紮。這裏山崖陡峭，野花叢生，空氣清新，景物宜人。在這樣一個平靜的環境裏，閻紅彥的思緒卻像大海的波濤一樣，洶涌澎湃，怎麼也平靜不下來……
1月5日清晨，他決意下山說服羣衆退出軍區。洗漱完畢後，他連早飯也顧不上吃，就催促祕書和司機進城。
祕書曹賢楨對閻紅彥說：“周興省長昨天半夜從城裏來，跟他商量商量再定吧!”
周興對閻紅彥說：“你目前身體情況那麼差，絕對不能去。那裏根本沒有組織，既找不到‘造反派’，更找不到他們的頭頭，亂糟糟的像個自由市場。你去了也無法做工作，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正好，軍區領導同志也來了電話，告訴他軍區已組織了代表團與“造反派”聯繫，但“造反派”根本不理。秦基偉特別強調：“現在情況極其複雜，工作還是由軍區想辦法來做，你千方不要來。”
這一天，閻紅彥度日如年，在煎熬中捱到了天黑。他決定讓夫人王騰波回省委，他和周興去軍區大院，力圖通過工作，扭轉混亂的局面。
閻紅彥的車子在茫茫的夜色中開進了城。“造反派”的旗幟插在省委辦公大樓上，“砸爛黑省委”、“打倒閻紅彥”等大字標語到處都是。“造反派”的宣傳車在軍區大院內跑來跑去，高音喇叭發出刺耳的尖叫，各派組織的旗幟，橫七豎八，擺滿一地。
閻紅彥的家已被抄。門上、窗上都貼了封條。誹謗性的大字報，貼滿了牆壁。他想進自己的家去看一眼已是不可能了。
1月6日，閻紅彥得知省委書記趙健民被“造反派”五花大綁，戴上高帽，跪在一輛公共汽車頂篷的行李架上游行示衆時，悲憤難耐，眼淚奪眶而出。
“造反派”找不到閻紅彥，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叫嚷着：“在哪裏抓到閻紅彥，就在哪裏處決!”
閻紅彥聽了哈哈大笑道：“國民黨曾經重金懸賞要我的腦袋，我都不怕，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麼!”
1月7日下午3時左右，閻紅彥親自接了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的電話，然後高興地告訴夫人王騰波：“等一會兒秦司令員要來，你趕快告訴炊事員，準備點兒菜。秦司令員是南方人，喜歡吃米飯。”
晚8時左右，閻紅彥的另一祕書王銀山和秦基偉的祕書同車來到小麥峪。秦基偉託祕書帶給閻紅彥一個條子，大意是：“情況有變化，我不能來了，我的處境很不安全。”
就在閻紅彥還沒有轉過神的時候，王銀山接着又向閻紅彥報告說：葉帥從北京掛來了電話，問閻紅彥現在在什麼地方?住的地方安全不安全?身邊現在都有些什麼人?我說：電話不保密，不好告訴你。目前基本安全。祕書、夫人、司機、警衛員都在。葉帥又說：要說服“造反派”，不能抄閻紅彥同志的家。我說：家已被抄了!葉帥難過地嘆了一口氣，放下了話筒。
閻紅彥默默地在屋子裏踱了幾步，然後說：“葉帥也管不住了!”
1月8日，是閻紅彥來到小麥峪的第四天。
凌晨1時，中共雲南省委辦公廳響起北京的長途電話。接電話的是中共雲南省委副祕書長王甸。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要找閻紅彥!
王甸當然知道閻紅彥的祕密行蹤，便給小麥峪掛了電話。
祕書曹賢楨哪敢怠慢，叫醒了閻紅彥，說：“省委辦公廳王甸副祕書長轉來了陳伯達從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
“哦?陳伯達……”
陳伯達是個氣度狹小的人。自從閻紅彥和陳伯達發生爭吵後，一直對他沒有好印象，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陳伯達攀上了江青，頤指氣使，發號施令。
“首長……”曹賢楨站在閻紅彥面前等待指示。
“把電話接過來!”
不一會兒，電話裏響起了難懂的福建話。閻紅彥實在是聽不懂，恰巧汪東興正在陳伯達那裏，臨時由汪東興充當“翻譯”。
陳伯達的話非常刻薄：“你不要像老鼠一樣躲在洞裏，去見見革命羣衆嘛!你的命就那麼值錢?你沒有了命我負責賠你一條命!我可以給你立個字據，你不要膽小，不要養尊處優，當老爺當慣了，見不得風雨。鬥過一次兩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這就是中央的意見!”
閻紅彥一聽，肺都氣炸了，大聲吼道：“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你們坐在北京只知道亂髮號令，瞭解不瞭解下面的情況?你們對雲南的經濟建設怎麼看?對邊疆怎麼看?你們究竟想幹什麼?把地方領導機關搞成這個樣子，怎麼領導?你們這樣幹下去，是要出亂子的。”
陳伯達大罵閻紅彥“頑固”，他說：“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寫得明明白白的嘛，你還怕出亂子?要依靠羣衆解放自己，靠毛澤東思想領導。你這麼害怕羣衆，難道要毛主席出來爲你保命……”
說罷，陳伯達掛斷了電話。
閻紅彥的心情實在難以平靜下來，他推開周興的門，激動地談了剛纔發生的一切，並要馬上進城到軍區大院去接見“造反派”。
周興勸他說：“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麼用，還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於是，閻紅彥回到自己的房間。他心煩意亂，口乾舌燥，端起桌子上放的水一飲而盡，合衣熄燈上牀。
凌晨四五點鐘左右，一隊汽車朝小麥峪衝來，隆隆的馬達聲，嘈雜的人叫聲，亂成一片。
門衛緊急報告說：“‘造反派’衝進來了!”
曹賢楨急忙跑進閻紅彥的房間，催首長趕快起牀，連喊幾聲卻不見動靜——閻紅彥已經去世了。死前，閻紅彥緊握着雙手，顯得極其痛苦。
閻紅彥死後，本來要登在當時給政治局常委看的內部刊物《要事簡報》上，陳伯達把這一消息刪去了，說不用登，算不上是“要事”!
閻紅彥逝世的噩耗，很快傳遍雲南各地。林彪等人誣衊閻紅彥爲“三反分子”，下令不準爲其開追悼會。可是，雲南的黨、政、軍機關的許多幹部和羣衆，都自發地爲閻紅彥舉行了追悼會。
周恩來聽到閻紅彥的死訊，大吃一驚。在聽完王銀山、郭超的彙報後，他含着淚說：“閻紅彥是個好同志，在那樣艱難的處境中，他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該死啊!”
王銀山難過地說：“總理!我沒有保護好閻紅彥同志。”
周恩來意味深長地安慰說：“你一個人是保不住閻紅彥的。”
閻紅彥生前的許多戰友聽到閻紅彥的不幸消息，都十分悲憤。在處境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他們也挺身而出，仗義執言。譚震林在所謂的“二月逆流”中，就指着江青憤怒地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幹部一個一個都打光!閻紅彥有什麼罪，都給整死了!40年革命，落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寒心啊!我一輩子沒有哭過，現在我真想哭三天三夜!”
人間自有公理在，十年沉冤終昭雪!
1978年1月24日，在黨中央和鄧小平的直接關懷下，閻紅彥的骨灰被迎回到北京。
